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抗得过时代。
就是那些创造了人类社会基石的人文学者也同样如此。
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重新进入思想启蒙时代时，所有充满青春热血的年轻人、老年人都想充当思想狂飚的英雄，那时功利的东西没有显现它的价值，人们在长久的清教徒的日子里，没有人体会过享受物质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没有经验的东西、不成为主流的东西，自然没有激发人们的狂热追求。但是，那些在校园里学习的人，那些以文字作为日常粮食的人，他们天天感受到的是一种新思想的激荡、新知识的刺激，他们内心里最有成就的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人物的时候，往往是在听一个学者讲座、听一个学术报告的时候，或者是在食堂、宿舍里谈论当时热门的学术话题和讲述自己的一点思想火花的时候。所以在潮流的裹胁中，没有人觉得金钱是非常紧要的东西，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就可以了，其他的奢侈品没有见过，没有感觉，也就没有追求的激情。但眼前的思想盛宴如果你无法进去分享，那是很没有成就感、没有面子的事情，也是青春涌动的内心无法容忍的事情，那是时代的脉搏，蓬勃青春的人怎么能在时代的脉搏之外，怎么能忍受不在潮头浪尖的生活。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校园里人文学科的学生最牛气，那些富于思想的教授和学人心理感觉最好，头抬得昂扬一点，没有人有异议。那时完全不同于现在，不是哲学、文学系的人叛变进入金融经济系，反而是那些现在看起来很强势的系科的学生“反水”进入文史哲学科。
在一个思想活跃激荡的年代，人们充满更多宏大的梦想，人们的眼神里更多神采、更多光亮。思想和梦想的力量让人神采飞扬。而在有金钱或者没有金钱的人那里，金钱却总是让人憔悴黯淡。
但一个束缚在肉身中的精神总是要让位于物质的肉身。在一个民族精神觉醒的时候，精神可能会昂扬一会儿，但那只是一个非常态的社会。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物质的追求总要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虽然中国从追求昂扬的精神变为追逐闪亮的金钱，不是自然的转变，而是一次广场精神的硬着陆，留下更多不情愿，留下更多心理挫折。当国家这只大船要强硬掉头时，部分人的内心抗议是毫无意义的，而文人可能因为他们要丢失曾经有的话语领导权，去服从另一种话语权，转型就显得尤其艰难。当中国文人进入90年代以后，经受了最艰难的煎熬，有失去优越地位的失落，有新的生活标准下的生存的落魄。思想的飘扬碰到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和庸俗。斯文扫地尴尬重新降临到许多中国文人的身上。
没有人抗得过时代。
当90年代全民经商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文人已经完全落魄，适应时代的转型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最现实的问题是生存，如果没有家庭的牵扯，他也找不到鼓掌的观众；如果有了家庭的责任，家庭的生活标准有了新的高度，家庭不支持安贫乐道的精神，如果在家庭里不是一个挣钱的主力，一个男性文人将在两个战场上脸面丢尽：社会战场上躅躅独行，家庭战场上形单影只。
但转型何其难也。
在成长的年代，寄托了自己所有的精神和梦想的事业，已经成为了自己人生价值的东西，要彻底抛弃，那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但是，这样的事业却不能带来足够活得体面的物质生活。他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标准重新寻找这个时代需要的强势职业。当然，在这样一个强势职业中，他可能处于一个学徒的位置，总要受到上司或者同事的训斥和驱使。
这就像一个人在成长的岁月里，铸造了好几把剑，但恰恰是那把最锋利的剑无法使出来。对于从80年代过来的文人，这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就是思想的创造力，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种思想创造力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转换，却可能毫无用处。他生活在精神的高贵里，但是为了获得物质的现实活动，他要低下高贵的头。他深知自己的梦想在哪里，他希望有时间把那个梦想实现，他知道眼下自己为了生计的付出只不过是为了养活自己。关涉自己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他没有时间去实现；为了生计的活动，付出了他全部的心力，但是他没有别人不怎么费力就具有的竞争力。
他生活在分裂之中，精神常常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游走，这种游走耗费了他的精力，但这种内心里的抗争却永远也无法停息，因为，这关涉人生一次性的轨迹到底有多大意义，可怕的是意义的标准从来不是社会的标准，他是个人在青春觉醒时期，在整个社会氛围的感染中形成的一种个性定势。这种成长中形成的定势主宰了一个人终生对自己价值的评价。
这种人就是后面转型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他也会觉得自己人生的失败。那种情形就像那个总想做医生的契诃夫却成了一个文学家，觉得自己不成功一样。
但不管如何，中国文人拗不过时代，他必须转型，虽然这个过程艰苦卓绝，这其中成功的、失败的故事足以让人动容。有人直接从人文转向经济学科读一个硕士或者博士，改换门庭；有人转型做了纯粹的商人，但在他那个行业充当了思想家的角色，如牟其中、如地产界的冯仑；有人进入跟人文很相近的图书出版行业从事财经书籍的出版如野夫、刘波；有人做了财经报刊杂志主编如方泉、杨浪、沈灏；有人进入政界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如郭树清等；有人进入资本市场参与股市炒作如吕梁等等。从以上列举的一些名字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其中的成功者，也看到了其中的失败者如牟其中、吕梁等。但更多的人醒悟晚，至今守着人文的阵地，或者坚持多年后想着如何追随新的社会潮流，但却艰难得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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