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を祀っている大成殿
（土?日?祝日は内部を公開している）
湯島聖堂（ゆしませいどう）は、元禄時代、5代将軍徳川綱吉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た本来は孔子廟である。東京都文京区湯島一丁目、JR中央線の御茶ノ水駅聖橋口からでて、聖橋を渡り右手の森の中にあり、「日本の学校教育発祥の地」の掲示がある。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自古以来就对孔子这位汉字文明的启蒙者推崇备至。当今日本各地的“孔子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尊孔活动。
追根溯源，日本的“孔子祭”，其实就是中国祭祀孔子的“释奠”。跟中国不同，日本的孔子祭奠都是在春祭，大都是在黄金周的前个星期日。
今年的“孔子祭”格外壮观，参加者比往年更多。一来，日本媒体报道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国博前的孔子像被搬离，现在除中国外亚洲最大的孔子像就坐落在汤岛孔子庙，请大家看一下与北京孔子像不同的孔夫子风采；二来，东日本大地震，几乎的热闹活动都取消了。为祭奠地震和海啸牺牲的国民，孔子祭第一个节目就是向死难的人们致哀。
我同井上靖先生参加过这里的孔子祭，并接受邀请出席过几次，但像今年这样庄严肃穆，盛大空前还是第一次体验。我预感到东日本地震后，日本将掀起有一场民间的“孔子热”。
“释奠”，原是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其中的“释”意指祭祀用的酒食，“奠”则是供奉用的绢帛。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和鲁国父老就以此来祭祀孔子。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途经鲁地时，以最高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曲阜祭孔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典礼，延续数千年之久。两汉儒风颇盛，“释奠”渐渐从曲阜传至全国。东汉以后，主持“释奠”者或为君王或为重臣，仪式十分崇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积淀，“释奠”的内容渐渐丰富，至唐代时最后成熟。唐代在祭祀孔子时，还陪祭孔门七十二贤和先儒二十二贤。
正是在唐代，“释奠”经由入唐的遣唐使传入日本。
日本典籍关于“释奠”的记载首见于公元701年。前一年编纂的《大宝令·学令》规定，在都城设立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按时举行“释奠”，这是日本仿效唐朝文章制度的重要活动。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日本朝廷先后颁布律令《弘仁式》和《延喜式》，其中继续规定了“释奠”的内容。
日本朝廷对“释奠”的认识最初流于粗浅。直到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完整地传入唐礼，日本的“释奠”才渐上正规。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举行“释奠”，礼仪上学习唐礼，又兼有日本本国的特色，标志着“释奠”已融入日本。
但由于未推行中国在唐宋之交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儒学在古代日本一直缺乏关键的制度支持。朝廷学校只接受贵族子弟，“释奠”也就限于上层贵族的狭小圈子。在12至16世纪的日本，古代日本律令政治解体，“释奠”的儒学色彩日渐黯淡，渐渐成为贵族的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律令政治解体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士阶层也开始举行“释奠”，这是后来“释奠”复兴的温床。
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江户幕府将源自中国的朱熹派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在幕府的推动下，衰颓已久的“释奠”迎来了复兴。1633年，日本大儒、幕府学官林罗山在私邸第一次举行“释奠”，并在三年后恢复了“释奠”讲经的传统。1659年，续任幕府学官，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复兴春秋两祭的制度，在五年后又恢复了“释奠”的乐礼。随着礼乐的恢复，“释奠”的影响渐及朝野。1691年，幕府修建的汤岛圣堂完工，标志着“释奠”成为国家典礼。在明治维新前，汤岛圣堂一直是日本祭孔的中心。幕府的祭孔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学习儒学的风潮，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江户日本的统治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政府努力消除幕府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致力于建立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儒学因此失去了旧日的官学地位，官方的“释奠”被废止。但在明治维新后期，儒学的影响渐渐复苏。官方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教育敕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
同时，日本政治和经济的领袖人物，对近代化时期剧烈的社会冲突深感忧虑，就向儒学寻求救济之道，日本的“孔子祭”遂开始恢复。
1907年，汤岛圣堂重新开始举行“孔子祭”，各地的孔子祭祀活动也渐有发展。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日本朝野反省维新以来的成败得失，儒家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肯定。此外，儒学在战后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中，后者在日本“经济奇迹”时期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孔子祭”，有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典礼，以及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长崎孔庙举行的典礼。汤岛圣堂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仪式大致因袭江户幕府世袭学官林罗山家族的传统礼制。
长崎孔庙的祭孔典礼是在中国曲阜孔庙的直接指导下恢复的，大致与中国的仪式保持一致。在现代日本，汤岛圣堂、长崎孔庙，以及各地的“孔子祭”活动，都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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