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戡黎》之西伯为姬昌
《尚书·商书·西伯戡黎》一篇，古文、今文《书》皆有。
此西伯为姬昌？姬发？征之故典，有两本《尚书》涉及此事，一为唐孔颖达所著之《尚书正义》，一为南宋蔡沈之《书经集传》。
孔颖达《尚书正义》：“郑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时国于岐，封为雍州伯也。国在西，故曰西伯。’王肃云：‘王者中分天下，为二公总治之，谓之二伯，得专行征伐，文王为西伯。黎侯无道，文王伐而胜之。’两说不同，孔无明解。”孔指孔安国所作《尚书传》。孔虽无明解，郑、王二人说虽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戡黎者为西伯姬昌。
清人丁晏以《古文尚书》为王肃伪作，如是，王肃何不于此事在其伪作之《古文尚书》上加一笔，使孔注与己说一致，而证郑玄之非？
蔡沈《书经集传·西伯戡黎》序谓：“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膠鬲观兵。膠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
诸侯爵位，若无大故，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乃是常例，非纣对西伯特开恩典。姬昌死，子姬发继为西伯，不等于蔡沈确认戡黎为武王，故称“或曰”。
《史记》以文王平虞、芮之讼为文王受天命改朔之年。《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第九章：“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毛传》：“质，成也。成，平也。蹶，动也。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馀国。”
《史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毛诗仅言天下归者四十余国，《史记》直言“西伯盖受命之君。”
《史记》又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史记?正义》：“（耆）即黎国也。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按《史记》此说，西伯于平虞、芮讼后四年，遂有戡黎之举。故戡黎者文王。
史迁与蔡沈持论或有不同，固当何从？
《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史记·周本纪》接下来说：“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兹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候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候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纣乃用妇人之言，自絶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史记》所言九年，居二年（即十一年），为文王系年，武王系年？
关于此，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有一段驳议：“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武王少文王十四岁矣。《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按：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适满十年。言十三年伐纣者，续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业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阕，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
张守节以《史记》所述观兵与伐纣之年与《尚书·泰誓》篇伐纣之年不同，张据《大戴礼》载文王十五生武王，又据《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故以武王系年，不可能有十一年；更不可能有十三年之说。《古文尚书·泰誓》则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故张称史迁之说与《尚书》相左。而推定史迁所用系年为武王系年，而《尚书·泰誓》系年为文王系年。
其实史迁之说不必与张说相左。《史记》：“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从载“文王木主”，“自称太子发”看，武王仍然打文王旗号，“奉文王以伐”，既奉文王以伐，自然继用文王系年。从九年即观兵，越二年即伐纣，有趁热打铁，急不及待之意。只是与《泰誓》所言年数有二年之差，此亦不难解释。因为史迁可能未看到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尚书》，或虽看到，但其未立学官，不便采信。而今文《尚书》后来补入之《泰誓》，系年或与史迁所采者一致，或迁另有所据。因周共和前之史记非编年史，其年代差前错后，不足怪。故二年之差，不足以推定史迁伐纣以武王记年。这里还有《屈赋·天问》一章可兹佐证。
师望在肆，昌何识①？鼓刀扬声，后何喜②？武发杀殷，何所悒③？载尸集战，何所急④？
今略作注，俾便引用。
①师望：太公吕望。肆：商肆，《古今注》：“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
王逸注（以下称王注）：“言太公在市肆而屠。”
昌：西伯姬昌；何识：怎么知道吕望其人其能？
②王注：“后，谓文王也。言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吕望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喜，载与俱归也。”何喜？因可屠国而喜。见西伯谋殷纣之国处心积虑久也。
吕望归周，有数种説法，王注为最具戏剧性者之一。
