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的“国学经典新绎丛书”《资治通鉴精选新绎》（四册）在京出版，为广大国学爱好者、党政干部和企事业管理者送来了一份夏日里的文化厚礼。
以史为鉴，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之一
《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领衔修撰的一部历史名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如今公认的中国流传至今最重要的两部历史作品，前有传记体的《史记》，后者便是《资治通鉴》。开国领袖毛泽东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那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更重理性，希望从历史的教训中寻找到具有规律性的看法，从而让后世之人能够做到以史为鉴。
相比之下，纪传体广载史事，各类史料按纪、传、表、志，分体著录，做到分而不散。《资治通鉴》则熔纪、传、表、志等材料于一炉，用编年线索加以贯穿，使之统而不分。如此述史，于中心突出之际，兼收包罗宏富之功，既便于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便于全面表现社会历史的概貌。此例之设，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编年史书真正建立起了与纪传史书并驾齐驱的体制基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全书 294 卷，不计标点约有 330 万字。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战国初年迄于五代末叶 1362 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其气势与规模，不仅在古代中国，就是在世界中世纪史坛上，都堪称高视独步、无与伦比。
司马光为什么要编著《资治通鉴》？他曾写信向宋神宗说明原委：“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可见《通鉴》之修，实存在满足士子学史需要和提供君主治国借鉴两方面的原因。由于前者，必须写成“举其大略”的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由于后者，必须强调政治史，以便从“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中引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借鉴，二者的综合，遂造成了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应运而生。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从内容上看，《资治通鉴》反映了中国古代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清人张之洞、近人梁启超作了画龙点睛的评价。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亦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有逾之者焉。
明人胡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人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清人浦起龙对《资治通鉴》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浦氏说，国史“上起三国（指韩赵魏列为诸侯），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而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了八个字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资治通鉴》带动了编年史书的复兴，产生了贯通中国历史的编年史书系列，与纪传体全史交相辉映。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
总结来说，《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在史学、史体、史料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创造。
一部关乎“治、乱、兴、衰”的政治军事史
司马光的编著动机，决定了《资治通鉴》全部内容都落实在“治、乱、兴、衰”四字上，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史。知往鉴今，其要在政治，《通鉴》的价值亦在于此。
司马光着墨于国家治乱，写得最多的是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好坏。司马光认为“国亡治乱，尽在人君”，因此特别重视为君之道。司马光把历史上的君主，依据他们的才能与功业，分为创业、守成、衰替、中兴、乱亡五类。
“创业之君”，如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削平群雄，统一中夏，“智勇冠一时”，乃非常之人，干非常之事。这些君主的光辉业绩，《资治通鉴》写得很详细，供人敬仰与效法。
“守成之君”，能把创业之君留下的家业发扬光大，如汉文帝、汉景帝、北魏孝文帝等，他们是守成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说，守成之君“必兢兢业业，以奉祖考之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不使耄老有叹息之音，以为不如昔日之乐，然后可以谓之能守成矣。”
中兴之君，指能拨乱反正，把处于危机或急剧衰落的国家引导上正轨，转危为安，使政治重新归于治。汉宣帝是中兴之君的典型，司马光借班固的话赞颂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衰替之君，即昏庸之主，他们“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以至“祖考之业”日益衰微。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灵帝，都是昏庸之主。
最坏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结果是“敌国丧之”“下民判之”，只有破家亡国了。亡国之君十之八九都是昏暴淫逸的乱亡之君，秦二世、陈后主是其尤者。
创业、守业、中兴三类君主，是贤圣的明君，是司马光提供学习的榜样。衰替、乱亡之主，是司马光提供借鉴、警世的标识，在叙述中给予揭露和鞭挞。司马光发扬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思想，应予肯定。
由于《资治通鉴》吸收《左传》《汉纪》，以及纪传史之“本纪”叙事的优点，在政治军事中关注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通鉴》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古代政治编年通史。
从精品中挑选菁华，以时代精神碰撞中华传统文明
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这本《资治通鉴精选新绎》的选本原则便是如此，本套书节选秦汉、隋唐两个历史时期，跨周（战国）、秦、西汉、隋、唐五个朝代，分为四册。第一册，讲述秦王朝的兴亡；第二册，讲述西汉盛世；第三册，讲述隋王朝的兴亡；第四册，讲述大唐盛世。四册合计节选 386 年史事，约占 1362 年史事 30% 的时段；原文共 47 卷，约 50 万字，占全书字数的 15%。
本套书所选秦汉与隋唐，恰是两个兴亡交替的改朝换代，也是中华民族两个极盛的时代，合称汉唐盛世。秦与隋，两个统一乱世的强大王朝，都是二世亡国，随后兴起的汉唐盛世，像是一个周期的重演，节选这两个时段讲述兴亡交替的史事，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各种战争，有改朝换代、群雄逐鹿的战争，创业之主平乱诛暴的战争，雄主御辱与开拓的对外战争，农民起义与王朝镇压的战争……这些内容在这本《资治通鉴精选新绎》都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资治通鉴精选新绎》准确把握《资治通鉴》全书脉络，对所选段落史事做简洁明快的今注与今译，附录重大史事人物的评说。这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读史方法，是一个创新型的选本，是一部具有普及性的历史经典读物。
本套书邀请到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大可先生作为选绎者。张大可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方向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200 篇，主要著作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学》《三国史研究》《三国史》等，主编高校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并整理注译《史记》《资治通鉴》等多种，其中有六部学术专著获省部级优秀图书奖。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花费了19年的时间，而这套《资治通鉴精选新绎》的选绎者张大可先生，则埋首其中30余年，不仅逐句研读了《资治通鉴》原书，更对已经出版的《资治通鉴》白话译文做了剖析，对其他译本中出现的错讹不当之处进行了修订，并亲自选定了本套书的四册内容。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大可先生在《资治通鉴精选新绎》中，对选取内容进行了现代思维方式的评说，让《资治通鉴》的阅读心得扩展到现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和治理学说之上，为现代读者，特别是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的管理者创造了巨大的阅读和学习价值。
正如张大可先生自己所说：“《资治通鉴》是治国之书，同时也对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修养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能从中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同时，作为第一辑“国学经典新绎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治通鉴精选新绎》延续了这套丛书一贯的高颜值、高品质的“藏书级”装帧，锁线精装，双封烫印工艺，不论是个人藏书还是以书赠友都非常合适；从内容上看，《资治通鉴精选新绎》代表了中国国学当中涉及历史与政治课题的经典作品，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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