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江丹 钱欢青
张学海，1934年生于浙江温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原山东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长。他是山东先秦考古的开拓者、齐鲁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主持指导下，海岱区发现较多龙山文化城，率先启动海岱史前城课题研究。他提出了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标志国家诞生的一家之说。他从方法论高度总结了大遗址探掘方法，丰富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应该做一个奋发有为的人，还应该是个专门家
1951年3月，我考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实际上是参加了革命工作了。这一年的6月，我们响应了国家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解放军。我没有出国，没有赴朝，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和长春兽医大学，一共当了四年的文化教员。1954年4月，复员回家。
1947年，小学毕业于温州。
1955年4月摄于吉林长春。
当时正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浪高过一浪，我想自己还比较年轻，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一点力，就想继续念大学。我对中国古代史有一些兴趣，在部队的时候，看过一些古史分期的文章，所以就想考历史系，当时我想报考北大、山大、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回到家之后，很快地就给我安排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这个学校叫囿山小学，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学生有1000多人，我在这里就一面工作，一面准备功课。
张学海的祖父张品纯(日本早稻田大学数理系毕业，终生于桑梓中学任教)与祖母周氏合影。
1956年就考上了北大，当时北大历史系是实行五年制。我们1956年级的一共有120多人，分四个班，大一的时候并没有正式分专业。大二才开始正式分专业，一班是中国古代史，二班是中国近现代史，三班是世界史和亚非拉史，四班就是考古班、考古专业。我选择了四班，当时我对考古并没有什么很深的认识，只是觉得学考古的人少，有点冷门，比较容易出成果。
1957年4月参观八达岭长城。不过我们学习的那阵子，碰上了好多运动：反右派、“大跃进”，接着就是“教育革命”。通过“教育革命”，我们的一些个人主义思想比如说“白专思想”“一本书主义”都受到了批判。经过这一次“教育革命”，我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提倡“又红又专”，奋发有为，我自己觉得既然念了大学，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应该做一个奋发有为的人，应该是个专门家，是个奋发有为的专门家。这种思想为自己的考古人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整个考古人生，自己都能够坚持艰苦奋斗，刻苦努力地学习、工作。我觉得这是自己在大学时期一个重要的收获。
1959年8-9月，北大历史系1956、1957年级考古班为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产地进行发掘，其间郭沫若院长专程到发掘现场看望，讲了两小时的话，并在“鸽子堂”和大家合影。三排左六郭沫若、左七杨钟健、前排左二为张学海。
在中国猿人产地第一地点发掘，张学海和同学在打炮眼。正面右起李发、张学海、郝本性、马希桂。
1959年，张学海（右一）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进行教学实习，学习作器物描述。
主持发掘一系列重要考古项目
1961年五六月，修完课程，也就毕业了。
1960年10月在北京海淀，时年读大四。
1961年9月，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到山东省文化局报到，被分到山东博物馆工作。
我那个同学愿意搞室内工作，我是愿意搞野外、搞考古工作。馆长和我们谈话时，讲了室内工作比野外工作重要，实际他指的室内工作就是搞陈列、搞展览这些。我当时是由我们文物组长领着去的，他听了之后，挺有意见。尽管馆长这么讲，我还是愿意搞考古，这样他就让我到了文物组。文物组实际上是山东省文管处刚和博物馆合署而设置的博物馆的中层部门，负责全省文物考古具体工作。能学以致用我非常高兴，就这样，我走上了考古人生。
在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接待室思考问题。
