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由清代济南人题签、收藏，自莱芜人手中流出的宋代欧阳修文、苏东坡书的《醉翁亭记》明代碑刻拓片册页，因了一位莱芜小伙的研究和收藏爱好，在时隔数百年、辗转多地之后，又重回济南。其中的种种意外和巧合，让人嗟叹称奇。
《醉翁亭记》拓片册页的传奇经历
今年4月3日，我正在胶东平度老家筹备清明节期间为故去的父母立碑之事，手机微信上忽然收到同为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汶源书院执行副院长的刘强先生发来的信息，他在信息中兴奋地告诉我:3月26日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真是太神奇啦，它让我冥冥之中仿佛真的相信了有天道轮回之说。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对传统文化和琴棋书画颇为爱好的刘强先生，正在着手编纂一本中国历代文人雅集图览的书。当编写到《醉翁亭雅集》一文时，他对查询搜集到的几帧苏东坡书欧阳修之《醉翁亭记》碑刻拓片影印件的真伪存疑，于是不停地从民间和网上搜寻。最终如愿以偿，这本由清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同治年间曾任蓟州盐运分使的济南历城人王钟霖题写书名的《苏公真迹醉翁亭记》拓片册页，喜落刘强先生手中。
王钟霖何许人也?一般人可能多有不知，但一旦提及济南趵突泉内的“第一泉”三字石刻，可能就无人不晓了，其书写者正是王钟霖。这本《苏公真迹醉翁亭记》拓本册页的最初制作和收藏者，正是他。
珍爱把玩之间，当翻到册页的最后时，一段从右至左用朱笔书写的文字后面的署名，引起了刘强的注意，“吴熙成”，这不就是“吴伯箫”吗!“吴熙成”所留文字是手写上去的，内容大致是对欧文苏书碑刻的评价及其感慨，因多为草书，不太好辨认。但在仔细欣赏册页正文时，于册页第一页上，又隐约可见“汶源书院”暗红色竖排长方形钦印。
刘强先生既是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又是汶源书院执行副院长，意外收获连连，让他惊喜不已。惊喜之余，他咨询听取了专家意见，这样推断了这本册页的大致流转顺序:清代济南历城人王钟霖(字雨生)于“同治壬申(因册页封面磨损，“申”看上去像“甲”)桂月初二日”将苏东坡草书之欧阳修《醉翁亭记》碑刻拓本，题签、装裱成《苏公真迹醉翁亭记》册页本收藏。后来，册页由济南历城流于莱芜，被汶源书院收藏，“汶源书院”暗红色竖排长方形钦印估计是于此间盖上去的。汶源书院创建于道光三年(1823年)，于1903年后被改为“莱芜官立高等小学堂”。据敦本堂《吴氏族谱》记载，吴伯箫之父吴式圣(1883-1942)，“字化之，高等小学毕业，师范讲习所毕业，任县教育委员。”依据吴式圣年龄和教育经历，可推断其毕业于汶源书院改名后的官立高等小学堂，又加之后来其担任县教育委员、督学之职，吴伯箫近水楼台读到(或收藏)此书后题跋留言，再后来又不知何故，流出莱芜，流向外地。直至今日，复归莱芜，回到2014年易地复建的汶源书院的执行副院长刘强手上……
刘强先生感慨:欧文苏书，本身即是一宝，又有王钟霖、吴伯箫等济南籍文化名人先后经手且留下笔迹，辗转多地，宝上加宝。
欧苏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这本《苏公真迹醉翁亭记》拓片册页，见证了欧阳修与苏东坡两人之间的情谊，是唐宋八大家中两位北宋文坛领袖的文、书绝唱，记录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的斑斓风华，亦是珍贵的历史研究佐证。
