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骥才
现在放在我书房的，是我的第三张书桌。
我的散文《书桌》所写的是我第一张书桌。它从我儿时用起，一直用到1976年大地震中被砸得粉身碎骨。我儿时的淘皮，少年时的异想天开，初恋的美好，青年时代的创伤和初涉笔耕时的艰辛，都在这三尺多长的小桌上留有痕迹。我那篇散文是对这张已然消逝的小桌的追忆与缅怀。
第二张书桌与我八十年代写作密切相关。我伏身其上，至少写了数百万字。它是我“新时期文学时代”精神的车床。我这期间激荡难抑，日日奋笔疾书。我曾说写坏了几支钢笔，都是在这张桌上。这是一张老桌子，民国款式，抽屉上的把手以铜为饰，颇富昔時的风情。只是用得太久，需要开关门的地方都损坏或松动，使用不便。
及至世纪末我迁入新居，买了一张新书桌，典型的老式的美国家具，简约得用，成了我书房的主力。那张老书桌却并未丢弃，放在另一间屋，偶尔也用。我对老东西总有一点依恋。
然而新世纪里，我对那些从文化遗产抢救中获得的大量田野资料的整理，以及繁重的理论准备，全要由第三张书桌承担了。
2016年，我老家宁波慈城的“冯骥才祖居博物馆”建成，需要我捐一些东西。我除去捐了自己珍藏的祖上的遗物、老照片、个人的书画、文房具、手稿等物之外，决定再捐上自己所使用的书桌，遂搬去桌上与桌内的杂物。当眼看着这相伴多年的书桌，将离我而去，心有所动，遂在抽屉的底板上写下一段文字：
“此书案于1998年搬入新居所购。自2000年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至今，所有文字皆出于此，小说《俗世奇人2》亦作于此。它与我相伴十五年，情分尤深。我所感所思，它有动乎中。此非无情物，应是我知音。”
然而，在搬运书桌那日，来帮忙的一位友人对我说，我原先使用的那张民国的老桌子，似乎更与祖居的时代接近，气质亦更搭配。我想了想，认同他的看法，便在最后一刻，走马换将，把我那个新时期文学的战友——第二张书桌送给老家；将我这个文化抢救的伙伴——第三张书桌留在身边，共享书斋中未知的未来。
文 / 冯骥才
九十年代末，我迁居那天，搬开书桌时，发现了一个“奇观”。书桌下边我踏足的地方，竟有两块清晰的足痕。我书房的地面是水泥的，没有装修，这足痕居然将水泥表面磨去一层，脚跟和脚掌地方，居然有近一公分之深，分明是双脚挫擦的痕迹。这是我长期写作时脚上用力所致。文人写作用的不是体力，而是心力。心里用劲，脚下便不觉使出力来。
这也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写作时，浑身都用力。八十年代初，经济不富裕，妻子还给我做过一对套袖，以防衣袖磨破。
我在那个书房写作十五年，哪里知道日久天长，脚下会使出这样大的力气，挫出这么深的足痕，这叫我暗暗吃惊！
转眼我在现在这个书房写作也十多年了。
一天，偶然想起昔日书房的足痕，不由得去看一看现在书桌下边如何。一看，木地板上明显地也出现了磨损与残破。但与先前不同，没有先前那么深的足痕。这有点奇怪，原先是坚硬的水泥地面，现在是木地板，为什么反倒没有磨得那么厉害？
仔细想来，原来这十多年，我大半时间在大地上做文化抢救，我的足迹散落在田野中了。
友人说，书桌前用的力气会在稿纸上开花，你四处奔波的力气哪里可以见到？我说，用在田野上的力气，还得到田野中去看。能看到么？
文 / 冯骥才
钢笔曾经是作家们心灵的工具——我曾称它为“心之具”，但现在它几乎变成一种书房文物了。
我曾换过无数钢笔。我依恋旧物，一些不同时代使用的旧钢笔被我放在一个老铅笔盒中保存着。英雄笔、派克笔、百乐笔；在钢笔的时代，最后为我供职的是一种德国名笔万宝龙。
初识万宝龙非常意外。
那是1989年四月去德国访问，在北京机场，一位与我当时年龄相仿的四十多岁的男子过来说，他是我热心的读者，喜欢我的书，我们交谈一会儿，分手时他忽说应该送我一点东西做纪念，他想了想，忽从胸前口袋拔出一支很漂亮的黑色钢笔给我，他说这是他新买的，说要送我，一时弄得我不知所措，不管怎么谢绝他，但他执意要送，而我的书都托运了，身上没什么好回赠。我受之有愧。那时没有手机，不能拍张合影留念。我便把自己家里的电话留给他。请他与我联系，回来后寄书给他。
他与我告别后，走了几步，回过头告诉我，这是一支名笔，很好用。当然，这使我更不好意思。
在飞机上，我看了看这笔，笔杆较粗，制作很精，有一种厚重感和高贵的气质，笔帽顶端还有个很特别的白色的标志，看似一朵奇异的花。但我对这支笔一无所知。到了德国，给人看到，才知这竟是德国出品的名笔——万宝龙，笔帽上端的“白色的六角星”，表示欧洲最高的山峰勃朗峰的白雪皑皑的峰顶，价钱十分昂贵。这就愈发觉得没理由接受人家这支笔，更使我无奈的是这位赠笔的先生没留地址给我，过后也再没有电话打来，大概他怕打扰我。
这样的读者令我感动，却无以回报。无法回报的事才会叫你长久记得。
这支笔太好用，流畅，润泽，笔迹好看。从此，我使了十多年。虽然后来万宝龙笔做为世界名品进入中国，也有人做为厚礼送我。但我一直使用这支，用熟的东西总不会随意更换。我人太马虎，最容易丢东西，故而这支笔我从不带在身上，始终叫它与书斋长相厮守。直到本世纪中期，我改用iPad中文指写，渐渐才放下了这支笔。
2013年万宝龙国际集团向我颁发“致敬于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人物和作家”的奖杯。那天闹得很热闹，郎朗还来演奏钢琴祝贺，万宝龙公司总裁特意从柏林飞来，赠送给我一支特制的、十分考究的、闪闪发光的万宝龙笔送给我。我便从口袋拿出一个纸盒，从中取出这只写了几百万字、模样有些老旧的万宝龙笔给他看，讲了我和万宝龙这段缘分。
于是，这相隔二十多年的一老一新两支万宝龙钢笔，都成了我书房的藏品，有时拿出来看一看，含意不同，意义相同。
《书房一世界》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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