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羁旅：旧时胶济铁路上的人们

20世纪早期乘坐棚车的旅客。

　　胶济铁路通车后，彻底改变了沿线民众的出行方式，坐火车不仅是一种新奇时尚的感受，还是证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有效方式。在社会动荡和战争爆发的时候，胶济铁路还成为民众避寇逃亡的生命线，见证着民族危亡中同胞的苦难和抗争。

　　城阳站的一天

　　1903年初春，胶东半岛南部的墨河边，堤岸枯草里残留的冰碴，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光，歇了一冬的村民早已在田间劳作了多时。顺着田垄边发亮的两条铁轨望去，不远处一座德式风格的建筑在暖阳中缓缓醒来，那就是城阳火车站，是十里八乡除教堂之外又一处洋人建的房子。硬山样式的屋顶上竖着高高的烟囱，四面墙角用一块块青砖交错砌成，在侧面灰白的墙面上清晰地写着“城阳”两个楷体字和一串外国字母“TSCHENGYANG”，站舍面积不足100平方米，和铁轨之间是高出轨面不足半米的土站台。

20世纪初城阳站站长接收电报。

　　站长是一名德国人，正在不大的站长室里做着各种准备工作。由于城阳只是小车站，除了站长还有一名扳道工，忙不过来就雇佣车站外的中国苦力。墙上的八角鱼尾挂钟响了，整整敲了8下，从青岛发出的列车出发了。车站外就陆陆续续走来了三三两两的村民，有的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一看就是奔走于乡间的货郎;有的雇着大车，拉来了两大车鱼，应该是发到沿途的货栈;还有的提了三大篮行李，估计是要出门做大生意的商绅。坐车赶早的乘客，拿着不同的银元或制钱，通过站长室隔墙上的一扇九格窗提前购买去往昌乐沿途的车票，随后在候车室里两排坚实厚重的连椅上等着，喧嚣和嘈杂声透过售票的窗户挤进了站长室。

　　车票卖完了，桌上的电报机响了起来，电文是：“列车由赵村出发”，墙上的挂钟刚过九点零六分。站长拿着摇铃和信号旗来到了隔壁的候车室，摇铃通知乘客准备上车。随后走出站舍，登上站台，审视着不远处的进站道岔。他让车站上的苦力用喇叭朝东吹出一个拖长的信号，那里的扳道工正在进站道岔旁待命。这时，乘客们背着包袱、提着行李，一个挨一个地走到站台上，水果商和餐饭商大声地叫卖着。

　　20世纪初，城阳站站长卖票。

　　进站的火车停稳后，看车夫招呼车上的乘客依次走了下来，站台上等待上车的乘客也耐心地排着队。虽然上下车只有很少的几分钟，但没有混乱和争执，也很少有人询问或叫喊，更不会有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跑来，他们有的是时间。就是那些用大车送来的鱼勉强能装完，开车的时间就到了。站长用德语喊“出发(Abfahren)!”他使劲太大，以至于“r”音嘎啦作响，周围的中国人笑了。

　　列车离开后，站长又去了货物仓库和附近的商街。铁路上除了客运还有不少货运业务，从坊子来的烟叶要在那里卸货入库，下午发往青岛的花生要在那里装车。忙忙碌碌很快到了下午，站长又接送走从昌乐返回的客车后，已经过了4点钟。回到站长室开始盘点一天的账目。客票收入、平常零货、指明零货、贵重物件等的收支情况，墨西哥银元、制钱、铜元等现金收支情况，站长都会一一记下来。

　　黄大人很生气

　　“岂有此理!”

