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北镇岁月
曹庆选／文
青岛医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46年，在那个年代，山大是全国仅有的五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旗下的医学院更是人才荟萃，其医疗和教学水平位全国前列。1956年医学院独立，扩建成为青岛医学院，但山大的优质医疗水平却未受影响，六十多年来，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从未辱没老一代开创者的殷切付出和希望，其附属医院到现在还被广大市民称为“山大医院”就足以证明。
如果说青医恢弘发展的主旋律中也曾有过插曲的话，我觉得青医迁往北镇的一段应该算得上。那段特殊时期为时不长，但在青医史上无法回避且影响深远。
父亲曹来宾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亲身经历了青医搬迁北镇这一过程的始末。身为老人家最疼爱的女儿，我有幸伴陪父亲在北镇度过了数年的时光，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0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遵照“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山东省委于同年10月决定青岛医学院整体搬迁至惠民地区行署所在地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市。在学校军代表的催促下，各个教研室顿时人仰马翻地开始了各项准备，因搬迁事宜实在过于繁巨，只得分批进行。父亲被通知第一批下去，我母亲是第二批，那年正值我初中毕业，按政策可以在青岛就业，但一想到全家都要下放到北镇，父母不放心让唯一的女孩独自留在青岛，所以我就和其他情况相似的子女们到北镇就业了，由此见识了父辈们在北镇青医分校的工作和生活。
北镇是山东北三区最贫穷之地，虽“贵”为地区所在地，但环境和建设远不如胶东的一个县城，仅有的两条马路十字交叉，南北向路上有新华书店、电影院、人民剧场和一个百货商店，东西向路上是地委大院、党校、农校、京剧团和吕剧团，再远些有军分区、东方红旅店、长途汽车站，走走就到头了，与今天的滨州市简直是天上地下。城周有北镇活塞厂、柴油机厂和青岛国棉四厂下放的北镇棉纺厂，老师子女中有的就业进了令人羡慕的工厂，那个年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最高，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则望尘莫及，被分到了地区医院。
因搬迁仓促，当地根本没有接纳的条件，惠民地区为了青岛医学院的到来，只能将党校和农校搬走腾出房子。夫妻同去北镇的有十几家人，被安排住在党校。放射科的李连忠大夫和夫人金梅玲大夫都是第一批下放人员，他们把1岁多的小女儿留给青岛的老人，带着3岁的大女儿，分得一间半平房。我们家人口众多，上有四位老人，下有我和四个均未成年的弟弟，没有房子安置，只能等房子盖好后再行搬家。单身前去的老师被安排住集体宿舍，父亲的安身之处是北镇卫校外的一排平房，房前是尘土飞扬的小操场，房后是荒芜的野草，较远的角落里是露天的厕所，遇到刮风下雨或是大雪纷飞，去趟厕所都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每间宿舍住八个人，上下双层床，上层放东西，下层住人。同屋都是各教研室的老主任，多是全国著名教授，如皮肤科的李景颐教授、妇产科的何森教授、外科的范迪初教授、眼科的胡用霖教授、内科的史镜铭教授，当年他们已经50多岁了，故宿舍被戏称为老头屋。
其它宿舍安排的大都是三、四十岁，是各个科室年轻的业务骨干，记得有小儿科的魏书珍、顾仁凯、麻醉科的王式正、耳鼻喉科的程少光、检验科的张增光等长辈，17岁的我称他们为叔叔，他们也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无时无刻不担心着远在青岛的家人，个别“意志薄弱”的人，晚上看着家人的照片竟失声痛哭。我的宿舍离父亲的住处很近，几乎每天都去，和宿舍里的长辈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十年后我调回青岛，还经常和他们联系，均源于这份北镇情结。
