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言論尺度
人為萬物之靈，人與動物根本區別之一是人會說話，會用第二信號系統進行思維和交流。《春秋·谷梁傳》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人之活動，大體而言，不外言行。對於士人，言不僅指口語，尤指著述。最早注意到言的重要，且進行過較為系統論述的是孔子。他說過兩句傳頌千古的話：“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第一句話可謂經驗之談，至少對其門弟子宰我，他有這方面的經驗，他曾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于予余改是。”人際交往，聽言時多，見行時少，故聽言易，見行難；言易行難，有時言也極難，規諫昏君，人稱批龍鱗；抨擊權奸，人稱履虎尾，一言不慎，便遭殺身滅門之禍。
以言舉人，所在多有。言之驗也不驗，非朝夕可見，用人之際，姑信其能。戰國策士遍干諸侯，掉其長舌，說動人主，朝是布衣，夕為卿相，蘇秦張儀之徒是也。以言舉人，難免出錯，趙孝成王用趙奢之子趙括統兵與秦戰，括好言兵，人不能難，結果大敗。趙之降卒四十余萬被秦坑之長平（此事或有誇大，長平一地趙之降卒竟有四十余萬，未戰時當在六十萬以上；秦之兵卒大體與之相當。長平一地能容一百二十萬人）？數百年後。蜀漢丞相諸葛亮犯了同樣錯誤，因信其言用馬謖而失街亭，使伐魏大軍無功而返。
不以人廢言，古人做得比前條好。子產殺鄧析，其竹刑照樣流傳。司馬氏殺嵇康、阮籍、何晏等，並未焚其著述。也有例外，一是秦朝，一是清朝，清朝康雍乾三世，大興文字獄，莊鋌瓏戴名世汪景祺胡中藻呂留良等均因文字得罪，禍至滅門，被殺者成百累千。被焚典籍成千上萬，因此諸案牽連流放邊地為奴者，不可勝數。清廷興文字獄，在其入關數十百年後。天下已牢牢掌握在八旗貴族手中。並非莊的《明史》戴的《南山集》真要動搖滿清統治，而是要表現統治者的驕橫，人為魚肉己為刀俎的權威，是要掩蓋其燒殺擄掠暴行，要臣民絕對服從。是一種奴隸主貴族心態表露。
清朝實際是奴隸制與封建制雜交而生的政治怪胎。清室諸王雖已入主中原，成了中國皇帝，骨子裏仍把自己當建州奴隸主，滿清朝堂，上下相對，不是君臣而是主奴。尤其滿人之間，對上仍稱主子，自稱猶為奴才。這種主奴政治貫徹清朝始終，使得君臣上下關係更加不平等。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得尤為突顯。不是以主子自居，夜郎自大；便是以奴才自任，卑躬屈膝，甚麽賣國勾當都可以幹。這是奴隸主貴族思維定式。打了勝仗，擄掠到的一切，包括人，都是自己的財富和奴隸；打了敗仗，自然自己就是勝利者的奴才，甚麽都可以獻給主子。慈禧說甯贈外寇，不與家奴，一語道破這種主奴政治主奴外交實質。說贈是撐面子，實則是獻，是輸；獻媚邀寵，輸忠納款。家奴，四億中國人都是奴，都是愛新覺羅一姓之奴，皇帝一人之奴。奴隸只能效死賣命，其他一切都休想。滿清二百餘年統治，既有封建制的虛偽狡詐，又有奴隸制的殘酷暴虐。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也隨政治關係主奴化。這種主奴社會，特別阻礙生產力發展，社會進步。文字獄就是以言廢人，剝奪人天賦的語言權利。
“不以言廢人，不以人貴言。”可以看作是“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的逆述語。這樣兩句話孔子未說，究其原因有二：當時未有以人貴言或以言廢人之事，或以人貴言乃當時常例。遠古時代在上者已很看重言。《書·堯典》：“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這是帝堯指責共工口頭擁護，行事違背，表面恭敬（以下似有缺衍）。這恐怕是最早的責言記錄。舜、禹等亦對讒言、巧言、後言（背後議論）、無稽之言表示厭惡，對言提出具體刑罰的當是《書·益稷》：“庶頑讒說……撻以記之，格者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庶頑者，庶民中之冥頑不靈者。《莊子·漁父》：“好言人之惡謂之讒。”《荀子·修身》：“傷良曰讒。”好言人之惡，當然指好言元首股肱之惡，好言庶民之惡雖不必討在上者之歡心，亦不致受撻刑。蔡沈注謂撻與扑同，而扑作教刑，不過是學校刑罰。若其改過，還要進之用之。否則，若其不改，則“威之”。威有鎮懾意，或與畏同，即使其恐懼之意。用甚麽方法威之，書不盡言。但未見誅、戮等語，諒不太苛。