在整个考古人生当中，我主持了一系列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工作。
1963年4月和爱人闵丽华合影。1964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临淄齐故城的“四有”探掘工作，让我当了文物队业务组的副组长，后来队长经常不在，队长不在的时候我就主持了一些具体工作。主持是我们文物组的组长杨子范，他也是当时成立的临淄文物队的队长。
这是我第一次搞“四有”，也是山东第一次搞“四有”。
临淄齐故城大型殉马墓的殉马总数约超600匹，殉马坑围绕墓室的西、北、东三面，1964年夏首先发现北面马坑，并于同年冬做了发掘。1970年代前期，张学海主持发掘西面殉马坑和墓室，墓室被盗空。张学海(左)和夏名采(右)在作西面马坑记录。1969年，我主持明鲁王朱檀墓的发掘。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这个墓没有被盗过，出土了大量的琴棋书画等文物，因为它一直泡在水里面，墓室是砖石砌的，埋得也很深，所有的丝织品、纸张、木质的这些文物都泡在水里，基本都没坏。这是一次大的发掘。
1971年，我主持了临淄郎家庄一个齐国大贵族墓的发掘，第一次揭示了齐国大贵族墓的一种葬制，就是用很多妾婢，一共26个，都是宠妾爱婢陪葬的，这些陪葬的人都有棺椁，跟奴隶殉葬还不是一回事，这个墓也有奴隶殉葬，但这些是宠妾爱婢陪葬，她们都有棺椁，各有丰富的随葬品，都是女性，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左右。
1973年，我参与了东海峪的第二次发掘。东海峪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我参加了这一次发掘，领队是我们文物组的一个副组长，让我去帮助搞地层。发掘中，我发现了龙山文化夯土线索和一种新型地面上的房址，前所未见，为后来的重要发现提供了线索。
1974年，我主持了大汶口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发现、揭示了北辛文化跟大汶口文化直接连接的地层依据。考古学讲究地层，这就是证明北辛文化跟大汶口文化两个是同一个文化谱系，是互相衔接的。而且这一次发掘从北辛文化晚期一直到大汶口文化早期，加上原来第一次挖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基本上就是连在一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发掘，因为它有了地层依据。北辛文化早于大汶口文化，原来就知道了，但在这次发掘之前，并没有地层根据能证明这两个是连接在一块的。这是通过这一个地层资料来证明的。这是第一次找到了这样的地层资料，而且是在大汶口遗址里面，就把整个北辛文化晚期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都连接到一块了，后边还有龙山文化。
1975年，我主持了东海峪遗址的第三次发掘。这是因为第二次发掘我参与了之后，我发现有房基，是地面上龙山文化房子的房基，以前不知道龙山文化有这种房基。而且我们也知道龙山文化有夯土，就是已经会打夯了。我个人就是这么认识的，人家都不表态，都不吱声，我是相信这是龙山的房址，而且它打夯了。所以1975年，我就去发掘。发掘了之后，果然我们揭示了一个龙山文化方形、地面的房子，它有比较矮的台基，它的地基是打夯的。这是1975年的这一次发掘。这个龙山地面的房子是方形的，这种房子当时是第一次发现，龙山文化原来发现的（房子）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1976年，北大、山大在齐故城举办了一个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我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因为还是由省博物馆和淄博的有关单位来提供服务的，当时让我当这个培训班业务组的组长。这一次培训班是贯彻“四人帮”的那一套东西，方向不对头，而且我还是反对这个东西，人家就觉得我有点像个什么，像个权威样子，想抓我的什么（问题），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培训班）。
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一次？因为这一次我发现了临淄齐故城的一片汉代宫殿殿基，另外在河崖头那个地点有重要的西周早期的地层。这个原来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因为闹得挺不愉快，那个时候的那些学生在那种情况下，把我们都当成对立面，我们也就不大管理，但是可以到工地看，我就发现了这个。这些东西现在都没了，宫殿的那个殿基可能有照片、有图，西周地层那个地方可能就没了，也就是我知道这个情况。