父亲他们一日三餐要到卫校内的食堂打饭，后来为改善生活，有些人私自配置了小煤油炉和简单厨具，休息时可以自己做点饭菜。记得有一年冬天，当地农民在门前兜售黄河滩打来的大雁，一元钱一只，父亲买下来拔毛收拾好，在炉子上炖煮，全宿舍像过年般的热闹，那是我第一次吃大雁肉，虽很粗糙，但在当时已是上等的美味了。北镇的生活是清贫的，在北镇我真真见识了什么叫“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当地农民用一分钱在合作社里买小半碗醋和几根火柴。下乡巡回医疗，公社医院的男医生们一碟咸菜做肴，可以喝酒到半夜，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北镇地处黄河的冲积平原，土质极差，放眼望去地面上泛起片片白色的盐碱，像是人体皮肤上的牛皮癣，连野草都长得稀拉拉。水质也很不好，记得刚去时用的是井里的“揽”（苦咸水，含碱高）水洗头，头发硬的像铁丝，后来用上了胜利油田的深井水，水质好了许多。父亲的宿舍屋里屋外均没有自来水，开饭时间卫校食堂才有热水供应，要带暖瓶去打。越过小操场，过一条土马路才是卫校的门口，一路尘土飞扬，洗漱用水要用桶到学校里去提。因为没有浴室，洗澡是个大问题，只能提桶水回来在宿舍内擦澡，好在胜利油田一分厂医院里有父辈们的学生，后来大家就通过这层关系，能去一分厂医院澡堂“蹭”澡了，但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了冬天，上了岁数的老专家们还是担心天冷路滑。患感冒，宁可呆在屋里烤火，戏曰：人家社员冬天从不洗澡，自幼如此，也没见脏出病来，我们要向社员同志学习嘛。
北镇的气候和青岛差别很大，夏天酷热难耐，完全离不开扇子，夜晚热得难以入睡，凉席被汗水湿透后，再起身用水擦身，还要防备蚊虫的叮咬，当地老百姓戏言三个蚊子炒盘菜，可见蚊子之大，必须挂蚊帐自卫。但“地面部队”难以防范，跳蚤和臭虫让大家防不胜防，痛苦不堪，医院里公共场所的长条木凳都不敢下坐，开始不知道，坐下一会就感到臀部火辣辣的，又痛又痒，伸手一摸厚厚的肿起一片，再低头看凳子，木缝里密密麻麻的小动物在缓慢的蠕动，竟能够透过裤子咬人，更能钻进衣服里继续吸血，这种叫做臭虫的小生物城里人哪曾见识过？着实领略了他们的厉害。北镇的冬天十分寒冷，经常大雪封门，有时要从窗户跳出去，再铲雪开门。不生炉子的房间晚上牙杯里不能存水，否则次日早上牙刷会被冻住。父亲宿舍里虽然给配备了炉子，白天生火取暖，但到了晚上大家睡着了，火也就熄了，早晨起床也是被冻的哆哆嗦嗦。
北镇的交通很不方便，往来青岛要一整天的时间，回青岛坐长途汽车，早上六点从北镇长途汽车站出发，晚上六点才能到青岛四方长途汽车站。去北镇更是麻烦，晚上从青岛坐夜间火车，半夜抵达淄博市的张店，还经常晚点，下火车后要走一段昏暗的小路到张店汽车站，早上6点再乘长途车前往北镇。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带东西太多，下火车后走不快落单了，猛然间背后有人卡住我的脖子抢行李，我吓得尖叫起来，幸好对面走来一些人给冲散了，当时的惊恐和勒脖子的窒息令我终生难忘。长途车从张店到达博兴县小营的黄河渡口要下车上轮渡，汽车也开到船上。宽阔的河面，滔滔的黄水，风大时站在船边河水会溅到衣服上，留下斑斑的印记，不愧“一碗河水半碗泥”之称谓。船到北岸的道旭渡口后再重新上车，中午前后才能到达北镇，当年在北镇的老师们都是这样来回奔波的。最难忘的是解剖教研室的尸体标本成了“香饽饽”，被青岛和北镇两地的学生们共同使用，所以标本要在两地来回奔波，正因为如此，父辈们和其子女们可以近水楼台，偶尔能幸运地搭乘拉“教具”的卡车免费来回青岛。
父亲他们上课要借用农校的教室，没有公交车，没有自行车，要走5、6里的泥土路，中间还要穿过一个叫樊家的村庄。有一次一位老师冒雨前去上课，凉鞋陷在泥地里，拔出来的时候塑料凉鞋的带子被拔断了，他觉得回宿舍用火烧烧再粘上还能穿，于是提着一只凉鞋进了教室，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距北镇30多里地有个叫杨柳雪的公社，因粮棉双高产，被树为全国“棉区的一面红旗”，令我不解的是盛产棉花之地，婴幼儿居然不用尿布，统统装在一个盛满沙土的布袋里，任其大小便，每天换沙土。到医院看病做检查时，把孩子从布袋中拎出，身上沾满了沙土。下乡巡回医疗时谁家门口堆着沙土，就是家中有小儿的标志，这种风俗不知今天是否还在延续。
北镇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并没有阻碍父辈们对医学的探索研究，父亲宿舍里年轻的大夫们利用晚上和休息时间，相互探讨病历，交流学科知识，临床上的会诊在这成了常态，无意中宿舍成了跨学科交流的重要场所。记忆犹新的是我的邻居儿科的魏书珍长辈，无论严冬和酷暑，每天晚上刻苦读书，伏案写作，最终成为青岛乃至山东儿科界的翘楚。耳鼻喉科的程少光长辈，看书、研究，最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专家。父亲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冒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带领着科内和兄弟医院的同道们着手编写《骨与关节X线诊断学》，1973年终于完成，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只能由青岛医学院以教学讲义的名义内部发行。打到“四人帮”后，1978年《骨与关节X线诊断学》在全国科学大会荣获国家二级科研成果奖，以后又多次再版，成为骨关节影像诊断的权威之作。父亲毕生著作甚丰，论文数量再放射界列全国第四位，其中不少是在北镇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
