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什么，无非是一个我。然而，划开时间的深帷，那个我却是如此的孤苦而渺小。因为在时空的无限长河里，我也不过是倏忽片刻的停留罢了，终究会消逝一空，而世界如我未来时一般。我存在过吗？我又当如何存在？于是，有限和无限，有我和无我之间，成了这个“我”最难解的困惑。
儒家一直在给这个“我”砌墙添瓦，诸如人生一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生努力着怎么学会进取，怎么获得成功。却没有人告诉你不成功该如何。
佛家和道家终于出来给大家松绑了。佛家用一个“苦”字，将众生召集起来，让你在一个小我之外，看见无限多的小我，他们和我一样遭受种种人世之苦，于是你个人的那点小苦在纵横世界的比较中得以释然，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唯有用爱互相慰藉取暖。同时佛还用善恶之报，将时间尽头对未知世界——死亡的恐惧转化成现世中的行善之念，唯行善之人得以善终，得以进入天堂！如此，一切虽皆灭，可佛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给小我铺设了一条金光闪烁的袈裟，人间的荆棘之路就不那么疼了，尽头也因轮回也不那么虚空了，小我得以救赎！
而道家用了一个“齐”字，给世人指明了另条逍遥的路。等万物，齐生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皈依。一个小我在时空里穿梭，形如一只飞舞的蝴蝶或者一片婆娑的叶。“我”本和物一样渺小，朝生暮死。何必妄自尊大，以“我”示人呢？我本无我啊。于是，因为无我之念，“我”有了蝴蝶的洒脱，有了神游身外的逍遥。一切皆过往，道家在有限和无限之间，让小我得以消弭，让精神得以自由。若说儒家是走在地上的，通向远方尽头的；那么道家则是飘然于人间之上的，形已无形，唯有气韵游弋人间。
人间，因了这些有限和无限的时空之别，让肉身有了我之有无的辩驳。然而，“我”更在意的不是结局，而是如何让这个“我”畅游于人间，消融掉宇宙尽头那等待着的终极的悲哀。
虽说人无根，如东海浮沤，然而“我”是需要安顿的。这点安顿虽然对于整个宇宙洪荒形如虚设，可是人的肉身却需要安上精神的皈依感。没有精神的安顿，肉身就成了飘摇的烛火。所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面对的不仅仅是那对面的烟波浩渺，更是宇宙的浩荡江海；思慕的不仅仅是肉身的家乡，更是精神的故园啊。然而能安顿什么呢？
冯友兰说，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名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人生无非是从一个小我走向大我和无我的境界，是将这个“我”用种种精神的砝码安顿下来的。一开始，为了这个执着的我，循着本能和欲望而去，自然只能是自然境界和名利境界。可是当自身饱满，终于能顾及社会的规则，于是能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了，道德境界成了肉身的横梁；再后来，看见了更深远的时空和时空尽头的虚无，还看见自我的渺小和虚空。此时，天地的辽阔和宽广成了行事的背景，如何能留下可与天地匹配的悠远深阔？思索中，目光渐有了超越于眼前世俗的深远，小我摒弃，意义和价值成了精神的横梁。此时，精神渐安顿于无限的宇宙。
《苏东坡传》中，一将去老者留言为教：“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而另一老人却以为人生将去，将时光花在声色美酒之中，以此自娱。苏轼劝告其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上。
想来，自己的事，何事?美酒声色终究是身外虚无，无法附着肉身。人生的末端能带走什么，既带不走身外，也无法长存于世，那就让有限的身附着上最贴身的灵髓吧，那些灵髓只为你而存——你走它亦走，你留它亦留，别人无法夺走，无法取代。一如苏东坡的诗文，书法，亦或思想！东坡化而去，他可带走者，亦丰裕自足矣。此是以“有”安顿“我”之虚无，仍是儒家的安顿吧。
还有一人，苏轼之友，名曰吴复古者。他对世界无所求，他时隐时现，从不为政治纠缠，过着飘荡不羁的自由日子。想来，所谓的无求，其实是放下了小我——小我的野心，小我的执念，其身如叶，随世间之风飘荡，得一把米就喝粥，得一羹肉就喝酒，无所得就乞于路……总之，一切皆可接受，心如无风湖面，无一点褶皱。又如，疲倦的苏东坡在松风阁上忽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此时的心境，不就是放下了那些必须的事，必须的念，从而处处无事，当下即念吗？世间哪里有什么必须，不过都是“我”之执念罢了。放下了，天地辽阔，如鱼在水。这样的安顿是道家的释然，是无“我”之安顿吧。
其实，人生除了有限和无限，有我与无我，还有一个无常存在着呢？谁都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人生才真的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是收回放远放空的视线，回到当下，活在当下吧。也许在更悠远和虚无的时空参照下，当下才更弥足珍贵吧。
2015-11-22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