③武发：周武王姬发。杀：《尔雅?释诂》：“杀，克也。”《郭注》：“《公羊传?隐元年》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亦有弑义，《左传?僖九年》：“里克杀奚齐于次。”此处二义兼取。
悒：《説文》：“悒,不安也。”何所悒：何以不安？不伐殷则数年营谋付之东流，何能安？伐殷则以下犯上，以臣弑君，何能安？屈子为深知发之心思者，并为下一句张本。
④载尸：尸：尸体，此指文王木主。此即上引《史记》所说：“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将伐殷之举説成继父之志，不得不为。
集战：人多解集战为会战，合战。实则姬发此举，意在观兵，所谓集战，乃集合战力，看看天下人心，诸侯有何响应，即史家所谓“观政”。史称：“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王注：“尸，主也。集，会也。言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称太子发，急欲奉行天诛，为民除害也。”
史称：“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此段文字传逹了如下信息：
一、周人将西伯断虞、芮讼之年视为周受天命之年。因断列国间争讼当是天子之事。
二、西伯于是年称王。西伯本殷臣，今称王，已决心与殷分庭抗礼！
三、后十年而崩。从注④知，武王发于九年载文王木主会诸侯于盟津，可知西伯称王当在岁末，以次年为元年。如辛亥革命为
四、谥文王：谥姬昌为文王。
关于姬昌是追认为王或自称王，《史记?正义》有一段驳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复引《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
其实，议者引文未全，理解亦有误。《礼记》此段文字为：“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不用诸侯之号临天子也。文王称王早矣，于殷犹为诸侯，于是着焉。”
历史上，中央政权犹在，地方政权改正朔立国号者不乏其例，清朝便是近例。
何所急：为什么如此着急？如前引史传，九年，文王新死，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姬发即观兵孟津。不也太急乎？姬昌多年营谋，条件已经成熟，且夜长梦多，能不急乎？此问亦足证文王已改正朔，称王号。若姬发始改正朔，于文王死后九年始观兵盟津，不亦太迟太缓？屈子何得问“何所急”？
《史记》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此之谓急也。前引《史记》十一年武王伐纣，若为发之十一年，岂有父死十一年不葬之理？且“西伯卒”当是新卒，若十一年，十数年后，数十年后，犹述“西伯卒”， 有何意义？此亦说明史迁所用仍为文王系年。
关乎此，宋人朱熹弟子蔡沈《书经集传》所持之说，与张守节说大相径庭。
《尚书·泰誓》：“惟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蔡注谓：“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记其在位之久近。”
此言未必。前引《史记》（文王）九年：“武王自称太子发。”既称太子发，自然未继王位，虽然实际为王，但大勋未集，以继承文王未竟之业相号召，故仍用文王系年。捡近一点说，唐哀帝李柷904年即位，至907年为朱温所灭，4年间一直用僖宗天祐年号。既未改元，当然不可能以即位之年为元年。金熙宗1135年即位，仍用金太宗天会年号，至1138年始改元天眷。元明宗和世?于1330年正月取代文宗图帖睦尔，以文宗为太子，五月改元至顺。八月暴毙，文宗复位，续用至顺年号至1333年宁宗嗣位。可见对于蔡沈而言，无论古人或后世，均有即位而不称元年者。
今本《竹书记年》以纣三十三年，令西伯得专征伐为西伯受命之年。则西伯所受之命乃纣命，非天命，故《竹书》仍称昌西伯而不称王。《史记》称西伯阴行善，而以平虞、芮之讼为受（天）命之年。《竹书》称纣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而于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西伯发）始渡孟津而还，距昌之薨已十一年；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始伐殷，距昌之薨十二年馀，何得谓急？以《天问》证之，则《史记》关于武王克殷之记述，较之《竹书记年》，更为可信。
又《竹书记年》出自战国魏襄王或安釐王墓。文王死于受命后九年，魏为周之列侯，文王受命后记周事，当称文王，而《竹书》仍称西伯，于例未合。且为编年史，记事自夏、商、周三代，接以晋、魏，至今王二十年止。但周共和元年（前770）以前，国史均非编年体，而《竹书》则能自夏迄魏编年，显非真实，有此等原因，故清人钱大昕称其为伪书。《今本竹书记年》之说不可凭。
基于以上演讨，可作以下推论：
1、按史记说，文王九年薨，武王于是年观兵于孟津，后二年武王伐纣，或按张守节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九到十一年，武王守制，不可能出兵戡黎。武王于文王死后之首务是伐纣，灭纣之前，不能他务。两年后即兴兵伐纣，如此其短之时间内，不可能节外生枝，为纣戡黎。
2、武王伐纣，迫在眉睫，须广结与国，笼络诸侯。前二年观兵孟津，如史家所言，实为观纣之政，亦观周之政，测试诸侯动向，人心所在。于此紧要关头，如果出兵戡黎，将示人周之心不在纣而在夺取诸侯之地，更或至于以为周之行实助纣为虐，将使天下狐疑，人心动摇。
3、武王观兵孟津，其伐纣之心昭然若揭，此时戡黎，无论纣有无讨伐周之心，武王能不忧纣举大军攻其后？
4、武王观兵孟津，纣必有所闻，未兴师讨伐，非纣不欲灭周，实为静观其变，以逸待劳，以大军袭其远来疲惫之师。所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周虽知纣之政不堪救药，以兵员论，纣仍居优势，武王怎能于伐纣前夕劳师远征，纵能获胜，怎能以己已疲已损之师，旋伐以逸待劳之强纣？
结论：戡黎者西伯姬昌，非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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