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革命家里面，也有很多模范夫妻，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一对，他们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相敬如宾感情融洽。
但周恩来公私分明，一直“压着”邓颖超，不仅职务、待遇上不搞特殊，甚至在建国1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名单上，亲手划掉了爱人的名字，以至于邓颖超感叹道：当总理夫人太委屈。
周恩来和邓颖超
革命伴侣初相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相遇是一段奇妙的缘分，一个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出生于广西南宁，同样是因为家道中落，跟随亲人来到天津，又同时就读于南开中学，周恩来在男校，邓颖超在女校。
更奇妙的是，两人在中学时代都表演过话剧，而且都是反串，周恩来演女角，邓颖超演男角，性格上互补性强。
后来周恩来考入南开大学，邓颖超考入天津女子师范，虽然不在一所学校，但时代的大潮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1919年五四运动中，天津各高校组织“觉悟社”，参加反帝爱国游行。
邓颖超
在游行中，邓颖超带领女学员走在最前面，高呼爱国口号，而周恩来是觉悟社的负责人之一，他面对北洋警察的殴打和骚扰，毅然挺身而出，带领大家冲进警察局，质问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什么纵容手下打伤爱国学生。
据邓颖超的回忆，在一次国民大会上，她看到主席台上有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穿黄绿色衣服，脚踏白色皮鞋的英俊青年，这才把周恩来的名字和本人对上了。
不过当时男女之间授受不亲，而且大家都是热血青年，心思都放在组织的建设上，互相约定彼此之间不谈恋爱。
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周恩来还曾信奉独身主义，声明自己不结婚。
邓颖超
不久天津警察厅查封了天津学士联合会，大肆逮捕学生代表，周恩来就在其中，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当局采用拖字诀，既不放人，也不走法律程序，拖了两个月，试图迫使学生们屈服。
周恩来在狱中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进行绝食抗议，邓颖超闻讯后，为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又担心他们的身体。
于是组织人手到警察厅请愿，迫使当局移交司法机关，在学生代表们的据理力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最终无罪释放，但南开大学还是开除了周恩来等人。
周恩来
正是这次请愿活动，拉近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后来周恩来为寻求救国真理，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而邓颖超留在天津教书，两人经常书信来往。
周恩来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上越来越成熟，摒弃了独身的念头，与邓颖超的感情逐渐升温。
1923年的一天，他给邓颖超寄了一张明信片，说希望两个人能够像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样，做革命夫妻，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先是惊讶，回信询问周恩来为什么会改变想法？
周恩来说社会主义是唯物的，革命和组成家庭不矛盾，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都有自己的灵魂伴侣，一同到法国的很多同志都结婚了，希望能和勇敢的“小超”一起，共同为理想奋斗。
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的真诚和深情说服了邓颖超，她接受了示爱，随后撰文表达了自己的婚姻观：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
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派，启程返回国内，到新成立的黄埔军校任职，他在百忙中，让人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送去书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周恩来
此时的邓颖超也入了党，领导天津学生和工商业者发动罢课、罢工和罢市，声援五卅运动，遭到天津当局通缉，中央考虑到实际情况，就调邓颖超到广东工作，一来可以躲避通缉，二来与周恩来在一起工作也方便。
就这样，邓颖超南下广州，与阔别的爱人见面，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周恩来因为事务繁忙，没有亲自迎接，就让陈赓代替自己。
结果陈赓是个近视眼，没接到人，还是邓颖超打黄包车来到周恩来的寓所。
直到第二天傍晚，周恩来才终于出现在邓颖超的面前，他们约定不举行结婚仪式，就在同志好友的见证下，正式结为一生的伴侣。
陈赓
总理夫人很委屈
邓颖超甘当绿叶，一切以周恩来的事业为重，结婚后不久，她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只是黄埔军正在东征，军务繁忙，她怕影响革命工作，就瞒着周恩来把孩子打掉了，心想以后再说。
一年后，邓颖超再次怀孕，夫妻俩都想保住这个孩子，可惜她长期劳累，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孩子最终还是流产了，还因此留下病根，以后再难怀孕了，这成了他们唯一的遗憾。
国共合作破裂后，党组织转入地下，邓颖超不离不弃，拖着病体寻找周恩来，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
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后，临时中央转入苏区，周恩来先后担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邓颖超没有跟他一个部门，在中央局和政治局做秘书，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
在长征途中，邓颖超肺病复发，而周恩来则患上了少见的肝脓肿，高烧不退神志不清。
由于没有手术的条件，只能靠药物保守治疗和身体硬扛，医疗队里只剩下一支退烧针，邓颖超毫不犹豫地让医生打给周恩来。
周恩来熬了过来，邓颖超咬紧牙关继续前进，在过草地时，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差点没走出来，所以邓颖超后来说，她和恩来都是幸存者。