曲阜鲁故城探掘，钻探、试掘、资料整理同时进行，张学海(前右)和赵春生(前左)在考察墓葬器物特征。1977年3月到1979年2月，我主持了鲁故城“四有”探掘的业务，整两年时间。这个工作当时省文物行政部门是交给济宁来管的。实际上那个时候业务工作主要是我拿主意，整个业务的开展实际上都听我的。济宁也是一个行政部门，文化局长不可能从业务的角度来搞这项工作。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项工作实际上算我主持吧。这次（探掘）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1985年到1986年，我主持了滕县薛国故城的“四有”（探掘工作），也取得了“四有”探掘的基本的成果。1990年到1992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我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四有探掘”，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90年我主持了国家文物局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山东的普查，一般好多省的考古所所长都不搞普查，也不愿意搞普查，我很愿意搞普查。我们这次是收尾工作，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这个跟我的有关国家的起源、国家的诞生的想法有联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工作。实际上他们都觉得考古发掘，是搞研究好像比较“高等”，文物调查好像比较低等，其实我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都（和）对文化遗址的重视有关系。
张学海在家中查阅资料。鲁故城“四有”探掘的重要发现前面讲了一下我在考古人生当中主持的一系列的考古项目，下边我想把鲁故城“四有”探掘跟城子崖遗址的“四有”探掘稍微多讲几句。
鲁故城它就在曲阜市区，面积是10.5平方公里左右。鲁故城的“四有”探掘主要是配合104国道修建工程，另外就是（当时）城市建设、城镇建设的矛盾比较突出，实际上开展“四有”探掘的时候，鲁故城有好多地方都被东西关、北关侵占、侵吞了，所以（对）它开展“四有”工作、加强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鲁故城开展“四有”探掘，它比齐故城来讲那就好得多了。一个就是我作为领队，已经不像参加齐故城“四有”（探掘）那样是刚出茅庐的考古“新兵”，我已经过一系列考古发掘的锻炼，田野考古学水平已经比较熟练了。另外，关键是有了齐故城的正反经验，就是齐故城不对的、对的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块，形成一套很有效的方法。所以鲁故城在“四有”探掘的方法上，它是比较成熟的，是从总结齐故城正反经验而形成的。通过鲁故城的“四有”探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有些方面可以说是对鲁城、鲁国，甚至是周代的历史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
88岁的张学海 新黄河记者黄中明摄今天不能详细地讲，我想概括地点一下，提出几点收获来。
一个收获就是查明了鲁故城的年代、性质和基本布局。原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年代和城的性质，钻探之前，有说这是战国、汉城，战国、汉城它不是周代的都城，通过“四有”探掘之后，知道它确实是个西周早期的城，是周代鲁国的都城。它的风格是大城包小城，是城郭的结构，有内城，有外城，是个回字形的结构。它是西周早期开始建的，因为在这个城里边，在西城区我们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遗存。这里有居住区，那里有手工业作坊，（城的布局）基本上掌握了。这是“四有”（探掘）的一个基本要求，要求查明这些遗存，根据它的重要性，划出重点保护范围。通过这次探掘，我们划了48处重点保护范围。这些原则上都是不能动的，除了重点保护范围，还有一些是一般的保护范围。这是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我们这次鲁故城的探掘发现了一大片邦墓区、公墓区。《周礼》上提到，有邦墓，有公墓。邦墓是百姓的墓，公墓是君主的墓、大贵族的墓。这墓区就在西城，在曲阜林前以西，西郭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条公路，现在可能还有，大体上在这两者之间，全是墓地。我们探掘的那个时候，探出了六处墓地。实际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居住，一般的文化堆积少见，说明这个地方原来基本上都是墓地，埋人的，没有居住区，（只有）一个很小的居住区就是制骨器的遗址。所以我想可能这就是公墓区、邦墓区，公墓区是君主的墓地，邦墓区是百姓墓地，刚才讲了。我遇到这么一个区域，觉得很奇怪，一般城里边的墓地都跟居住区挤在一块，混杂在一块，这个地方是专门用于埋墓，南北1000多米，东西900来米，多么大的一个区域，是吧？所以我想大概不会有错，这是《周礼》上讲的邦墓区跟公墓区。发现这个现象，好像在考古上是第一次，城内墓地经常发现，但是这么大的范围不住人，光埋人，整个西周、春秋都用于埋人，好像没有第二个，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发现。因为有了这个发现，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一个，是提供了鲁故城居民的族系和居住状况，鲁故城不是有城有郭吗？“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鲁故城的老百姓应该居住在郭城，也就是外城里，而西郭跟北郭是两个最重要的居住区，西郭就是西边的那部分郭城，靠着西门。