古代對言發出的最大威脅來自商之盤庚。對於危言聳聽浮言動眾阻擾遷都于殷的“舊人”，盤庚用“先惡於民”，“自災於身”，乃至以死相脅。遷殷終於成功。史家自此稱商為殷，或殷商並稱。是否將威脅付諸實施，史無可徵，姑認為沒有。
中古第一次因言（民間言論）而大開殺戒者，是周厲王止謗。史稱：“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治言論罪，以言廢人，可以認為自厲王始，其時約在前850年。其監謗之法，類似後世跟蹤盯梢。但厲王的行為，還不是後世文字獄。厲王是暴君，是個別現象。
關於此，召公有一段精彩言論，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滯，傷人必多。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可見當時為政者，對民間言論，不是堵，而是導，是宣之使言。設置諸多人員，開通諸多渠道，使民盡其言，通其意，怨氣得以宣洩，下情得以上達。所說者未必都是山呼之詞，《詩經》之《碩鼠》《伐檀》必是列士所獻。詩中語言，在上者聽來未必悅耳，但並未捉人焚簡，可見當時言論尺度很寬。幽王反其道而行，收到立竿見影後果，國人群起而攻，將他趕跑。
主張對言路不壅不塞，對民言擇善而從的政治家豈止召公？史稱：“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子產賢相，不毀鄉校為善政。千餘年後韓文公還作文稱頌。然明建議採用的手段也甚緩和，不過毀鄉校，砍樹驅鳥，沒有地方開會而已。至於三三兩兩途說道議，似乎並不干涉。
謗言者榜言也，堯立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政有得失民得書之於榜木。當堯之時，或有其事。當時國家初創，原始公社風習尚存， 庶民得隨時對國家舉措發表意見。榜木為民眾掛繩（上古結繩記事）或掛板、簡之所；或直接在其上刻劃文字，所謂書契是也。後世因其處所呈之物，如板簡書契等，皆為言論，故去榜之木而加言旁，遂成謗木。因謗木所書多為批評文字，謗亦漸有貶義。謗木之設，後世亦有相信其事而效法者。《史記·文帝三年》上曰：“古者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通鑒·梁武帝天監元年》有詔：“公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漢文、梁武時期，言路已狹，謗木之設形同兒戲，不足與堯舜時相提並論。雖然如此，亦足見古代對言論立足於導而不是塞。
孔子強調慎言，不是怕招災惹禍，而是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恥其言而過其行”，反對誇誇其談，主張言行一致，行而後言，行而不言。是從修身德行立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不說大話假話空話，不苟同不苟免不苟且，言必可行，實事求是，對己對社會負責。所謂“駟不及舌。”一言之失，追悔何及。孔子雖說過：“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考慮到文禍。然而儘管他危於桓魋，厄于陳蔡，進入無道之邦，依然講學演禮，著書立說。孔子而後，異端蜂起，降及戰國，百家爭鳴。主張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者有之。罵三皇，毀五帝，否定一切權威者有之。提倡民貴君輕者，提倡為我，宣揚兼愛，崇尚刑名，看重法術，談天言兵，說五行煉鉛汞演稗官者亦有之。凡主一義善一行者，即可聚徒講學，揚幡揭號，成派成家。不用怕抓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更無坐牢殺頭之虞。楊朱為我，墨翟兼愛，孟軻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很是刻薄。但並沒有人鎖楊朱，拿墨翟。罵的當風吹過，你罵你的，我行我素，惡罵由你惡罵，學術我自為之。
