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国都哭了！

重信房子（右）是日本赤军组织的首领

　　1972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艾哈龙．卡恰尔斯基。事后，惟一没被击毙的冈本公三说：“当我被捕时，一个日本人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但他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吗？……我们三个战士希望死后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明星。革命将继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星星……”

　　人间最慈祥的爱是母爱。观世音菩萨、圣母玛利亚、妈祖……都是人类母爱的象征。假如真有圣母玛利亚，真有观世音菩萨，1972年是她们落泪最多的年份。路德机场惨案、慕尼黑奥运村惨案、轻井泽雪山惨案……她们长时间地哭，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还将痛哭一场。也许她们哭得最厉害的是轻井泽雪山惨案，因为轻井泽惨案使日本人精神永成残废。

　　1972年2月，警察在严寒的轻井泽山区发现了“赤军”的一个隐蔽基地，五名“赤军”骨干分子逃窜。在随后被警察的追捕中，五个人占领了深山中的一个度假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接着事态越卷越大，当局调来一千二百名警察参加围攻。现场子弹纷飞（恐怖分子似乎有打不完的枪弹），却长时间攻打不下。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闪一闪。谁也没有将这个事件与惨案挂起钩来，只觉得这事极具新闻价值。警方先是对“赤军”分子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又请来了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提一些建议。但心理学家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呆了两天，又走了。而“赤军”分子继续开枪，使包围的人不敢抬头。这时已查明恐怖分子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当局动用飞机把三个大学生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站在最前列用话筒呼叫孩子，声泪俱下。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坂东美子太太很有文化素养，试图从政治角度劝说：“你们知道尼克松先生正在中国同毛主席会谈。出来吧！你们的任务已完成了。”但她的话没有引起反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全国人民都渐渐介入了这一事件，只要谁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在电视机前拨通警察局的电话，献计献策，有一位甚至提议使用遥控催眠术使恐怖分子陷于睡眠状态。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出来？人质还活着，他们的罪其实并不大。按日本当时的法律，判三年就出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是滔天罪犯！这个谜底在警察攻破大楼后才揭晓。

　　原来他们是“赤军”的“执法者”，轻井泽深山营地是“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后山坡上埋有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在与警察遭遇前，他们刚刚执行完对几个“变节者”的死刑。警察坦白了……

　　警察从后山坡雪地里挖出来十四具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一旦批判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打人最凶的是“赤军”女头目永田裕子。

　　每个“变节者”在被处死之前都有经过“Sokatsu”程序模拟审讯。所谓“Sokatsu”，按牛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

日本全国都哭了！

　　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颗树上上吊，临死前给全国人民留下道歉信：“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其实“赤军”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他们每次恶行过后，都陷入恐惧中。他们还是有思想底线的，第二代恐怖分子——还是有思想底线的。

　　在路德惨案结束后，大厅的空气中还散发着火药味、血腥味，人们在恐怖分子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Rimbaud回忆录》，折角的那一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这是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