邦墓区探出的墓地分为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族系，我分别称为甲类墓和乙类墓。甲类墓位于邦墓区西部，和西郭居住区连接并有所叠压，属于夷商体系，这说明西郭居住区是夷人、奄人的居地。乙类墓位于邦墓区东部，所在为主相当北郭，居于内城西北面，乙类墓的形制和关中地区的先周墓完全一致，说明乙类墓是周族人的墓。邦墓区的发现，证明鲁故城的居民是由不同的族组成，包括被统治族和统治族。统治族就是周族人，住在宫城西北边的北郭；被统治族就是夷人、奄人，包括封给伯禽的那六族殷人在内，他们是在西郭居住的。他们是不同的族，但是集中分区住在同一城内，一个族系在西郭，一个族住在北郭，一直这样分区居住着。原来有些史学家认为，只有周人才能住在鲁城里面，被统治的那些夷人是住在邑城里面的。这次探掘表明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再一个收获，我们既然能够确定他们是夷人、奄人，跟周人的子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政治、经济状况怎么样了。这些奄人、夷人的墓葬，都没有什么东西，很少有器物，根本没有铜礼器，也没有铜戈、铜剑这些东西。这说明这些人是不能够当甲士的，他的社会地位很低。住在这一墓区东部的是周人的墓，它的埋葬制度跟陕西关中先周墓的埋葬制度可以说一模一样，它随葬的陶器器型，跟关中的先周墓也一模一样，这说明邦墓区东半部的这些墓主人是周人的子孙，这个不会有错。
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分成了甲组墓、乙组墓：甲组墓就是夷人、奄人子孙的墓；乙组墓就是周人子孙的墓。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有了这项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变化。西周时期的夷人、奄人穷困潦倒，但是他也不是奴隶，他有棺椁，不像是个奴隶。周人墓都有棺椁，有很多器物，不少有铜戈。有铜戈，说明他生前是个甲士，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两族都住在都城里面，但是分区居住的，社会地位大不一样。但是到了春秋的时候，大变了。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国人强大了，王权衰落，鲁国也是那个样。这个时候我们看墓区西半部的那个属于奄人、夷人系统的，就是甲组墓系统的，大不一样了，有带车马坑的墓，而且多有仿铜的陶礼器，有一座202号墓还随葬了铜礼器。说明春秋时期，国人强大了、兴起了。鲁故城墓葬资料和文献记载十分吻合。东周时期，鲁故城周人的墓主要发现的是大贵族墓，其中有的墓主恐怕就相当于国君了，随葬器物非常多。
再一个就是证明鲁国确实是保持了比较多的周礼。文献记载，周礼尽在鲁矣。那是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之后，看到了鲁国的礼乐，他这么赞叹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鲁城的这种墓葬，虽然甲组墓到春秋的时候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一套东西。甲组墓的鼎、豆、壶那一套器物，跟乙组墓公墓区的周代大贵族埋的器物完全不一样。我们常见的鼎、豆、壶那一套器物，在鲁故城都是甲组墓的，不是周族大贵族墓的，周族大贵族墓都是釜、壶，不用豆，鼎也不大用，用的釜不是甲组墓的那种釜，而是平底罐那样的器物，这两套器物在西周不一样，到了春秋还是不一样，这就说明鲁国坚持他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很执着的，一直坚持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证明曲阜鲁故城的周族人确实比较遵从祖宗的礼乐制度。
再一个收获，算是第四个收获吧，就是鲁国不搞殉人。原来（20世纪）50年代古史分期讨论的时候，有人认为，殉葬是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当时有人就主张鲁国也可能用奴隶殉葬，还没有发现就是了。这次探掘我们发现，鲁国不光不用殉人，连殉狗也不用。我们挖了这么多鲁城的墓，只发现一个殉人，但这个殉人是属于甲组春秋墓的，里面有一件铜器，铭文记载是由周人为女儿陪嫁制作的。如果这是为他女儿殉葬的话，那女儿应该遵从夫家的习俗，不是反映周人的习俗。如果墓主人是她的丈夫，那殉人是为她丈夫殉的，也不能说明周人用了人殉。而且这是被盗出来，盗到二层台上。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很难讲，但是所有鲁故城的周人墓，都没有人殉。以上是鲁国“四有”探掘的一些收获。
