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另一些情绪心理学家重温达尔文关于情绪的适应性作用的理论之后,吸取了心理分析理论的部分精华,借鉴当代人性学的一些观点,在现代脑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情绪的动机理论和分化理论,建立了情绪理论和情绪研究的另一个日益起着重大影响的支派(Izard,1977)。
近七八年来,情绪心理学家不断地提出关于情绪具有一种组织作用的设想(Sroufe,1979;Emde,1980;Campos,1983)。这一观点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为人们探索情绪的具体的功能性作用指明了一条新的途径。特别在情绪—认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实际上,情绪—认知关系是当前情绪心理和认知心理学者共同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不同情绪状态对认知操作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设想有着双重的目的。其一在于进行基础性研究。我们选用婴儿作实验对象,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控制条件,进行较严格的实验室实验,以避免在用人工方法引发情绪作为自变量时,被试受他本身内在情绪和外在环境的影响。这是我们选用婴儿作被试的首要原因。第二个目的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试图揭示儿童发展的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以提醒人们注意情绪素质及其对智慧发展、人格形成,甚至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是我们选用婴儿作被试的又一出发点。
我们进行了这一课题的系列实验,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孟昭兰等,1984,1985,1987)。本文是根据上述系列实验结果所作的理论分析与总结。
一、情绪的一般唤醒与情绪的分化
情绪表现为喜、怒、悲、惧等诸多形式。但是在心理学里,长期以来,经常把情绪作为一种难以分化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即使有人试图把情绪进行分类也多是停留在直观上而难以具体深入。在情绪生理学中也出现了以一般的生理唤醒取代情绪的倾向。曾有人批评谢耶(Selye)早期提出的情绪性应激引起所谓一般适应综合征的看法是太一般化了。耶基斯—多德森(Yerkes-Dodson)的U字形曲线[发表在韦尔福德(Welford,1973)主编的Man and Stress一书中]就是以一般唤醒水平作为自变量所得到的对手工操作的影响的一般模式。我们认为,分化情绪理论把具体情绪的分化和分类作为理论提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指出各种具体情绪的性质和功能、具体情绪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与认知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制约人的心理生活的千差万别的功能差异。我们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不同情绪状态及其不同强度对智力操作影响的实验,比较了快乐与痛苦、兴趣与惧怕、愤怒与无怒之间的功能。
在不同情绪的不同强度与认知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问题上,在快乐情绪中得出了一个同耶基斯—多德森相类似的U字形曲线。它说明过高或过低的快乐状态不如中等强度快乐能使认知操作达到最优点。但是在痛苦状态下,所得到的不是U字形曲线,而是一条斜向上升的直线,显示出痛苦强度越大,操作效果越差。惧怕也得到了同痛苦类似的曲线形式。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愤怒作为负性情绪所得曲线与痛苦不相同,而与快乐相近似。
这一结果是采用曲线回归计算的。曲线回归以相关比(η)表示,并将相关比同积差相关r相比较来表示所得曲线的性质和形式。η值和r值都在0~1。如果η值同r值接近,表示的数值关系为直线相关;如果η值同r值相差大,则表示数值关系为曲线相关(见表1、图1)。
表1 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强度变化同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
以上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在功能上的差异,似可作如下解释:按照基本情绪维量分析(Izard,1977),快乐是最普遍的正性情绪,带有极大的享乐性质和自信度。快乐使人处于超越束缚,把自己展现于外,接受外界事物的倾向。这一特性一般来说为智力活动提供有利的心境背景。但是快乐的冲动性维量有相当大的变化幅度。处于快乐状态中的人可以十分激动,也可以处于相对平静状态。而冲动性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强度水平。由此而言,过高的冲动性破坏有利于智力加工的最优状态,过低的激动度则难以携带足够的能量以进行认知加工。可以认为这是在快乐状态下得到类似耶基斯—多德森曲线的原因。
图1 情绪强度与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比曲线
