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在其流传和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长期困惑着学者们的分类问题，即《诗经》是分“风”、“雅”、“颂”三体，还是分“南”、“风”、“雅”、“颂”四体？
把《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体，源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领。”后来，《毛诗序》又把“六诗”称为“六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六诗”或“六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作了较明确的解说：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孔氏所说，是指风、雅、颂为诗的体制，赋、比、兴则为诗的表现手法。这个见解被朱人朱嘉所接受，他在《朱子语类》中，进一步把风 、雅、颂称为“三经”，把赋、比、兴称为“三纬”，即著名的“三经三纬”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还分别对风、雅、颂作了注释：“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在孔、朱的大力倡导下，此说影响颇大，《诗经》分风、雅、颁三体，几成定论，当今许多文学史著作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诗经》分风、雅、颂三体，又如何看待《诗经》前面的《周南》、《召南》二部分呢？如果把《周南》、《召南》视作地名，一并列人风诗之中，那么为什么同属风诗的其他十三国之诗，却无一例外地在国名之后缀以“风”字呢？显然，“二南”与十三国风是有所区别的，而持“三体”说者，始终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正因为“三体”说有其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也就促使人们另辟蹊径，把“二南”独立出来，从而提出了“四体”之说。其发端是宋人王质的《诗总闻》。他说：
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郑氏以为西南夷之乐，又以为南夷之乐。见《春秋传》：“舞象箭南篇”。杜氏以为文王之乐，其说不伦。大要皆乐歌名也。
程大昌也力主此说，在《考古编》中说：
盖南、雅、颂，乐歌名也，若今之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以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
他们都主张“南”当与“风”分开，并可与雅、颂并列。此后，赞成者颇多，如顾炎武说：“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崔述说：“且南者乃诗之一体。”近人陆侃如、冯沅君的解释更是斩钉截铁：“我们可以断定：《诗经》内分南、风、雅、颂四类，而六义四始之无稽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不过，“四体”说用来说明“南”为一种乐歌名的例证材料，仅见于《小雅》、《礼记》等少数典籍，语言材料尚嫌单薄不充分，且对“南”到底是怎样一种乐歌，也不确知其所以然。所以，《诗经》分“三体”或“四体”的问题，一时尚难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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