豈止楊墨，孟夫子何曾是乖孩子？他當著
百家爭鳴的出現並非偶然。自孔子私家辦學，受教育面迅速擴大，民間文化水準迅速提高；孔子創儒學，學術活動突破官方壟斷，使得新學派、新人物的產生既有可能，又有需要；既有滋生土壤，又有活動天地。二則人口繁衍，生產力提高，有更多餘錢剩米，為更多人脫離生產，從事學術活動提供了經濟基礎。更主要是七雄忙於合縱連橫爭城掠地，那有閒心管你幾個刻竹書帛、磨嘴皮子的先生爭甚麽吵甚麽？諒你翻不了船。這兩百餘年可謂中國歷史上言論尺度最寬大時期，至少在中原是如此。
這兩百年，對於中國思想史而言，太重要了。天下未一統，權威未樹立，人們幾乎百無禁忌，敢於標新立異，敢於探索新領域，研究新問題，開拓新道路，凡是人類關心的問題，幾乎都涉及到。這些學說，從各個方面影響中國社會兩千餘年。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中國學術思想，比幾乎同一時期產生的希臘學術思想更博大、深刻、豐富。當然有局限，例如對思辨術，幾何學的研究，重視具體而微，忽視一般規律的探討，忽視公理體系的建立，未能達到古希臘水準。但無論如何，這一時期乃中國學術史、也是世界學術史上最輝煌燦爛的一頁。
百家爭鳴局面，先列國紛爭結束而結束，從荀子著作大致可見到這方面信息。荀子屢稱：“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君子之于言無厭。”（《荀子·非相》）但正是荀子發出“言有招禍也”的警告；其高弟韓非竟以《說難》名篇，首創“逆鱗”之說，揭出因言致身危者七。戰戰兢兢之態，散布字裏行間，可見戰國末年文網已密，言路已狹。荀、韓之言，無複孟、莊縱橫恣肆也！韓非竟因文章作得好，對秦始皇的路，而被這位“千古一帝”殺了。愛之欲其死？《說難》遂成文讖。韓非大約是因文字惹殺身之禍的第一人。
此後兩千餘年，文網時疏時密，有時也相當寬鬆。例如唐朝玉溪生就寫過：“何如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如果這還是批評前朝皇帝，則杜甫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就把批評矛頭直接指向當今天子及當朝大臣。罵天子，罵天子家祖，都是犯上。杜公依然悲歎“艱難苦恨”，李生仍舊追思“昨夜星辰”，並無人找他們岔子。明代李贄，直呼至聖先師之名而兄之，大罵歷代帝王，稱其著述為《焚書》、《藏書》。他的書既未藏諸深山，也未化為灰蝶，七十年代火爆一時。總的說來文禁過多，因文罹罪，因言廢人史不絕書。尤以明之洪武、清之康雍乾三朝為甚。更可悲是那些言論並非都大逆不道。有人稱頌朱元璋“作則垂憲”，則賊諧音，作則就是作賊，罵他是土匪，殺！有人稱頌他“象乾法坤”,法坤就是髪髡，罵他剃過光頭，當過和尚，殺！言輒得咎。朱元璋頗通文墨，如此作為意在提醒臣下，洪武爺的鼻子是伸得長長的，沒有反味都能嗅出反味，何況真反。
因人貴言，文以人傳的事，春秋時代是沒有的。諸子百家，哪家出自帝王將相？後世慢慢多起來。如劉季“大風歌”，如果他還是強秤人家麻三斤的青皮，腰無半文而口稱賀萬錢的拆白黨，開口唱；“大風吹啊白雲飛，賣了棉襖買米歸，安得柴禾把稀飯煨？”恐怕絕對傳不下來。儘管皇帝“金口玉牙”，“聖人一言而為天下法。”那不過是臣民的恭維話，當時雖然彩聲四起，但言之無文，其行不遠，過得幾世幾刼，人們便忘到九霄雲外，所以文以人傳的事畢竟不多。中國歷史上大小帝王出過數百，有幾個言論流傳至今？乾隆號稱寫詩萬首，如今誰記得他隻言片語？唐太宗知道這個道理，懂得立功立言不如立德，何必在雕蟲小技上與窮措大爭一日之雄？有閑不如看破陣樂。所以大家恭維他是個明君（19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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