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

李虹：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经济系

恶搞因其娱乐性、搞笑性的特点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李虹：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经济系传播开来，且呈泛滥之势。

一、恶搞——畸变下的消费心理

什么都可以恶搞，有时甚至为了恶搞而恶搞，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娱乐和狂欢时，却是令人深思和警觉的。

1．消费的“档次”和“品位”的畸变

人类的消费不只是一种仅仅满足物质欲求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生活格调，它包括了许多精神性和个性的东西。健康的消费心理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格调。现在青少年喜欢追求流行和时髦的东西，他们是新的商品，新的消费行为的追求者。恶搞迎合了青少年寻求“标新立异”的消费心理。虽然，这种源于自我意识发展的社会性需要是很正常的，但通过畸形消费方式来标示其社会地位、社会形象和生存状态，其实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满足社会性需要的途径，其结果只能是对其社会性需要的虚假满足，必然会吞噬当代青少年的健康心灵。

2．消费价值取向的畸变

众所周知，随着网络恶搞文化的发展，一批“红色经典”的恶搞视频开始在网上广为流传。这种以“自由”为标榜，拿“崇高”来开涮的调侃很快招来了民众的广泛谴责与政府监管机构的警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说：“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那些年给几代人打下的记忆烙印，更不知道这些作品背后的时代含义和价值准则，在无意中触及了神圣和权威，你们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人不会再把某个东西当作惟一正确的了。”恶搞正在拷问着青少年消费价值取向，接受了这种畸形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对支撑这种生活的价值、思想和观念的认同。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

3．消费欲求的畸变

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恶搞就是典型的“炫耀性消费”心理。眼下，网络恶搞正以所谓“文化时尚”的名义进入人们的视线。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影、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甚至包括英雄人物等等，无一例外地遭遇过恶搞。恶搞似乎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网民视为新型的娱乐方式、文化享受以及精神权利。在他们看来，恶搞就是他们的选择——创意带来的震撼，娱乐带来的享受，颠覆传统带来的快感，受人追捧带来的满足感和自我实现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消费欲求也成为青少年自我表达与认同的形式和意义来源，使恶搞文化繁荣发展，并得到广泛流传。

二、恶搞——青少年社会心理分析

从起源上说，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现状较为直接的主观反映，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一方面，它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另一方面，它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造成青少年恶搞成风，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悄然发生。在表面上看来，恶搞只是一种没有深度的娱己娱人，一种褒贬不一的休闲方式，而从深层次看，恶搞却是解构，是颠覆，它以庸俗化的表现手法颠覆被大家视为神圣的事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打破传统审美观念，对权威、经典、传统、主流不再采取公然对抗和反叛的方式，而是采取揶揄和反讽的方式，来获得自我取悦。这是充满了后现代色彩的文化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表现在文化上，正如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中译本序言中所说：“从文化上说……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消费市场。”它的典型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反对的就是现代文化那种纯粹的，带有说教色彩的风格。由此看来，恶搞只是后现代主义的娱乐表述。波兹曼早就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中对这种享乐主义表示了担忧，“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2．年轻一代的特点使然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这就要求青少年思维活跃、勇于追求自由、彰显个性， 对新事物永远充满猎奇心理。而青少年的这种特质恰恰又在恶搞的作品中找到了着力点，或者说是恶搞正好迎合了青少年的特殊心理， 因此恶搞作品在青少年中能迅速流传，成为了年轻一代叛逆精神的扭曲表现。很多恶搞者就是从怀疑出发， 带着一种自娱自乐的想法， 带着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对历史的叛逆， 试图靠自己的想象力重新解读历史人物。胡戈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存在着文化冲突与文化代沟。比方说老一辈的人觉得一些老电影中的形象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这些电影只是一些文艺作品，形象就是虚拟的，可以拿来调侃。”正是这种“调侃”携同“个性”、“时尚”、“好玩”等当前年轻人的文化心态与恶搞文本之间结成“异质同构”。显然，恶搞短片在此充当了恶搞者的兴奋剂，使恶搞者从理性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狂欢的“彼岸世界”。在那里，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戏仿、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来宣泄情感，张扬个性，并在恶搞的语境中反叛现实、寻求本我的认同。