　　山东道台黄中慧狠狠地把德国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的道歉信摁在案几上，猛地站起身，急促地踱着步。低首站在一旁，送信进来的仆役一脸惊恐，忙后退两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正在议事的同僚们相互对视一眼，纷纷询问：“大人何故动怒?”黄中慧重新坐定，再次举起锡乐巴的道歉信摇在手里，余怒未消地说道：“什么'所遇不便’'尽职太过’，这个德国佬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把信扔在案上，继续说道：“前日，我乘车去青岛，行至高密站时，一名德国站长理直气壮地让我把座位让给几名德国军官和家眷，口气极其傲慢。我自然要与其争辩缘由，谁料这个德国佬竟然说我身着洋服、口说洋文，必是日本侦探，让人把我拽下车，欲强行关押。当我亮明是大清监司官员、去青岛公干后，竟也没有丝毫道歉之意，轻描淡写地又让我上车。我自然要严辞相拒，留在高密站讨个公道。第二天到青岛后，那个德国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就到我住的旅馆询问情况。我的本意也不会和区区一个站长过分纠缠，丢了我大清的颜面，就要求山东铁路公司正式道歉也就罢了。谁料今天送来的道歉信里，言辞凿凿，竟然称我在高密站'所遇不便’是由于站长'尽职太过’，对站长一撤了之。我并无过失，却被逐出车外，交士兵看管，被剥夺人身自由，铁路公司却只称其为'不便’，称该站长'尽职太过’，这到底是他错还是我错?这哪里是在道歉，分明就是强辩!对我大清官员尚且如此，对我良民百姓那还不知道要欺压到何种程度!”说罢，冲着仆役吩咐道：“去!拿上我的名帖，通知几家报馆，这次我要让世人看看德国佬的嘴脸。”仆役应着，站起来转身去了。

　　20世纪初火车上的中德官员。

　　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与中外多家报馆皆有密切联系，于是上海和青岛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期，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德军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起来。

　　锡乐巴端详着一份德文报纸不明白：区区一件小事，何至于此?自己处理及时、得当，那些中国官员怎么会在报上说：由此可推断铁路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若不将此等妄为之事从此杜绝，则铁路公司之后患止复无穷”……报上的评论还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初期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了，云云!更令他头疼的问题是，舆论现在已经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德国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情，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件，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身处风口浪尖的锡乐巴最清楚，中国人的这种情绪由来已久，自从他来到山东主持胶济铁路建设的时候，就已经在逐步酝酿、不断累积了，抗德阻路暴力冲突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20世纪40年代火车上的中国乘客。

　　避寇逃亡的生命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津浦铁路始终是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焦点，为了抵抗日军南侵，8月份津浦路济南至德州间线路就被破坏，大批滞留在平津的难民为了避免战火，从8月份开始就纷纷取道天津，乘船至烟台或青岛后，沿胶济铁路到济南，再转津浦铁路南下逃亡。此时的胶济铁路已然成为中国民众南逃的唯一“生命线”。

　　天津站，一群中国人通过日军的盘查，找到一家大旅馆住下。没想到日军警备司令部竟设在这里，众人吓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逃进法租界。按原定计划取道天津后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去上海。打开 8月14日报纸一看，日军昨日进攻上海，上海去路已断。他们在天津苦等了近10天，终于登上一艘开往烟台的英国商船。到烟台时，只见日军潜艇炮口直指市区，中日双方军队正在对峙，战斗一触即发。下船后，一行人住进两军对峙中间地带的一家旅馆。因太危险，找熟人弄来两辆汽车，载着众人匆忙离开烟台。到了潍县，正赶上从青岛开往济南的最后一班火车。这群人就是沈从文和一批清华、北大两校的朋友。

　　潍县站，一对夫妇搀扶着一位老人，还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早就登上了青岛开往济南的第一班火车。火车在胶济线上行驶，不时有日军的飞机从上空呼啸着掠过。每到这时,火车便立刻停下来，拉响警报，男男女女便慌慌地跑下车去。日机飞得很低，几乎可以看到机身上红色的“太阳”标记。下午3点钟终于到达济南，这里挤满了逃难者，所有旅馆都已爆满。他们请山东省教育厅帮忙，总算在大明湖边找到了一家条件不错的旅舍。在济南滞留两天后，全家人终于从津浦铁路济南站挤上了南下的火车。这一家人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8岁的梁再冰、5岁的梁从诫和孩子们的外婆。

　　济南站，聚集了数以千计由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其中一名女学生丁金相，忽然遇见了自己的老师，相见大惊。丁金相问：“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临别时,丁金相特地跑出站买了一瓶白兰地、一罐饼干送给老师。师生之谊，溢于言表。这位老师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梁实秋。

　　乱世羁旅，飘如浮萍。战争阴霾下的众多中国百姓与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梁实秋等学者们一样，经胶济铁路在济南转车后，沿津浦铁路南下徐州，转陇海铁路向西，一路飘零，流亡大半个中国。

原标题：乱世羁旅：旧时胶济铁路上的人们

值班主任：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