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之一。同时,这位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建立了不确定性理论,为保险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也被称为“保险业之父”。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已经88岁高龄的阿罗仍然思维敏捷,并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11月6日,阿罗教授作为“北京论坛”主旨演讲人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与金融危机》的主题演讲,并于昨日接受了CBN记者专访。
市场不能发现未来的价格
CBN:这次危机对经济理论最深刻的冲击,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价格机制作用的失灵。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授,你怎么看这次危机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
阿罗:传统经济理论试图探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这次危机之中,各类衍生证券市场发挥不正常,正是当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众所周知,现在经济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人们在现今和将来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创立价格机制的本意是来决定资源的分配,但是,价格机制却无法对未来的货物进行分配。
尽管我们确实有农产品和某些矿物的期货市场,但是工业制成品并没有未来的价格机制。举个钢铁工厂的例子,人们会为建立钢铁工厂投资,但实际上,钢铁还没有生产出来,而恐慌情绪的根源正在于钢铁产品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市场并不是交易普通商品,而是交易各类货币,还有门类庞大的信贷工具。
传统经济理论的“完全预见”理论,假设个体能够正确地预见未来价格。但实际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主体的有限信息,导致了理论上的缺陷。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当前市场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很早就被基本接受了,但却并没有系统的方法,把这种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之中。
尤其在金融市场上,人们给予一些理想的市场供需模型,来构建信贷体系,以期决定未来的价格。这些道理被不断地讲述,但并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和把握证劵市场或者未来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
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旧
CBN:你提到经济主体的有限信息,就是信息不对称了,过去的经济理论对此也有深入的探索。
阿罗:对“信息不对称”的探索和强调,或许是过去50年经济理论方面最重要的创新。
信息不对称的后果,包括人们提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等。还有,信息不对称还给风险在市场中的配置带来了困难。比如,有些人可能对证券或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比较模糊,但他们推断其他人可能有乐观的理由,因而决定购买,价格下跌时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市场的作用在风险配置时就会表现得很差,或者消失。
CBN:市场分为买家和卖家,有时候是买家信息多,有时候是卖家信息多,都会产生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市场失灵,比如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下依然有这种市场失灵?
阿罗:二手车市场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买者并不知道旧车的状况,因为信息的缺乏,买家无法信任这样的市场。于是,这个机制缺乏可持续性。
医疗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医生接受了多年的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医疗保险不是越多越好。
另外在金融市场,证劵市场只是比卖二手车的例子稍微复杂一些,同样卖家拥有比买家更多的信息,所以买家并不敢确定这笔买卖是否合算。正是信息的缺乏导致了市场失灵。
在很多情况下是借款者掌握更多的信息。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上市公司被要求向市场披露更多的信息,这是为了防止出现内部交易的状况,即公司内部的人利用他们掌握的信息来投机股票。
理论无法解释
危机为什么如此快地蔓延
CBN:再回到这次危机,危机对这些理论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挑战呢?
阿罗:我们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危机会如此快地蔓延。
个人是会犯错误的,这点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个人的错误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我想危机蔓延的原因主要是在大型金融机构。首先,这些机构更加了解市场的缺陷,但是却有意忽视了这些缺陷;之后他们又将钱借给对冲基金,这意味着一旦对冲基金判断失误,那么金融机构会损失很多。
这就是我们不信任那些机构出售的债券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很担心投资者,因为在美国,私人投资者要有足够的财产才被允许购买债券。我们更应担心的是那些发行债券的机构。
在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受到了很好的规范,但是债券市场却不是这样。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债券的滥用。债券市场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管,这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滥用。
另外,理性的个人已经知道风险的存在,但是仍然会在泡沫破裂前不断地注入资金。市场中的交易者虽然具有足够的知识,但是资金的数量在他们眼中被当做赌博的筹码,却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CBN:你讲危机蔓延的主要原因归于大型金融机构。你提到他们了解市场的缺陷,但却有意忽视这些缺陷。这是为什么呢,忽视这些缺陷,导致危机,最后受损的不正是这些大型金融机构么?是什么样的机理,导致了这样的逻辑呢?
阿罗:是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提过这个中肯的问题:为什么金融机构会做出如此危险的贷款?他们有不使自己置身于风险中的明显动机:如果事情恶化,他们就会失败。的确,这应验了。
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比较常见。对于公司的主管来说,公司破产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对于高管来说,最差也就是被解雇,但是业绩好的时期,高管得到的奖金却不会被收回。因此,正确的决策,对于高管决策者个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虽然对社会层面是理性的。因为高管们不会承受所有的负面后果。
这就是有限责任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信息世界里,会不会带来过多的风险。
限制杠杆化水平
CBN:如果从2007年开始算,金融危机至今已经两三年了。你认为,在短期政策和长期理论,经济学家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什么方面?
阿罗:危机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会问,要怎么做才能阻止未来再发生这样的危机,或者减少危机的损失。
从可能的解决方式上,我认为,一个是改变个体的动机。比如衍生证券发行方,虽然他们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没有承担对社会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无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补偿机制。
比如,高管们的奖金,可以在几年内发放,从而判断个体的决策是否能产生持续的好效果。这样就可以防止某些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交易发生。
另一种可能的政策导向,是设立一套新的金融规则。投资失败的影响,从个体传播到整个经济体,是因为个体使用了借贷资本,即“杠杆化”。那么,可以通过限制杠杆化水平来加以控制,即要求投资者投入一大笔自有资金,并限制其可以使用借贷资本的范围。
这种规则早在1934年大萧条时期就被引入美国股市,至今仍然在商业银行中通行,可以考虑将这种规则扩展到所有形式的投资之中。
金融关系的多样化使得这样的规则难以制定、难以执行,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并保持警惕性,对规则反复修改,才能满足金融圈层出不穷的变动。但毫无疑问,一旦承诺限制杠杆化的水平,就可以限制金融市场的破坏作用。
CBN:最后还是关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评级机构曾经被认为是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渠道。但这次危机看来,他们的表现并不好。你认为呢?
阿罗: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向市场提供足够的信息,市场需要的是一个可信的信用评级标准。
过去我们有AAA、AA、A以及B等债券评级,但是这些标准过于复杂,我们需要让人们了解这些评级是如何提出的。
另外,是如何促进信用评级机构竞争。如果对一家的服务不满意,我们可以再换一家。通过增加信息市场的竞争程度,来保证信息供给的品质。
市场的作用在于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它的成功运行需要足够的信息,那么如何将信息揭露出来、如何避免市场丧失它的功能,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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