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

李辉    复旦大学历史系 
刊 名： 北方文物  PKU
年，卷(期)： 2004 ""(4)
本文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认为金代的金、银牌并非承接唐宋制度,而是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吸收中原文化的结果,即对中原符制的简化.
当时，通讯不发达，女真各部之间靠口头传达信息，往往是一个信使拿着自己部落的“信牌”就能代表部落首领，到另一个部落中互相通告，总部落长的信牌还有下达命令、进行贸易的作用。信使也不能象后来拿着文书一样，而是在“箭杆”上刻画符号，按照符号传达部长的意思。
    这种信牌由各部自己制作，会盟时部长之间认可。
    这时，阿骨打提出，各部自己制作的信牌一律取消，都有完颜部制作发放，刻画的符号也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国信牌经过这样一改造，成为了具有国家间国书资格的信物。由此，各部之间的政令、军令更是都处于完颜部了。从松花江东岸一直到黑龙江东部，额尔古纳河地区都通行完颜部的国信牌。
这种国信牌出土过。
    国信牌是中国符信制度的产物，以前，国家信使代表是持着旌节的，如苏武出使时就是手持旌节。改成牌牌，方便多了。
    在生女真部落就仿照辽国制作了国信牌。唐宋时期，旌节全部制改为符信制。唐代著名诗人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诗》句“通海便应将国信”，宋朝专设有“国信所”，一度专掌“契丹使介交聘”，直到元代，郝经还作为“国信使”出使南宋。
    契丹和金朝继承了国信牌制度。在1113年以前，女真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都制作由部落长画押的国信牌，乌雅束和完颜阿骨打时期，宣布把各部落的国信牌取消，国信牌由太师府统一制作，根据情况颁发使用。但是，自从金朝灭亡后从未发现过国信牌的实物。日本对女真金朝的国信牌在金代便有记载。
日本史书《吾妻镜》成书于南宋时期，该书贞应三年（即元仁元年，相当于我国宋宁宗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二月二十九日记事称：上年冬季，高丽人乘船流寓到越后国寺泊浦，式部大夫朝时，将船中弓箭等各什物报给朝廷，而且持“银简”一根，长七寸，广（即宽）三寸，上有四字铭文。但满朝文士都不认识，于是只好把字体描摹下来。后来，许多人研究这四个字，互相抄来抄去，许多版本便失去了原形，各研究者争议纷纷，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急需实物对证。
1976年，在原苏联滨海区苏昌城北部赛加古城遗址出土了女真文符牌一件，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中间有个孔(俗称“穿”)，可结绳索，中间一个类似“主”字的大画押，据周辉《北辕录》、范成大《揽辔录》记载就是颜阿骨打的手笔。下面三个女真字，读作“国伦——你——哈答温”，翻译为“国之信”，也有译作“国之诚”的。由此可知这就是出土最早的一块女真文国信牌。但是，当时因中苏之间存在边境问题争端，这个发现没有公布。据说，此牌由其国家定为特级保护。
赛加古城是八百年前比较繁盛的居民点。金代时称为“耶懒路”，元、明设置牙兰千户。耶懒路以以水得名，耶懒水到清代称牙兰河，在宁古塔将军管辖之下。后来，沙俄到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占领了牙兰河，把这条河改名为塔乌黑河。这里是金代对外交通的港口，所以这里出土国信牌不奇怪。俄罗斯建立之后，公布了这块国信牌，使日本史书的记载得到印证，记事可靠，而且使被抄写错的女真文得以纠正。
17）“国之诚”银牌
   1976年出土于苏联滨海边区苏昌城以北赛加古城155号遗址。该符牌为银质，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上端有穿，可系绳索。中间有一类似“主”字的花押。下部有三个女真字，按《女真译语》注音为“国伦—你—哈答温”，义为“国之诚”。该银牌与《吾妻镜》记载的女真文“银简”的形制非常相似，两者的女真字铭文是相同的。有关该银牌的考释见颜华《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刘凤翥《女真字“国诚”银牌考释》（《文物》1980年第1期）。
18）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
1972年冬，在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老阳坡发现金、银质符牌各一枚，形制基本相同，约长21厘米、宽6.2厘米、厚0.3厘米，金银牌正面均铸有三字铭文，第一字是一类似“主”字的花押，后两字究竟是契丹字还是女真字，目前尚无定论。郑绍宗《承德发现的契丹符牌》（《文物》1974年第10期）首先报道了这一发现，并认为符牌上的铭文与庆陵出土契丹哀册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更断言这两枚符牌铸造于金朝初年，其铭文为契丹小字。但契丹语文学家普遍对上述意见持保留态度，于宝林认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文献》1985年第2期245页），刘凤翥《契丹文字资料简介》（台北《中国书目季刊》26卷第2期，1992年9月）也没有列入这两枚符牌，颜华《女真文》则明确指出符牌上的铭文为女真小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13页）。
19）黑龙江伊春发现的金质符牌
   1975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进行基建施工中发现一枚金质符牌，后被人切割为几小块，其中两块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这面符牌残存的铭文来看，它与承德发现的金牌大致相同。有关报道见谭英杰《伊春大丰发现的契丹文金质符牌》（《黑龙江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63～66页）和王东甲、魏国忠《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两文均认为该符牌铭文为契丹字。这个结论只不过是沿袭了郑绍宗对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铭文的考释意见而已，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20）吉林德惠发现的银质符牌
   1983年12月，吉林省博物馆从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乡梨树园村村民孙玉田手中征集到一枚银质符牌，其形制和铭文均与承德发现的符牌相同。有关报道见王则《吉林省发现的契丹文银质符牌》（《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2期）、邹世魁《吉林省德惠县发现辽金时期银质符牌》（《文物》1986年第5期），王文认为该符牌铭文可能是契丹小字，这个结论缺乏可靠的依据，因为在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原字中并没有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