4月9日，经过预约，我见到了刘强先生带来的“宝贝”。呈现在我眼前的《苏公真迹醉翁亭记》拓片册页，原碑文为明代文彭(文徵明之子)所刻，共计24片，其中苏轼所书醉翁亭记13片，记述此文缘由落款5片，其余6片为历代收藏家赵孟、桐柏山人宋广、吴宽、沈周、文彭、鄢陵刘巡等人的题跋。封页后的空白页盖有“再遍齐鲁山水”“笔歌墨舞”等朱印。最后一页空白，由后来的过手收藏者吴熙成(吴伯箫)朱笔手写题跋填补。24片与原刻石碑同等大小的明碑拓片，纵36厘米，横48厘米，纸张已经斑驳泛黄，它就像一位经历了数百年岁月风霜洗礼的老者，几番辗转，缓缓地从历史中走来，向我们诉说着这背后的故事。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支持北宋革新运动的欧阳修受到朝中保守党派的排挤，被贬至滁州。被贬次年，任职太守的欧阳修在与滁州百姓出游时，抒发“醉翁”寄情山水、排遣苦闷的心情，遂成《醉翁亭记》。佳作一出，一时间“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滁人更是视为至宝。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由书法家陈知明首次将此作刻于亭石之上，立于滁州。至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曾经的刻石由于历史的风蚀和长期拓印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能更好地保存流传，当时在职的滁州太守王诏，偶闻开封府的刘季孙与苏轼私交甚好，便拜托刘季孙前往颍州探访苏轼时，请苏轼重书此文。
这件事情，在拓片中的苏轼题跋里也有记载:“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佑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
刘季孙，字景文，北宋将门之后，为人博雅好古，忠义豪迈，是苏轼的知己好友，被苏轼誉为“慷慨奇士”。苏轼受邀共作了两篇，一篇为楷书，由刘季孙交给王诏，用于滁州刻石;另一篇则是苏轼酒醉性起，以真、行、草间用字体写成的草书《醉翁亭记》，被刘季孙秘藏，当时未见世刻石。刘季孙死后，此长卷辗转流传至民间。一直到了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四月，此卷再次现世。由册页中赵孟的跋文得知，此时长卷为赵子固家藏之物，为其作跋时长卷归冯伯田所有。后历经数百年，陆续由宋广、吴宽、沈周等人经手收藏并为此题跋。
直至明隆庆五年(1571年)，此长卷露世，被时任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的高拱所藏，轻不示众。高拱在跋文中叙述了该草书长卷的来历:“一老佣入徽府，拾此于涂泥践踏中，祚以豆数斗易得。”原来，珍贵的苏轼草书长卷曾是明代藩王徽府藏品，一个老佣人在泥泞中捡拾，用数斗米换得。当时的长卷由于长时间的保存不当已有了多处磨损，如若再不设法妥善保管，恐难以日久。视之为至宝的高拱恐真迹被毁，便决定要将此卷刻石立碑，保存下去。
此事便交由高拱女婿刘巡主持，刘巡请来了当时的名篆刻家文彭(明代文徵明之子)、吴应祈刻石，刘巡亲自校对，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分毫，历时两月完工。所刻石碑共24面，每面纵约37厘米，横约50厘米。石刻完成后不久，高拱出事，石刻被刘巡带回家乡河南鄢陵，立于刘氏祠堂之上。高拱手中的真迹，后被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家族败落后，长卷真迹归入明代宫中，最终失于宫中大火，一代珍宝，毁于朝夕。
所幸刘氏家族所藏的碑刻得以幸存，苏轼草书的《醉翁亭记》得以拓本的形式继续流传。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高拱后人高有闻发现“今鄢石留存日久，渐以模糊”。高有闻藏旧拓一卷，完好如故，“因念吾家旧物，恐久而愈失其传，构工重勒上石，以垂示子孙。”
高有闻用其拓本重新刻石，立于新郑高氏宗亲祠堂。如今已被郑州市博物馆收藏。而鄢陵刘氏祠碑却因历史原因，年久失传，无处可寻。苏东坡草书的《醉翁亭记》自明代刻石后，刘氏家族保护极好，留世拓片极少，更显刘强先生此次获得的拓本册页珍贵之极。
于苏轼而言，欧阳修是发现其才华的伯乐，是恩师，是兄长。此碑书是在欧阳修逝世近20年时苏轼所书。已是暮年的苏轼在此时书写先师的传世佳作，自然拥有不同于寻常人对欧阳修的心态。在相似的人生境遇下，带着文书俱老、人生俱老的相似心境书写此书，内心对恩师该是一种怎样的缅怀与追忆啊。也正是由于苏轼的此次书写，后经世人刻石、拓印，才让此作更长久地流传下来，成为一篇千古传诵的佳作，“欧文苏字”也成为了后世的一段佳话。来源:济南时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