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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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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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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的青年文学家成仿吾

恩格斯在1892年曾经说过:近来《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一个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中想认清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要求就越高,他们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越扩大,因而对《宣言》的需求也越增长。回想起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我们许多党内外同志翻译和出版马恩著作的经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党建立以前,就有陈望道同志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1920年上海岫庐书社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建党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李达同志负责编辑“马克思全书”,原计划出书十五种,后来出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及《资本论入门》三种。此外,在《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不断有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发表。这些译著对于中国革命风暴前的革命者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人民难以估计的力量。

成仿吾与进步友人在东京,右起:成仿吾、宗白华、陶景荪、

王道源、冯乃超

我自己翻译和校正马恩著作中译本,断断续续搞了五十多年,实际上只是在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被迫离开广州,经日本渡海先抵海参崴,接着又乘了十几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与张闻天同志相见,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支部,介绍我到法国去。1927年下半年我在巴黎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翻译的大多是马恩著作的一些章节,而且主要是供我们中国同志学习用的。我真正译书是1929年的事。那时,我在柏林编辑中共巴黎—柏林支部的《赤光》报。这年年初我收到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要我把《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信上的署名是Watson。我用了当时流行的德文《宣言》版本,参考了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宣言》译出来了。可是怎样把译稿送到莫斯科,当时是颇费周折的,最后,我找了德国共产党中央,请一个德共党员将《宣言》译稿带往莫斯科。由于和森同志此时已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壮烈牺牲,这稿子也就石沉大海了。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成仿吾第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译后记手稿

我第二次翻译《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同志合作的。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我在陕北公学工作。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我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我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翻译,条件也很差,连象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找到。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1938年8月这译本在延安曾经作为“马恩丛书”第4集出版过,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也出版过,1938年8月和10月由中国出版社印行,有横排和竖排两种。我在敌后解放区得到这个译本时,发现译文的缺点是很多的,但是没有机会校正了。后来博古同志根据俄文出版了一种校译本,改正了某些缺点,但离开德文原著似乎远了些。

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说这是我第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定稿后交给了解放社,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这部修改稿可能遗失了。《宣言》百年纪念时,我本想再校正一遍出版,后来因事未能如愿。

成仿吾在陕北  []斯诺摄

全国解放后,我又抽空将延安版的《宣言》稍加校正,作为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这次校正是我一人作的,我没有去麻烦徐冰同志。当我校完清样时,他刚去朝鲜做慰问工作。我在重校后记中说过,译文还是很难满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细嚼的珍品,对那些细心研究或反复钻研的同志们,我相信还是会有帮助的。

1974年,我奉调从山东来京,毛主席在一份批示中要我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恩著作中文译本的校正工作”,中央组织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还给了我几名助手。从1975年年初起我在助手们的协助之下,对《宣言》进行了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许多老同志知道后,都热情地支持我、鼓励我,肖克同志说他双手赞成我的工作,并且把我的修改稿送去打印。1975年春节刚过,我和助手们遵照毛主席教导的关于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对修改稿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我们还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文章,并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以加深我们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那一段时期,我们每天讨论三小时,前后修改了三遍,直到1975年9月才初步定稿。中央党校印出讨论稿后,我送给了胡乔木、范若愚、张仲实等同志,请他们指正。我们还邀请了在京的二十六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和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们综合这一切宝贵的收获又对译文作了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成仿吾(后排右一)与

胡锡奎(后排左一)等领导与同志们合影

与此同时,我们对照了我国外文出版社、东德狄茨出版社、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和《宣言》1848年、1883年、1890年版共六个德文版本,发现国内外的德文版本同1848年的德文原版都有数目不等的差异,我们分别情况对译稿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1976年《宣言》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时,我呈报了中央政治局。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对我的亲切关怀与热情鼓励。
1976年5月21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收到我送去的《宣言》译本的第三天,就来电话说要来看我。我打电话回答说,我应该去看总司令,怎么好让总司令来看我。这天下午,朱德同志不顾九十高龄到了中央党校我的住处,一见面,他就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如果看不懂,我就读不下去了。”他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与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朱德同志问了我们小组的情况和工作计划后,还鼓励我说:“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把你这里当个点,我以后常来。”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我们敬爱的总司令畅谈,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在这次短短的见面中,他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多的,我十分感动。但是他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当时我并不曾完全理解,只以为是对我的工作高度鼓励,使我愧不敢当。但后来我逐渐想起了,他说的是有深远意义的。

195052日,吴玉章(左六)、成仿吾(左二)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苏联青年代表团并合影,左一为李新,左七为毛岸英

这几年我在助手们的帮助下,除重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外,还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经典哲学的结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选》等著作。在工作中,我是常常以恩格斯生前对某些译者的批评作为鉴戒并时时引起警惕的。他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谈到丹麦文译本时说:“可惜这译本不很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译者感到困难而被删掉了,有些地方也还可以看到草率的痕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如果译者较为细心,是能够译得很好的。”坦率地说,我们的经典著作译文也有类似的问题。仅以在我国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共产党宣言》而论,过去的译文就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宣言》开头的第一段话,原文是:

     Ein Gespenst geht um inEuropad 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Alle Ma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einerb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undet,der Papst und der Zar,Metternich und Guizot,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过去的译文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原文einGespenstumgehen是指“魔怪的出现”,并没有“幽灵徘徊”的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他们指出,“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对于这个近代阶级斗争的无法挽救的结局的恐怖”。至于“神圣同盟”一词,德文中原本是没有的,大概是英译者的错误,我们又按照英文版译出,当然就离开了原意。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不想在翻译问题上多谈。我更想到,我们近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想说,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工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要拼命向前啊!

1983年成仿吾与家人在中央党校

1883年3月14日下午,马克思,这位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在他逝世的时候,他是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都驱逐他,资产阶级都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一百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的名字成了真理的象征,他的学说成了人类解放的旗帜。我深信,这位科学巨匠的思想,一定会深深埋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前夕,我写了这段回忆,连同我译校的很不成熟的几本习作,就作为献在海格特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选自《成仿吾往忆》,原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


成仿吾 往忆



无产阶级教育家成仿吾(1897.8.24—1984.5.17

风云激荡的人生往忆

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唯一参加过长征的红色教授

先后担任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1952—1958)

山东大学校长(1958—1974)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78—1983)

从1931年参与创办中央党校起,成仿吾一直战斗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战线上,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作为文学家,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发起创建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作与翻译了许多文论、小说和诗歌;作为革命者,成仿吾于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陕北公学,1949年后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自1927年起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

《成仿吾往忆》主要收录成仿吾对长征的回忆,对创办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回忆,让我们对革命战争年代的无产阶级高等教育有了全面的认识。本书亦同时收录了他怀人忆旧的随笔和游记,如《纪念鲁迅》《怀念郭沫若》《太湖纪游》《人生的开始》《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等文章。


“流金文丛”第三辑

《蔡元培 文录》

《蒋梦麟 述怀》

《梅贻琦 日记》

《傅斯年 札记》

《罗家伦 文萃》

《成仿吾 往忆》

商务印书馆  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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