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ophie
参考文献：Jacka, T. (2010). Women’s activism, overseas funde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from Chin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3), 99-112.
按：有关“参与”或“参与式发展”，同文馆已经推出了两篇译介文章（《反思罗伯特·钱伯斯：参与式农村发展的理论失败》；《从性别视角看参与式发展：参与离平等有多远？》），对钱伯斯“参与式农村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也对世界和中国发展圈内流行的“参与”理念进行分析。今天，我们将介绍杰华（Tamara Jacka）于2010年发表在《妇女研究国际论坛》上的一篇文章，看中国妇女NGO在国际和本土之间，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参与式发展”之路。杰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生院政治与社会变迁系教授。
20世纪90年，妇女NGO成为中国新兴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致力于改善妇女处境、促进性别平等，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了众多由海外资金资助的参与式性别与发展项目。很多国际评论家认为，1995年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妇女NGO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杰华在与中国女性行动者接触后发现，由海外资金赞助的参与式性别与发展项目与世妇会有着同等的重要程度，给中国妇女NGO提供了一个了解国际“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实践的机会。这些新的理念和实践的引入，不仅能够赋权予妇女、增进妇女社区参与，而且对农村社区管理产生影响。
杰华关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家妇女NGO组织WW，对该组织在陕西省县级地区D与N开展的参与式性别与发展项目进行个案研究。WW成立于1986年，由知名女性行动者G创办，在1999年通过官方注册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成立之初，WW资金有限，它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一些培训工作坊和讨论组。1992年，领导者G从某境外基金生育健康项目获得资金，在贫困地区开展有关妇女孕检的调查。这一项目吸引了多个海外基金的关注，WW此后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金来源。
在杰华看来，中国妇女NGO与各级妇联之间的复杂联系也会影响参与式性别与发展项目的实践效果。一方面，中国妇女NGO对妇联在农村地区开展的一些活动持有批评（如，1985年之后的“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简称为“双学双比”）。另一方面，包括G在内的女性行动者又欣赏妇联成员接受新观念、与其他群体合作的意愿，更需要借助妇联提供的资源、网络和合法性。杰华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妇女NGO与海外捐赠机构、与中国各级妇联之间的联系，会怎样影响项目开展地的性别、发展和管理。
由WW开展的两个项目都得到了乐施会的资助。D项目的具体开展地是两个贫困村，主要是解决这两个村庄（主要是妇女）公共健康知识和服务匮乏的问题。N项目的开展地分别在两个不同的乡镇（三个村），该项目涉及灾后重建（由暴雨和森林砍伐引发的山洪）和环保（开矿引发的河流污染）。在这两个项目中，WW在增进妇女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方面运用了四个关键策略，杰华进行逐一分析，以揭示不同策略对当地乡村管理的影响。
1. 参与式需求评估（participatory needs assessment exercises）
参与式需求评估，尤其是钱伯斯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已经成为参与式发展项目的“标配”。WW的成员已经得到培训，知悉如何开展参与式需求评估，并将他们学到的方法通过短期培训班再传授给当地公务人员。以L项目为例，WW对来自乡政府、县妇联、林业、畜牧业、水资源、环保等部门的30个公务员开展了为期3天的培训，并将他们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到三个不同的村开展PRA调查。但是参与式农村评估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其一，时间受限，每个村的评估调查只进行了2天；其二，女性参与者只有男性参与者的一半，那些参与村庄公共讨论的女性也常常会遭遇抵制，甚至会受到她们的丈夫、男性亲属和其他村民的辱骂和暴力对待。
PRA对当地农村管理实践的影响，在不同的项目有不同表现。在D项目，扎入基层开展需求咨询，并从管理层面回应这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官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但是，这种松动并未出现在L项目中。一位参与L项目的妇联工作人员告诉杰华，社区领导的任务主要是开化村民、提升当地妇女的素质（quality，能否译成中文的“素质”，存有争议，但提高妇女素质长期存在于中国官方话语中)
2. 培训
WW在每一个项目地点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开展短期培训班，涉及性别意识、需求评估方法、公共健康与卫生、畜牧业、财务管理和其他技能。此外，WW在当地发展的妇女骨干还开展了后续的教育和传播活动。一方面，这些培训班和传播活动对促进公共健康和村民个人健康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它们传递的“自我管理”理念和实践对当地管理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公共和私人卫生方面。
3. 妇女骨干
在项目开展地，当地公务人员将村民组织为一个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内部选出一名妇女骨干。妇女骨干需符合村民信任、对社区服务保有热情、有一定的教育水平、能力和时间等要求。在L项目中，17个妇女骨干组成了一个环境保护协会，主要是动员村民将村庄清理干净。在D项目，妇女骨干在传播健康教育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地公务人员为妇女骨干们设定了目标，并采用奖励和惩罚措施来保证目标达成（例如，在D项目中，如果一个妇女骨干不能成为一名健康教育方面的好“老师”，那么她将被罚款100元。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妇女骨干被罚款）。
诸如此类的行政目标、奖励和惩罚、频繁的正式会议等，都是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核心特征。这些方法的采用将妇女嵌入既存的国家主导的管理体制中，与社区参与的国际话语背道而驰。
4. 小额贷款
发展学者和实践者都将小额贷款视为赋权的一个关键途径。无论对那些有能力发放贷款的富裕村民，还是对那些需要贷款（增加获得收入和资产的渠道）的贫困村民来说，都是如此。D项目和L项目分别在2003、2004年引入小额贷款计划。以L项目为例，WW在2004至2006年间投入11万元贷款，由妇女骨干组成的环境保护协会负责管理。
杰华在研究中指出，这些贷款在促进贫困家庭发展家庭经济方面有重要帮助，但在妇女赋权方面收效甚微。对有些条件较好的妇女（主要是指她们的丈夫可以在当地矿井上工作，有较为丰厚的收入）来说，1000元的贷款实在太小；对另一些贫困家庭的妇女（丈夫不能再矿井上工作）来说，1000的确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贷款计划中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止丈夫去控制、利用这笔资金。国际经验提供的启示是：如果没有性别规范和性别期待方面的支持，通过小额贷款来增进妇女赋权的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当代中国，“参与式”社区发展的话语和方法对社区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如WW这样的妇女NGO走在了参与式发展的前方。在众多海外捐赠机构资助的项目中，以及和妇联代表的合作中，中国妇女NGO通过PRA增强了它们对乡村管理的参与和影响。杰华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将会形塑这种影响的实际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