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局部冲突不断的大背景下，欧洲当前流行着各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德国也不例外，这影响到了当下在德进行的关于中德关系的讨论。一些德国政界人士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执，令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严重脱离现实。在他们的渲染和影响下，“妖魔化中国”的声音在德国比以往更有市场。
不过，中德两国的民间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其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增进中德人民友谊、深化两国关系的纽带作用。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不久前对德国的交流访问中深有感触。例如，新年伊始，作为德国高校联合体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以现实的态度构建对华高校合作——对德国高校的行动建议》立场文件。在这份长达21页的文件中，该中心明确表达了与中国构建平衡、互利、务实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的愿望，对德国政界不断出台的抑制和阻碍中德合作的政策法规进行了批评，这在当下“妖魔化”中国成为常态的德国对华关系讨论中，不啻为一缕理性的春风。
为什么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展现了一种理性的视角？因为作为高等教育大国及科技和创新区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迅猛，在很多领域成为德国科技界的重要伙伴。中国拥有3000多所大学，在校生规模达到4700万，报考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根据乔治敦大学的预测，2025年中国将有8万人在这4个学科攻读博士学位，而美国只有4万人。中国大学质量也在大幅提升：在一项2023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前100名大学里有11所中国的大学；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评估，在全球44个关键技术的研发中，中国在37个领域位居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机器人及网络空间安全保护技术。中国2022年的研发投入高达4240亿欧元，远高于德国的1480亿欧元，位列世界第二。因此，对同样是科技大国的德国而言，与中国高等教育“脱钩”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该中心明确表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表现突出。与中国合作可以确保德国在相关科技领域不掉队，德国学者应该更多参与在中国的知识生产并从中获益。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眼下中德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和面临的阻碍。2020年中德大学间有合作项目1408项，受地缘政治冲突、疫情、德国政客及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影响，2022年减少到1376项；疫情前中国留学生以5万人的规模构成在德最大外国留学生群体，现在只有39000人，印度以42500人跃居第一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平均每年有8000名德国学生留学中国，而2021/2022冬季学期在中国大学注册的德国学生只有1787人。此外，德国教科部长曾声称，持中国全额国家奖学金来德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科研领域“间谍活动”风险。这令一度蓬勃发展的中德高等教育合作蒙尘。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虽认同欧盟及德国联合政府对中国的“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但认为政策制定上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权衡与中国高校是否进行某一具体项目的合作时，永远要考虑不合作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该中心的立场文件强调，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不但可以促进硬知识的生产，它还是认知、了解对方、建立友谊、构建长期伙伴关系的一个有效的渠道。
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笔者感受到，不少德国学者和高校赞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学生是德国高校在校生“在地国际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学生普遍勤奋、成绩优异，是对德国大学学生群体多样性的丰富。他们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中德合作的桥梁和伙伴，德国大学应该继续敞开大门欢迎中国学生。在对华高等教育合作中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度是错误的，积极进取才是正道，为此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鼓励德国大学为年轻学子组织“中国行”、“暑期学校”及“拓冰之旅”。
以这份政策文件为代表，笔者认为越来越多德国民间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正以较为客观、务实、平衡的态度看待中德合作。在中美博弈、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西方“民主VS威权”的叙事方式使得当下在德进行的中德关系的讨论严重情绪化，而在这嘈杂纷乱中出现了一种理性的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在德国联邦政府一些阁员那里入耳、入心。
笔者认为，在今天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民粹主义泛滥，战争风险及全球治理赤字徒增的时刻，推动中德人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必需。一是这种合作可以为国际变局注入稳定性，给世人重新带来信心；二是中德教育合作是两国对未来的投资，是对和平、进步、可持续的投资；三是中德两个教育及科技大国的合作，可以为造福全人类的知识生产作出不同寻常的贡献。（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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