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历来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所谓“首”，有最早、最重要和对同一群体的其他人有最大影响等含义。韩愈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其时代的和个人的多方面的原因。
韩愈自称“昌黎韩愈”，后人因此也叫他韩昌黎。但韩愈实际上不是昌黎人，他的老家是河南的河阳，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孟州县。历史记载，韩愈祖上是有名的，但这也不很确实。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韩愈七世祖为韩茂，茂死于太安二年（公元456年），其子韩均卒于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按：韩茂既为高官，不能是早夭，假如他享年50以上的话，其出生当在公元400左右，韩茂经韩均、高祖韩睃、曾祖仁泰、祖父睿素、父仲卿至韩愈六代，期间360余年，其世系年代间隔为60年以上。这是不合理的。就是说，韩茂不能是韩愈的七世祖。而且，从韩睿素到韩愈，这祖孙三代似也有问题。据阎琦《韩昌黎文学传论》，韩睿素额任桂林长史的年代，当在武后、中宗时期，即玄宗即位的十年之前。玄宗即位712年，十年前为702年，此时，韩睿素既已为长史，年龄至少也应30左右，这就是说，他应出生于670年左右，或更早。而韩愈生于768年，也就是说，他比韩愈大100岁左右。若韩愈父亲50岁左右生韩愈，则韩愈的祖父也是50左右生他的父亲韩仲卿，而韩仲卿又是睿素的长子。50岁始长第一个孩子，这是有些奇怪的。
韩愈生母是谁，也是个迷。韩愈讳言其母。其生母为何人？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清人沈钦韩曾说：“案祭文（《祭郑夫人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舍。”胡适补充说：“沈说虽无可据，于情理盖亦可通，退之或出于婢妾，伊产后即他适，故退之自叙不道之耳。”陈寅恪则说：“据白氏《长庆集》三十三《追赠韩愈二十九人亡母郡国太夫人制》，有‘归于华族，生此哲人’等语，当即指退之生母。且恐非婢妾改嫁。”卞孝萱发表《为什么韩文中未提出过母亲？》、《韩愈“生母”之谜》等文，推测韩愈《乳母墓铭》中所说的“乳母李”，可能为韩愈之生母。上述看法虽不同，但都认为韩愈与其兄韩会非一母所生，因此才有“生母”问题。而阎琦《韩昌黎文学传论》则认为，韩愈与韩会也可能是一母所生，他说道：“韩愈长兄韩会之卒在大历十三、四年，享年四十二。其时韩愈十一二岁。以韩会长韩愈三十岁推，会与愈非一母所出。这个推断不为无理，但也未必如此。……韩氏家族的婚嫁，按现在的说法，是颇有“早婚”的习惯的。……假如仲卿娶妇亦如是，则其母生愈时不过四十五六而已。四十五六生子当并非稀见，以上虽是假设，但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四十五六生子”可能性确实很小。韩愈与韩会应该非一母所生。
韩愈童年、少年时期生活动荡不宁。他出生在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他跟着哥嫂回河南老家。七岁时他的哥哥韩会去京城做官，他又跟哥哥、嫂嫂去长安，十多岁时，韩会被贬到郴州，他“随兄播迁韶岭”，到韶州不久韩会病逝，韩愈又跟着嫂嫂，扶兄长灵柩归葬中原。当时中原多事，全家又迁居到宣州。童年、少年的经历给韩愈留下难忘的记忆，以至他后来多次提及，如在《祭郑夫人文》中说：“天祸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岁而孤”。在《复志赋》中述说随兄嫂去韶州的情形：“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
韩愈童年的坎坷经历和家庭状态，对韩愈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使他很早就知道发愤学习。后来他说自己“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生七岁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 李汉讲他幼年“日记数千百言”；皇甫湜也说他“七岁属文，意语天出”，李翱还说韩愈“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这自然有些神秘了，但也说明韩愈从小读书非常认真、刻苦。而且，韩愈一生也保持了刻苦学习的习惯。所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韩愈读书很多：“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这正是一生努力的结果。
二是，韩愈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这样的孩子容易沉溺于精神世界中，对韩愈来说，主要是沉溺于古代典籍的世界。如他在《复志赋》中所说的：“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坷而艰难”。“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矣，超孤举而幽寻。……朝骋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转若相期。”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是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的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途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见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他为什么不那样想呢？这些古人不是在他的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吗？这也符合韩愈的实际。韩愈“好古”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说门面话。他写给自己的好朋友孟郊的信中说：“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孟生诗》中又说：“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这都没有必要说门面话。
三是使韩愈的情感比较丰富。我们读韩愈的文章时会感觉到，韩愈很容易动感情。想到韩愈，我们心中浮现的，大概一个严肃的学者、官员的形象。甚至有点“道貌岸然”。但实际上，韩愈感情很丰富。他很有同情心，对民众的苦难非常关切。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已36岁，好不容易做了朝官，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这个官刚刚当了两个月，就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被贬到广东的阳山。而他之所以上书朝廷，首先就源于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关于当时的情形，他在诗歌中写道：“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员外翰林三学士》）“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民众的痛苦，在韩愈那里感受到的，几乎是自己的肉体的痛苦。我想，韩愈之所以愤然上书，也不光是责任感，也是为自己摆脱痛苦：他不上书，自己就受不了！他的深切的同情之心让他非上书不可，否则自己连饭也吃不下。至于上书是不是有风险，会不会受到打击，管不了那么多了！韩愈不仅仅是对民众，对动物也怀有同情心。他有一首诗《病鸱》，写的是自己救助一只鸟的过程。他对动物也有同情与怜悯之心。
韩愈有一篇散文叫《画记》，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但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源于同情之心。韩愈同情文中那个失去这张名画的人，因慷慨地将画还给失主。故写这篇《画记》作为对画的纪念,文章写道：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威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韩愈的友人李观的有一个砚台，用了很长时间，其仆人不慎把它摔坏了。李观没有把砚台随便丢弃，而是将它带回京师埋起来。对此，韩愈很是赞扬，特地写了一篇《瘗砚铭》，文中写道：“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与瓦砾异。”这是一种典型的仁者情怀。不仅是对人有一种仁爱之心，也不仅是能够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及到大自然的一切生命，甚至能够用仁爱之心来对待没有生命的物件。
（本博文是《唐宋八大家故事》（群众出版社，2015年10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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