3．人文的困境

现代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过上了富足而便利的物质生活。然而，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自我感、意义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心态失衡、个性扭曲等，使得当代人陷入了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当代青少年。时下流行的网络恶搞作品给青少年的人文情感以空前的消解，大大削弱了青少年人文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某些所谓独树一帜的解构作品，把对基本道德价值的蔑视和挑战当作“时尚”、“前卫”或“个性”，貌似勇敢的创新，实则是思想贫乏、道德滑坡的表现。随着观念的改变，青少年似乎很难再理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无尽思念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百般凄苦。在网络恶搞的世界里，视频的剪接与快餐式的大白话文字都可能使青少年对人文情怀的理解变得肤浅。沉默时的反省，孤寂时的深思，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等等，似乎都变得遥不可及。

三、青少年的全方位健康引导

在当前的语境下，恶搞文化能否继续？笔者以为，在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恶搞并不会销声匿迹，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健康引导，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在需求。

1．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文化环境

青少年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实现自身成长的，积极的文化环境促使青少年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为青少年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消极的文化环境会抑制青少年各方面的正常发展，使青少年社会化的方向发生偏差。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离不开对青少年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引导其去追求一种健全的、审美化的生存，而不是只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和物质消费，最终沦为一个冷冰冰的“现代机器”。因此，对青少年进行人文教育，也是帮助其塑造精神家园的重要的和必要的手段，有利于帮助当代青少年塑造完满的精神世界，明确人生之目的、价值，自觉生命之意义，自觉精神之充实，帮助青少年建立起精神世界的“家”，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物质世界的富有者和精神世界的流浪者。

2．引导校园亚文化的主流价值方向

一方面，应该挖掘和凝练亚文化的积极意义，恶搞作为青少年宣泄个人感情的一种形式，充分表达了青少年群体学习生活的某种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一年龄阶段特有的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张扬的体现，其语言文字不乏幽默风趣，想象力丰富，而且有些恶搞的内容是在调侃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人看了大呼痛快。所以，我们在用更开放的心态包容亚文化的同时，应给予必要的引导，使亚文化成员自觉地选择和接受积极、向上和健康的文化内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鉴赏力。另一方面，要引导亚文化的主流方向。“当某种非主导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一旦被人们认同，并变成了积极的文化参与，它所构建的精神寄托对于人的一生将是影响深远的。”[3]因此，我们应该摆脱多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主文化”和“亚文化”的二元思维方式，而将校园建设成为一个由不同背景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的融炉，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校园成为探寻和孕育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智慧的场所。

3．加强网络道德的建设

道德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在一定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道德具有了基本的内涵——守信、正义、善良、尊重、无害，这些内涵成为了人们在享受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必须遵循的责任约束。道德的这些义务，不仅适用于物质空间的真实主体，也适用于赛伯空间的虚拟主体，因为赛伯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延伸，所以，无论是网上恶搞还是网下恶搞，都要遵守人类共有的道德准则。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的：“互联网已发展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承担起维护和发展社会文明的义务。网络不可能脱离社会，网络上的道德水准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空间的净化需要依靠网络道德的完善和构建来推进。

 

 

 

 

有些“搞恶”让我们听到的多是怪诞的笑，单纯的骂，枯燥的贬抑，纯粹的调侃；一味搞笑，懒于思考，远离大地，往往是为恶搞而恶搞，颠覆之后无所建树，既不能让我们长久地欢笑，也不能让我们静静地深思，我们得到的只是暂时的消遣与逗乐，在游戏与解构之后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恶搞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闹剧，它们失去了对时代的深切体验以及社会责任，缺乏世界观性质的深度和力度——这也正是某些恶搞最终被拒绝的深层原因，是一种止于“娱乐至死”，成为娱乐的附庸。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主要观点: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