父亲是中药治疗骨肿瘤影像研究的创始人，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并收集相关资料。在北镇给地区医院讲课时，父亲将他收集的中药治愈骨肿瘤的病例展示给大家，医院对此很感兴趣，专门成立了治疗门诊，利用父亲带去的药方，开展了对拒绝截肢或无法截肢患者的中药治疗，患者的疼痛和肿胀症状明显好转。父亲的“骨肿瘤中药治疗”的研究成果，使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发扬光大，一位北京专家要去国外学术交流，看中了父亲的这项成果，一生从不把知识视为私有的父亲毫不犹豫的奉献出来，让中医中药治疗骨肿瘤的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北镇的文化娱乐生活及其匮乏，唯一期待的娱乐是看电影，能暂时冲淡有家难回的苦闷。胜利油田一分厂周末有时放露天电影，父亲他们扛着凳子前去观看，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社员们早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看银幕的反面。当时的电影主要是革命样板戏、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故事片，片中的音乐和对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因为收音机里放的也是相同的内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人人都能清唱样板戏的片段，而且至今不忘。回想起李景颐教授，下班后经常在宿舍里哼唱京剧，还以手打拍自娱自乐，因为唱的是传统京剧，我当时都觉得怪怪的。
流经北镇的黄河因多年的沙土沉积，河床大大高于城区，好似天河，每逢汛期，各单位都抽人上黄河大坝上巡查抗洪，医院的医生也轮流上坝值班。记得有一年河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我和父亲站在最后一道大坝上，河水俯首可掬，背后就是北镇的城区，水面远高于屋顶，一旦决口便是灭顶之灾。晚上睡觉前我们把几块木板放在床边，以备逃生，回想起来其情其景近在眼前。
9.13之后，全国形势有所变化，因高校在农村办学实在困难，一些高校又陆续返回城市，1974年青岛医学院的部分教研室也搬回青岛，整体搬迁之事从此不了了之。父亲和好多老师们重回青岛工作，而我们这些子女们可惨了，因为户口已落在北镇，不可能再随父辈回青，其中大部分人后来在北镇结婚成家，医院里仅剩我和微生物教研室的田浩泉教授之女坚持单身，十年后才费尽周折调回青岛，已是名副其实的剩女了。
感谢青医没有忘记为学校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是青医培养了父辈们，父辈们也为青医争得了荣耀，当年这批下放到北镇的中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后起之秀，有的还成为全国知名教授。在父亲离开我们六年后，附属医院的影像大楼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来宾楼”，楼前正面墙上还镶嵌了父亲的雕像。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和青医附院是友好医院，放射科的DieterApitzsch教授带队专程前来参加命名仪式，还代表德国放射学会赠送了伦琴的坐像，父亲的在天之灵会感知到一盛况，会看到青医今天的辉煌发展，会看到学子们的成长成才，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当年在北镇奉献青春、做出贡献的老一辈专家们多已辞世，我们这些与之相伴的子女们也已近七旬，在此我以青医学子和子女的身份，仅以能够记忆的北镇轶事，献给那些曾经为青岛医学院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前辈们，也让后辈们知晓，他们的母校曾经有过的这段特殊历史。
2021.12.28
本文由曹庆选女士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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