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7月4号，在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上，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比较政治学研究论坛在辽宁大厦成功召开，本文为主旨发言环节，哈佛大学王裕华教授在论坛上的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
作者介绍
王裕华，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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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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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
我很荣幸能够在线上参加共同体的会议。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能够把我们这些在海外飘零的学者也纳入到共同体，让我们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刚才从毓淞老师、戴院长、雪冬老师，还有吕杰老师的发言，我都受益良多。特别是我想提到吕杰老师是我政治学的引路人之一。当时我还在国内申请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吕杰老师还有已经故去的史天健老师就帮助我修改申请美国读研究生院的资料，今天特别高兴在线上碰到。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不是特别学术但是在学术界很重要的话题，也是我最近想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作为学者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在跟很多的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产生了一些想法，今天很高兴能够利用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
任何一个学者无时无刻都面临被评价。学生要完成论文，毕业前要发表几篇论文。教授们每年都要面临年终考核、评职称、发SSCI的文章多少篇、引用率、要获得省部级国家级项目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被评价的一些指标体系。但当我做学问的时候，唯一一个能让我自己满意的标准是“这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 我不想想太多这个文章能够发到哪、会有多少引用、能不能获得什么资助之类的。我对博士生的选题唯一要求也是选择一个有意思的研究。
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
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见仁见智。在座的罗兆天老师的合作者，亚当·舍沃斯基，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有意思的研究一定要有性和暴力。所以我们想到政治学里面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引用到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的这样一个论点，第一个就是它很简单，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样很重要的就是它充满暴力。
我们在选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有性和暴力，我们就喜欢看。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里面都能有性和暴力。我想讲一个更加普遍的规律。
1971年，社会学家Murray S. Davis在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在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是看他/她的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看他/她的理论是否是有意思的。
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去把事情做对。比如博士生的训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让你把东西做对。我现在工作单位的校训就是真理，整个学校追求的目标就是真理。我们觉得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向真理不断接近。有时候我们太重视真理而忽略了有意思。这两个东西有时候是相左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追求正确的话，做出来的研究可能很无聊。我们的训练给我们讲了很多怎么做正确的研究，但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做有意思的研究。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做错误的研究。我想说的是，当前学界对正确的重视太单一，我们要开始重视“有意思”这一维度。
我下面要说的，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很希望跟大家讨论。所有的学术结论最终都是错误的。牛顿对重力的论断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的，并不妨碍牛顿的伟大。韦伯、亨廷顿，他们都被后来的研究被证明至少一部分是有错误的。但是他们还是很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有意思的。所以作为学者一定要犯错误，但是要犯有意思的错误。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爵士乐钢琴家Thelonious Monk，他总是弹错音。他著名的不是他弹得对，而是他弹地错。他弹一首歌在不同地方弹都不一样，所以他每次的录音都会变成经典。后来有个年轻人模仿这个Monk弹错音。Monk就坐在下面，等年轻的钢琴家弹完他走上前去说“You have been making the wrong mistakes！”意思就是说你弹得很好，但是你想学我弹错，但是你弹错的这些点是错的。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有时候做学者一定要犯错，要不怕犯错，但一定要犯有意思的错。如果错的又很没意思，那就是wrong mistakes。
Davis讲得第二个观点就是今天的主题“什么是有意思的研究。”他说有意思的研究必须要能够挑战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定。
通过自己的研究的结论去挑战学界、甚至是大众对某一个问题固有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选择研究题目和得出结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哪怕最后我们得出一个被后人证明是错的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意思的错误的结论。
中国学界也有类似的观点。胡适先生就说过“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白居易原则
所以怎么样去找这样的题目？我想提出一个白居易原则，是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只有“老妪能解”才能被纳入他的诗集。我觉得这个原则在学术领域非常适用。做学术要跟学术圈之外的人聊，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讲。比如我会跟我身边不在学术圈的朋友聊我的选题，如果他们说有意思我才会继续我的研究。如果他们觉得没意思、听不懂，我会停掉我的项目。如果能让一个非学术的人对你的研究感兴趣，你的研究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么为什么要做有意思的研究呢？第一，作为学者我们的学术历程是漫长的。如果不选择有意思的研究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把我们的目标都放在发表SSCI上，我们一生是非常痛苦。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一定要选择有意思的研究。尽管没办法发到顶刊，但是整个研究过程会是快乐的并且大家也会是喜欢的。
第二，做有意思的研究跟我们的职业目标也是相吻合的。如果做了有意思的研究，你的研究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同事、沃顿商学院的Jonah Berger在2013年出版的《Contagious》一书讲了很多市场学的研究。通过观察市场的流行率，他发现影响商品销售最重要的不是广告。有很多公司做了大量的广告，投了几百万几千万去做广告，但产品不会很流行。Berger发现让产品流行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口耳相传。比如说一个朋友跟你说昨天去了一个新开的饭馆或者用了一款新的牙膏，你一定要试一下，这样的个人推荐是最有效的广告。我认为这种口耳相传在学术界也是非常适用的。我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茶歇、电梯里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或者是有人会说“我昨天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就是口耳相传的传播，是让一个研究达到有影响的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一个同事或朋友说他读到一篇文章，他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定会去读。但是如果说在顶刊上新出了10篇文章，我不一定会花这个时间找到这个顶刊并且读完所有文章。
我要讲的道理就是如果你的研究有意思，能够通过白居易原则，让一个人第一遍听到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让大家在电梯里、茶歇的时候用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形容出来，那么你的这篇文章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甲壳虫原则
怎么样产生能让大家口耳相传的研究呢？甲壳虫乐队的一个工作方法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姑且叫它“甲壳虫原则”。保罗·麦卡特尼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他和约翰·列侬写歌的时候永远不会把曲子和歌词写下来。当他们脑子里想出一首歌的时候，他们唱一唱然后回去睡觉。如果第二天还能想起这首歌，那可能是一首好歌，如果忘记了，这事就算了。再过几天，他们会去录音棚尝试把之前想的歌录下来，如果录的时候还能记起来，那这肯定是一首好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甲壳虫的歌能够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作者自己过一天都记不住，怎么要求听众能记住？
通常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总想把好的想法记下来。但是我建议不要记，而是看看一周之后还能不能想起来。如果可以想起来，这说不定是个好点子。然后再跟别人说一说、聊一聊，看看大家的反应。比如现在来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在做什么，最近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然后回家跟妈妈说一说，跟门口张大爷说一说，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这就是一个好点子，这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研究。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点子太少而点子太多了。每月全世界发表成千上万篇的政治学文章，我觉得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没有太大意思。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发表一些有意思的研究上，看能不能让大家记住。我们要犯那些有意思的错误才会让大家记住，这个是我们做研究需要追求的目标，而又是现在学界很少提到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很重要。
谢谢大家！
责编 | 政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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