然而,负性情绪如痛苦或恐惧,在享乐度上都是负性的,紧张度较高。因此,其不愉快维和紧张维的强度越高,对认知操作的干扰越大。例如,痛苦具有中上程度的紧张和冲动性,紧张后带来抑制,冲动则破坏皮质的优势。这对操作均提供不利的背景。惧怕带有很大的行为上的退缩性,紧张和激动程度都很强,其破坏性对痛苦更大。由于它们不表现像快乐低强度平静状态一样的低强度唤醒,因此在操作效果上未出现U字形曲线左边上翘的趋势,而是呈现一条近似直线的曲线。
关于怒强度同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问题,出乎预料,其结果同愉快的相关比曲线十分近似,而完全不同于痛苦的上斜直线模式,表明愤怒反应为低水平或高水平时,其后效作用对认知操作的影响不如处于中强水平易于转化达到最优。这一现象虽然与愉快相类似,它所代表的意义却同愉快不相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图形左端。在愉快条件下,曲线左端表示的较差操作效应是由于愉快的低唤醒水平所引起的;而在怒条件下,则是由于怒唤醒在内部聚积和压抑,而外显行为上较少情绪反应所导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由于情绪强度是以引发表情的延续时间为指标的,在图形左端得到的是相对低的结果。但这些被试的唤醒水平则表现为因压抑而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考察以唤醒水平为指标的记录。那样,得到的曲线将会更有力地说明此时不同的唤醒水平所代表的不同的性质。
兴趣情绪则在发生时间上的差异和操作效果之间的关系则未显示出U字形曲线或直线,而是一条近似水平线。这一现象反映了兴趣是一种中等强度激活水平的情绪,它不具有过低或高的激活;也就是说,引发时间的长短很可能不表示强度差异。而这恰恰说明了中等强度激活水平的兴趣对认知操作的优势。
以上对几种具体情绪强度进行功能性作用的考察,同处于一般唤醒强度下的测量相比,得到了进一步的结果。这些实验对于揭示具体情绪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有积极意义。
二、不同享乐色调的情绪状态对认知的影响
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功能差异方面,我们分别在上述三对情绪(快乐—痛苦,兴趣—惧怕,愤怒—无怒)之间得到了显著性差异的实验结果。总的结果是被试在正性情绪状态背景下能更快地完成认知作业。可以用上述三对情绪比较的总体结果来说明:如表2所示,三对情绪分别在三个实验中,在情绪引发后,要求被试完成不同的三个作业。在完成每一作业的总时间上,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孟昭兰等,1987)。
表2 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在认知操作上的总体差异比较(单位:秒)
快乐是最普遍的正性情绪,它的享乐度很高;快乐给人带来力量和活力,使人处于与外界事物和谐共处的境地;快乐的紧张度低,使人处于超越和自由状态。因此,快乐把人展现于外,容易接受外界事物并容易导致对事物发生兴趣。快乐的这一现象学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快乐比痛苦情绪状态能提供更好的认知操作背景。
痛苦与快乐相反,它是最普遍的负性情绪。分离是引起痛苦的最普遍的原因。因此在本实验中,以“母亲离开”引发的痛苦情绪是比较强烈的。痛苦的基本享乐色调是不愉快的,并且具有高强度的紧张维量。在引起痛苦的诱因被解除后,被试由于高度紧张而引起行动上的抑制。这一点在本实验中表现为较长的被动注视,反映为对所要求的作业态度消极;操作中采用策略简单化,更多地采取直接抓取的方法,从而在完成作业上拖延更长的时间。这在实验结果中显示了痛苦强度越大,完成作业使用的时间越长。
同愉快—痛苦这一对情绪相类似,兴趣也是一种主要的正性情绪。兴趣在新异刺激出现时被诱发,它具有中等强度激活和紧张度,是认知操作的直接动因。本实验新异刺激引发兴趣情绪状态下比引发对新异物的惧怕情绪显示更好的操作效果。然而恐惧则是一种最有害的情绪状态。恐惧诱发极大的紧张度和激动性,自信度极低,因而易导致退缩、逃避行为和求助活动。因此,以恐惧和痛苦相比较,虽然它们的诱因不相同,但都带来抑制、消沉和紊乱,阻碍和破坏思维加工。在本实验中观察到解决问题步骤混乱、学习过程缓慢、操作活动笨拙等现象,在记录指标上表现为操作时间比正性情绪状态下要长,而且差别显著。
在上述的几个实验中,不但计算了每对情绪状态在操作总时间上的差异,而且记录了被试在操作中,在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和步骤上的操作差异。以快乐—痛苦实验为例,被试表现了三种操作策略,即直接抓取、被动注视和迂回获取。结果见表3(孟昭兰等,1984,1987)。
表3 快乐和痛苦在不同操作策略中的操作效果差异比较(单位:秒)
这一结果表明,在快乐和痛苦两种不同状态下,被试采用的操作策略也有所不同。首先痛苦被试表现出更多的直接抓取和被动注视行为。直接抓取是一种简单化的获取动作,直接由被试要得到玩具的动机所支配。这一过程和被动注视一样,是思维加工受到负性情绪干扰和抑制的反映。
然而,两组被试在迂回获取策略中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两组被试对完成旋转作业都必须经历一段学习的尝试—错误练习,才能得到迂回旋转与玩具被携带到身边之间的联系的认知观念。凡是作业达到成功的被试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他们迂回练习的尝试—错误的概率掩盖了情绪背景不同所带来的不同作用。因此,两组被试由情绪不同所影响到操作的差异不是由迂回旋转这一操作策略所引起的,而主要是由直接抓取和被动注视这两种操作行为所引起的。这表明策略选择不恰当是导致完成操作缓慢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由不同情绪状态引起不同思维策略的选择,是导致认知操作效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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