邓颖超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退居二线，主要从事妇女儿童工作，重庆谈判期间还作为周恩来夫人一同到重庆，与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友好对话，旧政协开幕时，她是中共方面的唯一女性代表。
正是因为邓颖超在统战方面的突出能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商议，决定让她亲自去上海邀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等一系列活动。
周恩来贵为总理，有人事任命权，而邓颖超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完全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别的职位。
可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不仅不准他们走后门，还一直刻意压着邓颖超。
周恩来
毛泽东曾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认为邓颖超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建议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但周恩来没有回应，因此邓颖超长期担任中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副部级的人民团体负责人。
不仅如此，邓颖超原定工资标准是5级，在送交国务院审批时，周恩来把她的标准降为6级。
在那个年代，首长们都自觉抵制特权，衣食住行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除，而周恩来既要抚养烈士子女，又喜欢请工作人员吃饭。
因此经常一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邓颖超不得不用不多的工资“补贴”周恩来，谁能想到，总理一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毛主席
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经常出国访问，也很少把邓颖超带在身边，即使出于外交礼仪，以总理夫人身份同行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甚至连住宾馆的费用都要自己付。
在新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周恩来还将天安门观礼名单上邓颖超的名字亲手划掉，让邓颖超也感叹：“当总理之妻很委屈呀”。
不过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不近情理的做法，邓颖超却安之若素，在面对别人的不解时，她经常说：“我当了名人之妻，受点委屈算什么。”
周恩来的严于律己，丝毫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反而使之历久弥坚。
邓颖超
海誓山盟的爱情
周恩来是一位严肃认真的革命家，其实在内心深处，还住着一个文艺青年，早年间与邓颖超书信往来，就曾写出“情长纸短，吻你万千”的情话。
几十年后，他们在私人信件中仍然像青年男女那样含情脉脉，周恩来说：“你的信总是太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颖超说：“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想我。”
周恩来又回应道：“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谁切，则留待后证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周恩来入驻中南海以后，一直住在海棠盛开的西花厅，一天凌晨，天降大雪，刚刚加完班的周恩来突然让秘书叫醒邓颖超，说找她有急事。
周恩来
邓颖超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起身来打周恩来的办公室，满脸疑惑地问有什么事，周恩来拉住她的手，缓缓地说：“小超，下雪了，我请你去踏雪。”
已过耳顺之年的邓颖超的少女心一下子被勾起来了。
她和周恩来一起披上大衣，在户外的雪地里慢悠悠走着，沙沙的落雪声和吱吱的踩雪声在空旷的院子里异常清晰，两排脚印在洁白的雪地上延伸，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周恩来知道自己会有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他深情地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周恩来
1975年，周恩来因为长期积劳成疾，肝癌转移，并发膀胱癌和结肠癌，先后经历十几次手术，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在弥留之际，他还嘱咐身边的保健护士，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邓颖超匆匆赶到病榻前，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然后弯下腰吻了一下爱人的额头，做最后的一次告别。
邓颖超尽管无比悲痛，希望留一些纪念，最后还是按照总理的遗愿，把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黄河入海口等处，与祖国山河融为一体，永垂不朽。
周恩来逝世以后，邓颖超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79岁高龄时出任全国政协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
1988年，84岁高龄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里写下了一段怀念总理的文字：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她与总理的感情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渐渐淡去，反而愈加浓烈，当年他们曾经约定要共用一个骨灰盒，虽然没有实现，却另一种方式永远在一起。
1992年7月，邓颖超去世，工作人员按照遗愿，把她的骨灰撒在周总理骨灰撒过的地方，履行了“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海誓山盟。
参考资料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革命姻缘》.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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