1978年暑假，小儿子来曲阜鲁故城看望张学海（右一），在孔庙御碑亭留影。左为张其海。鲁国的“四有”探掘是1977年3月，在孔府东路集中。1979年2月，春节前夕，我们完成了任务，队伍解散，首尾正两年。而且我们除了一开始就制订“四有”探掘工作方案和业务规范，就是钻探试掘的规范，还用很短时间编撰出版了勘探试掘报告，就是《曲阜鲁故城》，这是全国第一本关于先秦故城址的田野考古专刊，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在曲阜没有休息日，无论下雨、下雪天，夏天大热天，我们都在那里工作。
另外，我们还初步总结了曲阜鲁故城的物质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搞“四有”钻探后迅速出专刊，总结考古文化特征都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基本上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掌握了文化基本特征，因而提供了一批和齐故城的考古文化相比较的科学资料，并能得出结论。所谓齐鲁文化，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文化，齐文化是齐文化，鲁文化是鲁文化，两者的不同非常明显。比如说宫城、货币、陶器群、墓葬都不一样。就货币来讲，齐文化用刀币，鲁文化用贝币。都城结构开始都是回字形的，齐故城后来变成城郭互相交错在一起，鲁故城始终不变。
城子崖遗址的“四有”探掘及其重要学术价值
1990年到1992年，对城子崖进行了“四有”探掘，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先秦大遗址“四有”探掘引入史前遗址。这一次“四有”探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果。
1991年10月，参加“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代表在城子崖遗址西北街。后排左三宿白、左五严文明，前排右一黄景略、右二张学海。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是龙山文化的命名遗址。1930、1931年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差不多已过去一甲子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有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首先一个是黑陶文化城的问题。黑陶文化城就是龙山文化城，考古界对这个有怀疑，许多学者不敢肯定。再一个就是城子崖当时发现两期文化，下层是黑陶文化，上层是灰陶文化，灰陶文化也有城，他们认为灰陶文化城可能是由黑陶文化城延续下来的，而且城子崖发掘报告里面，附有董作宾先生的文章，认为上层的灰陶文化是谭国文化，李济也认为可能是谭国的文化，而且他们认为灰陶文化的年代在商周时期。可是在城子崖的报告中，我们现在看来，并没有西周以前的器物。城子崖灰陶期城如果是谭城的话，那对我们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讲，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报告里边确定不了。第三个就是城子崖是岳石文化确立后，发现在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的地方含着岳石文化，城子崖这个龙山文化遗址有没有岳石文化？这个也不清楚。再一个，章丘有一个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聚落群，龙山文化遗址好几十处，城子崖遗址在这个聚落群当中具有什么地位呢？是不是属于中心聚落性质的？中心聚落一般要是国家的话，（它）就是都城，部落的话就是部落中心，它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呢？这些问题都不太清楚，应该想法把它弄清楚。当时我觉得我已经当所长多年了，应该对这些问题加以回答，正好城子崖没有做过“四有”勘探，于是就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对城子崖进行“四有”探掘。
探掘的结果取得了重大的收获，查明城子崖并不是一个城、两个城，实际上城子崖是三座城址互相叠压。它的下层是个龙山文化城，这个龙山文化城并不是上世纪30年代初发现的黑陶文化城，这个龙山文化城是我们这次探掘新发现的一个城，在城子崖最底层。中层是个岳石文化城，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的黑陶文化城。当时还没有“岳石文化”这个说法，岳石文化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确认，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初并没有发现龙山文化城，当时发现的黑陶文化城实际是一个岳石文化城，属于夏商阶段的城。上层是一个灰陶文化城，基本上是春秋的城，上限可能进入西周晚期。
