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07
整个人类的存在只是偶然
潘一禾
我还是第一次通过阅读,在寂静中聆听两个都让人感到敬畏的科学家之间发生激烈争执。在我们心目中已有了一百余年影响的达尔文是这场争执中的“败者”,他的“适者生存”和“天择”学说在一系列考古的发现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中,被证明是一种“伪科学”,因为他所提供的“自然律”“极可能是伪证”。
《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的作者许靖华是当今世界上极有影响的华裔瑞士籍地质学家,他的这本生物哲学专著,以恐龙和其它大量生物灭绝的原因作为故事叙述的中心情节。讲述的是生命的足迹,而非人类的历史。作者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古生物学家在各地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很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了无数奇珍异兽的大规模灭绝。物种的形成和灭绝,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种增加、竞争升级和优胜劣汰,自然界生命的历史,是大规模杀戮事件及随后新生命形式的爆炸性增长。因此,“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生存是机会而不是适者。
尽管这本书描述了诸多关于历史上大灾变情况的调查、考证和假说,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解释都“尚嫌理由不足”,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书中读到古生物学家面对历史的另一种真实态度。比如,《大灭绝》的作者告诉我们:生命的历史充满了随机和断裂,“天择”不过是大自然的随机选择,机遇则不过是在自然的反复无常中侥幸存活。面对生命史上的这种随机和断裂,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来重视历史,历史的原状对人类而言既是无法发现、无法谈论的,也是可知的。这种可知,就是通过发现谎言,来发现真理的存在,通过承认幸运,来面对不幸的可能。由此,《大灭绝》的作者告诫我们:达尔文式的学说使得人类以为生命的变化历程中有某种可被人类理性认识的内在本质或基本规律,人类借自己的“天然优越性”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或控制自己的命运,人类的发展有一个一步步向高级演化而日趋完美的终极目的。而事实上,整个人类的存在不过是一种偶然。人类应该为恐龙和其他无数生物的灭绝为人类留下的机遇而心存感激,应该为上一次大灾变后生态环境的终于恢复而心存感激,应该为人类在上一次大灾变后的物种激增中因为是“先来者”而在一段时间里有点“优胜”而心存感激。人类不应以自身的历史来定义生命的历史,来定义其他物种的性质和命运。作者还指出,达尔文所说的“适应能力”不过是针对“小生境”的,但任何小生境不可能只被一种物种当作独享的领地,它必须、实际上也只能向大环境开放,向一切大小物种开放,因为“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人类因此要学会各民族国家间的真诚相处、兼容彼此,不要假装明了谁是“适者”,不要假装自己已认识了世界。人类因此还要特别学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不要凭借“理性”、“科技”和“最终目的”去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去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星球推到危险的边缘。
虽然这主要是一场古生物学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的争论,但这也是一场真理与伪“公理”之间的争论。虽然达尔文无法为达尔文思想的影响负责,但如果我们要清醒地领悟人类自身,就不能不把我们心目中的一些“伟人”和围绕着他们的一些“既定真理”,放到更真实、更科学的背景上去重新审视。
(《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许靖华著,任克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一月版,16.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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