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5 08:40:14
尊敬的联合国基金官员，国家政府官员，及来自印度阿西达亚的老师，和来自亚太性工作者网络的凯蒂，还有来自疾控的老师和NGO同事们，你们好！
.我作为一个草根NGO,一个普通的性工作者代表,能来参加这次艾滋病与性工作的国际会议,感到非常荣幸.
感谢人口基金,感谢我们的政府,这么重视性工作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问题,而专门举办了这个与性工作相关的主题会议。
在中国国内是少有与性工作者艾滋病问题相关的主题会议的。
我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家庭贫困,在20多岁的时候,到南方的卡拉OK做地陪唱小姐,当时,我身边有许多性工作者,但我却不愿意从事性工作,我的思想仍然受主流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因为金钱,失去一个女人性的自由与社会名誉。
但到了2010年,我经历了一段特别贫困的日子.这个时候,我没有别的工作,没有别的选择,我需要钱来交房租,我需要钱来抚养孩子,因此我与男人发生了性交易行为.
当我度过了困难期之后,我又停止了性工作.
现在我的工资,勉强能养活我和孩子.
我之所以没有继续从事性工作,是因为我有我认为的,更好的选择.
可大多数的性工作者,却没有这样的选择.
性工作对大多数贫困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工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解决生存困境唯一的方式.
我在与贫困性工作者亲密接触的四年时间里.发现性工作者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存在着许多难题.可没有人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而都在以国情,法律为借口回避这些问题.性工作者的干预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看,根本没有得到重视,反而更加被忽视。在国务院的文件里，打击卖淫嫖娼被写进艾滋病防治的行动计划里。
但就在去年,全国扫黄非常激烈的那段日子里,中国公安部发出,称呼性工作者为”失足妇女”的信息.这让我又感觉到了希望.
至少我们的国家,已经承认,性工作者在中国的妇女地位.
至少国家承认,她们做为弱势女性群体,应该得到尊重与爱护。
这就使得我们的性工作者干预,变得合法,合情,合理了!
很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性工作者防艾干预领域里有任何好的转变.
去年跟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还有卫生部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了亚太性工作者的会议,官员们与草根组织一起,整理了许多可行的方案,看起来振奋人心.可一直也没有一点动静.
在民间,我们发现,以下问题普通存在着.
1、安全套依然作为犯罪的证据.这使得很多低端场所里面不敢放置安全套.性工作者身上也不敢携带安全套.无套性交易又成为平常事.
2、因为扫黄,性工作者生存的空间比以前更狭窄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变弱了.她们有一些从固定的休闲屋已经转入别的”隐匿”的行业,比如饭店,超市.甚至用汽车拉到野外交易.
3、因为扫黄,客源少,收入低了,安全套的成本相对变高了,也舍不得买了.干脆不用了.
4、因为生意难做,对客人提出的无套要求,也默默接受了,因为能赚一分是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