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
——艾丽斯·默多克
人总是要选边站。
选边站，意味着痛苦的抉择。这种抉择的痛苦，不是物质利益的丧失，而是自我的精神煎熬。
关于加缪，人们最熟知的选边站，就是在战后与萨特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同路人和共产党的决裂。
但是，我相信，这种选边站，除了对曾经友谊的失去的痛苦之外，并不会对加缪有更大的精神煎熬，就象当年他被共产党开除一样。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这本薄薄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选择了加缪人生的四段境遇：阿尔及利亚的岁月，抵抗的生活，法国的悲剧，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态度，给我们描摹了一个置身于喧嚣时代，一个“局外人”，一个祖国的“异乡人”，一个至死都在追寻“沉默的正义或爱”的加缪。
加缪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莫过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选择了沉默。而这种选择，自然是一种现实和逻辑结果，这种选择，带给加缪的精神压力，如此沉重，如同煎熬。但对于加缪而言，这种选择，或许就像他笔下的永不停歇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是捍卫了自己的西西弗斯，是解放了的西西弗斯。
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底层贫困移民家庭的加缪，童年的生活的印记伴随了他一生，无论是对沉默的母亲的爱，还是童年所受的教育。
作为“国家遗孤”的加缪，在童年时候因为仰承法国宏大的国民教育运动，而得以接受教育，这带给他一个精神富足的世界，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共和主义精神，深种于加缪内心，“直到他去世，他都始终坚信法国共和主义的信条的现实和承诺”。他后来人生中的选择，都与此信念有关，无论是作为记者记录并为阿尔及利亚人民鼓与呼，无论是作为抵抗运动战士，无论是战后对通敌者的态度，以及面对法国的悲剧，他的选择，都是耦合了这种共和主义精神的，包括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奔走无果后选择痛苦的沉默，其实也离不开共和精神的影响。加缪坚持人类尊严的普遍性，也不放弃人类个体的特殊性，这些不仅呈现在他的作品里，也通过他的人生选择呈现了出来。
无知即罪恶。苏格拉底告诫过我们。“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热爱加缪作品的爱尔兰作家艾丽斯·默多克也这样评说道德主义者加缪。作为一个参与者，而非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加缪看到了比观察者更多生活的残酷，所以对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就像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打破沉默，对阿尔及利亚局势发言时，他说：“我一直谴责恐怖。但是，我也必须谴责进行盲目打击的恐怖主义，比方说在阿尔及尔大街上，以及可能伤害我母亲和家庭的恐怖主义。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这不仅是加缪面临的困境，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许多人会遭遇的选择困境。
阿尔及利亚是理解加缪的背景。也是这本薄薄的加缪传记最为出彩的地方。如同书中所言：“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他（加缪）的生命。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因为加缪是一个‘黑脚’，所以他更有条件来表达阿尔及利亚的困境。”加缪在谈到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攻击他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时写道：他的脸上并没有写着仇恨，而是“绝望和不幸。我也同样不幸：他的表情就是我的祖国的面孔”。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这本小册子，有助于我于理解加缪关于人性、生命、仁慈、正义、道德、真理、反叛、沉默的价值。其中，关于加缪所说的“想象力”，也有极具方法论意义的观照价值。
生命的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它们“不可能是科学，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人类思想的倾向由来已久，我个人禁不住对它深表敬意，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
正是这种态度，使加缪成为那个不光彩时代的良心，至今照耀着不光彩的社会。
对于我而言，我并不希望把加缪当成存在主义者来阅读。加缪就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精神塑造的人道主义者，会犯错误，会犹疑，但是对于守护生命，守护道德，守护正义，守护人类真正普世的而非被现实政治裹挟的精神价值，无论所处多么荒诞或矛盾的困境，加缪都为我提供了一个道德生活的范本。这本书所有的思考，包括加缪的思考，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并没有过时。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1954年，加缪在出版的《夏天集》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就是我看到的加缪。
（本文原标题：《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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