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卜正民讲过一段故事。他读大学的时候跑到荷兰旅行，一个人骑自行车赶上大雨，半路摔倒，找到路边一个人家求助。那家人收留了他，帮他处理好伤口，建议他下一站去代尔夫特。
那是荷兰南部一个很小的古城，位于海牙和鹿特丹之间。除了尼德兰常见的风车、运河、砖墙建筑，那里还以一种蓝陶出名，叫做“代尔夫特蓝”。白底蓝花的陶器，最初是为模仿明代青花瓷。今天常见的多为旅游纪念品，尤其是做成木鞋形状的小摆设。这也是代尔夫特和中国的景德镇，结为姐妹城市的缘由。
代尔夫特蓝
像很多古城一样，那里也是一个储存历史记忆的地方。城中运河边有一座倾斜的老教堂，里面埋葬一些“黄金时代”的历史名人，比如微生物学之父列文虎克。他在那里发现一块铺地石板，上面铭刻着：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大师的遗骨就埋在石板下的某个地方。
代尔夫特的老教堂，塔身已倾斜
若干年之后，这位已经成名的学者旅行到海牙。在位于莫里茨亲王府的荷兰皇家绘画馆，他看到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画面偏左的一座建筑，在维米尔生活的时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的一座库房。这个贸易创建于17世纪初。独立不久独立的荷兰共和国，正是通过这一机构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自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获得巨额财富。不甘人后的荷兰也成立十余家商号，专营东方贸易。为避免恶性竞争，这些商号组成联盟，成为东印度公司，活动范围遍及全球。
《代尔夫特风景》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全日制的证券交易就是当时荷兰人的发明。“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大量新教徒和犹太人迁居荷兰避难。他们是最擅创新的人群，很多发明创造出现在荷兰，也不足为怪。贸易从此开始摆脱区域限制，发展成全球活动。而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的，是靠三种技术发明——磁罗盘、造纸和火药。有了罗盘，船只才能在远海中定位；纸张便于商人彼此通信，并保存账目记录；火药则带来武力的优势。
中国既是这些技术的来源，也是欧洲人远航的目的地。自从马可波罗口述他的中国之行，欧洲人便对世界另一端的无尽财富充满向往。当时，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扮演商品供应者的关键角色，西班牙以白银的形式提供信贷，而荷兰则在各经济区域之间沟通、整合。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中，一艘黑色的驳船停泊在前景。也许它刚刚卸下一批来自中国的货物，比如青花瓷。
这里顺便提一句：由于荷兰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主要城镇之间都有轨道通勤系统。海牙和代尔夫特老城之间往返，可以搭乘1号有轨电车，单程不过半小时。各位如果有兴趣比对画作和实景，可以轻易办到。
画中描绘的安静景象，却是一场大劫难后的残剩景象。1654年底，该城火药库大爆炸，摧毁了大片的街区，死难者超过百人，伤者逾千。这也是画面中弥漫着伤感气氛的原因。当时的罹难者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天才画家法布里修斯。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Fabriti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木匠，说明了他早年的职业。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莱托也是以绰号闻名，意思是小染匠。
荷兰绘画史上，法布里修斯属于“代尔夫特画派”的祖师级人物，早年住在阿姆斯特丹，在伦勃朗的工作室学艺。移居代尔夫特后，他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特别是与乃师大异其趣的亮色背景。所谓“代尔夫特画派”，是指17世纪代尔夫特一批画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专注于小题材，并且把这座类型化作品上升到历史性的高度，不论室内生活还是静物。此外，他们也经常表现城市景观；街道、广场、教堂，都是这些画家经常表现的主题。
法布里修斯的画风曾对维米尔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作品不多，最有名的是《金翅雀》，也在莫里茨亲王府中展藏，就在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隔壁。这幅画不过一尺见方，小鸟被链条拴在食槽外的半环形木柽上，用抬头仰观的视角呈现。它被画在一小块旧门板上，至今边上还有合页的钉孔。当时很多人豢养这种鸣禽，略加训练，还能表演一些小把戏。在荷兰的巴洛克艺术中，它还被赋予死亡与复活的宗教象征意味。
《金翅雀》
三年前，唐娜·塔特出版同名小说，成为近年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并获得普利策奖。故事的“结晶点”正是这幅小品。当时海牙这家美术馆恰好进行扩建，收藏借展到各地，从东京到旧金山，从纽约到博洛尼亚。古画新书彼此助力，引起媒体热议，大批的观众排着长队，等候入场。
