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酒量有多大？
——评康震的《明明白白话李白》中的两处错误
一枝花
日前（
问题之一：李白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下面是节目大意：
……
康震:李白的酒量其实并不大。
刘芳菲:不是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康震:李白喝一杯酒就倒下（醉）了，那酒量还大吗？
刘:（李白）是不能喝酒的诗仙？
康说：对。
（提问环节）
现场的黑人留学生反问康震：能用诗句来说明酒量大小吗？李白也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诗句啊。
康震：这是李白用来烘托自己，夸大自己的酒量。（康的意思是，不能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来证明他的酒量大。）
上面的对话，康震有两个论证错误。
其一，论据虚假。康震以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的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作为论据证明“李白的酒量不大”。是犯了论证中“论据不得虚假”的规定。文学理论常识告诉我们，诗词作品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康先生用可以虚构的诗句作论据，犯了“错把艺术当真实”这么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何况，“斗酒诗百篇”怎么就见得李白喝了一杯就醉了呢？怎么就见得李白的酒量不大呢？怎么么就不用来证明李白确实厉害：酒量大，喝了“斗酒”，还能清醒地写出一百篇诗来呢？
其二，论证矛盾。康先用“一杯就醉”来断定李白的酒量不大，后又用“'会须一饮三百杯’只是李白的自我夸张”加以否定，论证过程前后矛盾。
论证逻辑告诉我们，在论证过程中，不允许出现自相矛盾的论据，也不允许出现自相矛盾的论证。先假设允许用诗句作事实论据，那么，康既用了“斗酒诗百篇”来论证李白酒量不大，就可以用“会须一饮三百杯”来论证李白的酒量很大。但这样一来，又直接推翻了康先生先前得出“李白的酒量不大”的结论。如是，康先生自已就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于是，康先生就只能硬着头皮用了较为隐蔽的“自相矛盾的论据”来辩解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因为是杜甫写的，别人写的，可用为旁证；而“会须一饮三百杯”是李白自己写的，自己写的就有王婆卖瓜之嫌。这就是典型的“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的自欺欺人行径。
我想，在现场被外国留学生反问时，康先生应该是心中暗自一惊的，因为他毕竟还是个能在著名大学里讲学的人，不会连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不是事实，论证时不能犯前后矛盾这类逻辑常识的。如果知道错了，还用如拙劣的“聪明”手段来糊弄听众，特别是糊弄外国留学生，那就实在太不厚道了。
问题之二：“斗”是“酒杯”吗？
康震与刘芳菲讨论李白喝酒用“斗”。
康：“斗”有两种，一种是“酒斗”，一种是“粮斗”（打出字幕）。“李白斗酒诗百篇”当然不是粮斗，是酒斗。酒斗就是饮酒的用酒杯，其实那酒杯不大。
这里，康震对“斗”的解释“失据”，在古文化常识上犯了错误。
康先生所引用的诗句出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床，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一种版本的诗句。也有的版本载为“李白一斗诗百篇”。那个诗句更为准确，这且不说孰是孰非。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斗”是不是“酒杯”的问题。
不管是“一斗诗百篇”，还是“斗酒诗百篇”，“斗”其实应是“斗卮”的简称。以《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有关文字加以分析说明：
“樊哙……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从《鸿门宴》“项王'赐之卮酒’”，部下“则与斗卮酒”中可以看出：樊哙喝酒用的是“斗卮”，也就是项王所命令的“卮”，只不过是容量为“一斗”的较大的“卮”而已。同理，李白饮酒用的也是容量为“一斗”的“卮”。这种卮，是当时最大号的酒杯。因此，诗句中的“斗”，不是酒杯，而是指容量。另外，或许有人怀疑：有容量为一斗的酒杯么？这关系到古今度量衡的差异问题。据考古者以实物测量，秦汉时期
由此，杜诗的“一斗诗百篇”的“斗”理解为“斗卮”——一种较大的酒杯更为合理。
下面再用其它资料佐证。
其一，文字学。甲骨文的“斗”字，形状像带把的舀酒的勺子形。
本义是指带把的酌酒器具。
引申为：象“斗”状的器物。如，熨斗、烟斗、漏斗；北斗七星。
又为形容词：或形容其大，如，斗胆包天。或形容其小，如身居斗室。
其二，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6页）第七单元·常用词（七）
[斗]
（一）有柄的酒器。诗经大雅行苇：“酌以大斗。”（酌：以斗取酒注入饮器中。）史记项羽本纪：“玉斗一双，欲与亚父。”又：“玉斗一双，再拜奉将军足下。”
（二）量粮食的用，
“李白一斗诗百篇”中的“斗”即是文字学中的“本义”，也即王力《古代汉语》“斗”的解释中的第一义项，当属“酒酌之器”。所以说康震先生把“斗”解释为“酒杯”失据。
康先生犯上述的文化错误，真是匪夷所思：他在大学读中文时应该学习过汉文化前辈王力的《古代汉语》吧，或如王力先生一般的汉文化前辈有关汉语论著吧，该不会连“酒器”中的“斗”是酌器而不是饮器这个常识吧？
由于康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担负着为中国教育界培养中文教师的重任，其传授的汉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出现了如此不堪的文化错误，人们就有理由担心：连“大师”级人物治学都这么不严谨，中国的传统文化将由谁来传承？长此以往，汉文化将会是什么样子？
嗟呼，“文化大师”岂能如此炼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