这样我们就把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基本弄清楚了：不是一座城，也不是两座城，实际上是三座城，上中下三座城互相叠压。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包括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文化。但这个春秋城是不是谭国的都城，我们还不能定，因为工作没有做到很深入，我们没有发现大贵族墓，也没有发现殿堂遗址那样的大建筑遗址，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城是什么性质，是都城还是邑城。
再一点就是经过探掘初步证明，城子崖遗址是这里龙山文化的中心聚落，也是岳石文化的中心聚落，尽管证明的话需要（做）大量工作，要对龙山文化遗址、岳石文化遗址进行探掘，用我们采取的大遗址“四有”探掘的方法原理去一个个把遗址的整体材料搞到手，然后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才能确定。
探掘还提供了中、下层两城关系的线索，下层的龙山文化城和中层的岳石文化城，根据我们对地层现象的观察，我认为它是同一个城的前后发展阶段，它是前后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确切的地层依据，但是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焦家遗址，焦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这就是说从焦家遗址开始，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应该是直接连续发展的，而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城加在一块可能有1000来年，如此长久的一个城址那肯定是个中心聚落，换句话说，城子崖代表这里的龙山文化聚落群，这个聚落群有50多处龙山文化遗址，虽然各阶段的共时遗址有多少我们还不清楚，但绝不会很少，这个聚落群是比较大的一个龙山文化聚落群。这样的聚落群，它肯定形成了都邑聚式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
也就是说，这个聚落群实际上就是一个古国的实体，它是一个原始国家，它的都城就是城子崖遗址。“邑”是都以下的中级聚落，我们做过一些分析工作，一个群体中“都”以下的中级聚落不多。“聚”就是村落，一般来讲，数量都很大。一个“群”里绝大多数都是“聚”，村落，它实际上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古国的一个标准，聚落群不是一开始就是国家，它开始阶段是部落，后来由部落形成古国，它的聚落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到了聚落形成这样的结构时候，古国脱胎而出。这是我的对国家诞生的一些想法。
城子崖遗址在展示考古发展史，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上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应当很好地利用，应当考虑筹建焦家、城子崖，（还有）西边的西河、东边的东平陵四个遗址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形成考古遗址博物馆系列，展示济南和山东悠久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史，为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的发展提供一个实例。原来我提过这样的建议，实际上那个时候还不大行，现在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曾跟国家文物局提出过，买城子崖那片土地，买了之后，博物馆没有建的时候先种花，其实现在那个城子崖博物馆我们所还拿了十来万块钱。
1996年12月，帮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确认城头山城是大溪文化城。左二何介钧，左三张学海。考古对我来讲，就是一大乐事考古对我来讲，就是一大乐事。我只要一下田野，就非常兴奋，可以说观察疑难地层现象，能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所以考古界认为我是一把铲，田野考古学水平还行。年轻的同志往往不大注意田野考古，其实我的有些成果是纯粹由田野考古学水平带来的，例如史前城的调查。
1996年11月，参加“纪念良渚遗址发掘六十周年”时和牟永抗(左二)合影。
总策划：王守功 赵治国
执行策划：臧文涛 钱欢青 孙汇峰 郭静
编辑：徐征 漫绘：孙婷婷 摄影：黄中明 校对：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