展览荷兰“黄金时代”绘画，特别是“代尔夫特画派”，莫里茨亲王府是最理想的地点。古典式的设计，又临水而建，这座建筑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它最初的主人，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委任的总督，代表荷兰在巴西的利益。在它建成完工时，维米尔还是个孩子。这位画家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会在这里接受世人虔敬的巡礼。在他生前身后的两百余年，表现类似题材的荷兰画家当中，多产的加布里埃尔·麦许，比他成功不知多少倍。
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
艺术的历史，是一个反转情节接连不断的故事，各种结果殊难逆料，任何人都无法操纵。如今还有几个人直到麦许这个名字？当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可是住在亲王运河附近。即便是在17世纪，那里也是一个昂贵的路段。反观维米尔的住址，则是距离代尔夫特新教堂不远的弗拉明街。当年那里还是城中的“下只角”。
然而，维米尔的作品仍有诸多令人费解之处。他曾不止一次表现同一个室内空间的场景，从人物的衣着到家具陈设，说明画家对于富裕人家的生活状况并不陌生。玻璃窗是他经常选用的画面元素——来自室外的光线自斜上方射入，辉映在人物面部，形成含蓄的神秘暗示。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到了他的笔下，立刻获得拉斐尔般的完美效果，呈现出升华超凡的精神气质。
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的头牌明星，是维米尔的《珍珠耳环女》，俗称“北方蒙娜丽莎”。这幅画中的姑娘朱唇微启，眼波流盼，垂肩的头饰略带女武侠的巾帼范儿；回首抛向观众的永恒一瞥，让她成为曝光率最高的艺术偶像之一。好奇者不禁要问画中人究竟是谁。有人说是画家的大女儿玛莉亚，也有人考证是他家保姆，不过多数专家认为没有具体模特。这是当时荷兰流行的一种头部特写，描绘画家理想中的女性面容，叫做tronie。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就是人头。所以它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肖像。
这张画原来叫做《缠包头的女孩》，直改用现名已是二战之后的事。经过三个世纪冷落，画面有了明显的损毁，人物唇间珠光般的亮斑，还有左眼虹膜上的反光，颜料都已脱落；经过1994年的一次全面修复，这幅画才有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面貌。据当年的档案，19世纪曾有一位藏家购入此画，价钱是两个半荷兰盾。要是搁到现在，你去给它定个价试试。要知道，这个形象早已成为核弹级的文化IP，曝光率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雷奥纳多的《蒙娜丽莎》，以及梵高的《向日葵》，属于同一级当量。
既然是IP，自然会有衍生产品。十几年前，美国女作家翠西·谢瓦利埃出版同名小说。书中虚构了画家的一个模特，也就是珍珠耳环女的原型，通过她的叙述，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加上情节中固有的高端文艺，以及异国情调，获得了顺理成章的商业成功。后来该书也被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一件这样级别的经典之作，流行文化的加持，已经不会增加或者削弱其价值。
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剧照
莫里茨亲王府收藏的作品，总数接近九百件。对于如此级别的一个机构，规模不算很大。在这当中，相当比例属于前面说过的类型画，而荷兰人对此有过特殊贡献。其中静物这一支，对后世产生过特殊的影响。静物这个概念就来自荷兰语stilleven，虽然拉丁语系国家另有一个“死亡的自然”的说法。这个画种的繁荣源于几个因素。由于北方新教禁止艺术表现宗教人物，艺术的关注点被引向现世存在的事物。其次是荷兰人对于精细写实的偏爱。或许这也透露出理性时代早期，人们的博物学兴趣。
当时的静物画当中，花卉又占有特殊位置。特别是那些来自自异国的花种，比如郁金香。这种原本产于土耳其的鳞茎类植物，曾在荷兰这个期货贸易的发源地，已发过投机热潮。就在莫里茨亲王府施工期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曾经爆涨到1668盾。随后便是暴跌。等到市场再次稳定，同样的半磅球茎只能买到38盾。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一套通过花卉象征特定含义的特殊语言，有些甚至沿用至今。比如玫瑰代表爱情，百合代表纯洁，而郁金香自然是高贵的代名词。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收藏的静物花束
当这种理性气质的艺术在荷兰发育成熟，南方天主教世界的艺术家仍沉浸在宗教热忱中。他们继续接受教会的委托。巴洛克风格在他们那里，也因此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特别是在罗马，他们正用奇异迷离的造型，昭示神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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