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所在的媒体请了七位市民重温1978年的旧事，其中一位回忆当年她“穿喇叭裤不敢回家”。文章见报后，许多出生于1978年之后、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的人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不仅会表现在经国大事上，也会贯注于衣食住行中，而一旦清规戒律有所松动，就会马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出现种种“奇装异服”，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明清两代就是显例。
朱元璋登基后，确立了以“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为中心内容的服饰制度。这一制度要求，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丝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38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但服饰的单调呆板，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尤其是
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城市更加繁荣，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一时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是“服妖”的出现。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如果说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丽斗艳，其推动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则恰好相反，变成以“寒乞”为时尚，而其推动者则是贵胄子弟。近人李孟符著《春冰室野乘》记载，自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可是其伺从竟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洗了一把脸，又显出“白如冠玉”，原来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贝勒，化的是煤灰涂面的“时世妆”。李孟符向朋友打听，这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
已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身经庚子之乱的李孟符不禁感叹，这种“服妖”实为神州陆沉之预兆。
不论什么样的“服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均为人们对服装求新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按照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谓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百姓的穿着打扮轻易不去干预，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