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昬。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有标准、准则义，如：《商君书·开塞》：“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争，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也有合乎法度、规律或常情义，如：《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此处“正”与“奇”相对，“正”是指依照通则，遵循法制之义，而“奇”则是不守常规之义。
帛书甲本为“邦”，乙本为“国”，可见此处“以正治国”之“国”为“邦国”之意，而在先秦，邦国与天下是从属关系。
此句中“以无事取天下”是本章的主题，而前两句只是通过陈述规律性的事实作为铺垫，引出主题。
此句可通译为：
治理邦国要依照通则遵循法制，用兵则要不守常规出奇制胜，但要得取天下则需做到不生事端。
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昬；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
此处的“然”，所指自然是“以无事取天下”。后面的四个分句则是从四个不同的侧面来反证“无事”，进而引出后文的“我”当如何如何。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是首先从内政的角度来阐说要“无事”，要少政令。“忌讳”指禁忌，禁令。“贫”多数注家解为贫困，未尝不可，于理解全文主旨无涉。但郭店楚简为“畔”当通“叛”为叛离义，“贫”亦有“少”意，从民众因叛离而减少的角度理解可通。
“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则是从外交军事的角度来阐说要“无事”，要少战事。“利器”在《老子》“将欲翕之”章中曾出现一次，是“邦利器不可以视人”，从普遍意义上理解为指军事并不为过。“昬”（帛书甲、乙本均如此）按沈先生的考据，兼有“昏乱”与“勉力、强横”两义。在此处，民众所拥有的武器多，自是因为国家的军事战争过多，这体现了国家在外交军事中的多事与强横，故我倾向于“强横”义。
“人多知，而奇物滋起。”世传本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相比较帛书更加显豁的体现了老子在此句中对于“多知”（多智巧）的指向。
“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世传本为“法令滋彰，盜贼多有。”世传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此处的“法令”与前面的“忌讳”重复，而且从经验层面上，我们也不容易认同“法令滋彰”能够成为“盗贼多有”的充要条件。对于“法物”，河上公注为“好物也”，沈先生通过考据《左传》认为“法物”即为合法地纳民之物，而“法物滋章”即君主的纳民过度。我认为沈先生的分析是值得采纳的。“盗贼”郭世铭先生认为是“小人之害”，此解从老子对于由于侯王对物欲的过度追求导致的后果的角度更加贴合。
此段老子分别从内政，外交军事的政策层面，思想和物欲的过度追求层面，反证“以无事取天下”。
此段可通译为：
我如何知道应当“以无事取天下”呢？天下的政令越多，法规越严苛会导致民众因叛离而减少的现象越严重；（由于战事频繁）民间的武器越多，则国家越强横；人们用在奇巧上的智能越多，会导致稀奇古怪的东西泛滥出现；君主取用于民间之物越来越多，则与之相应的小人之害则也越来越多。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此段是由“以无事取天下”所引出的对于侯王的具体要求。细分析起来，可以理解为与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相互对应。“无为”对应“忌讳”的政令繁多，其结果是民众的自动归化代替了叛离减少；“好静”对应“利器”所代表的穷兵黩武，其结果是“民自正”代替了“国家滋昬”；“无事”对应“多智能”则无需“奇物”民即可达到富庶的水平；“欲不欲”取代了取用民间之物，民自然纯朴而无小人之害。由此可见《老子》行文之严谨。
此段可通译为：
所以圣人说：我无为（不妄颁政令）则民将自动归化（无叛离之忧）；我好静（不妄动干戈）则民将自动正定（无滋昬之扰）；我无事（不妄显智能）则民众自然富足（无奇物之需）；我欲不欲（不妄生贪念）则民众自然淳朴（无小人之害）。
章节通释：
治理邦国要依照通则遵循法制，用兵则要不守常规出奇制胜，但要得取天下则需做到不生事端。
我如何知道应当“以无事取天下”呢？天下的政令越多，法规越严苛会导致民众因叛离而减少的现象越严重；（由于战事频繁）民间的武器越多，则国家越强横；人们用在奇巧上的智能越多，会导致稀奇古怪的东西泛滥出现；君主取用于民间之物越来越多，则与之相应的小人之害则也越来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无为（不妄颁政令）则民将自动归化（无叛离之忧）；我好静（不妄动干戈）则民将自动正定（无滋昬之扰）；我无事（不妄显智能）则民众自然富足（无奇物之需）；我欲不欲（不妄生贪念）则民众自然淳朴（无小人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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