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国共内战当中的国军将领,他们当中有着许多人在战争过程当中顺应历史大势宣布投诚或者起义,最终投向了正义的人民一方。但同样也有许多人顽固不化,坚持要为蒋家王朝所殉葬,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结局。
在这些人当中,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员黄百韬算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典型。
虽然他并非出身于黄埔,自己远算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人马,但在淮海战役当中他面对最终的抉择却始终不愿意走向光明的一方而是负隅顽抗,最终其麾下军队不仅全部被我军所消灭,自己也落得一个饮弹自尽的下场,实在是让人可悲可叹。
当时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所辖五个整编军,那么这五个军的军长作为黄百韬的直属下级又有着怎样的下场呢?
这五个军的军长分别为25军军长陈士章,44军军长王泽浚,63军军长陈章,64军军长刘镇湘和100军军长周志道。这五人最终的结局也算是当时敌人阵营当中大将的一种缩影。
第一个是25军的军长陈士章。淮海战役的时候,由于黄百韬的部队是我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从其投入战争的一开始,对其的消灭也就成为了我军中野和华夜部队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序列当中算不上是王牌主力部队,但黄百韬本人作战能力以及其部队大量装备了美式武器却也让我们不敢小觑。
经过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最终商定,我军决定采用“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方式彻底消灭黄百韬。
从黄百韬本人的心态分析,由于其并非出身于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多年以来他并没有如其他一些蒋氏心腹一般职务得到快速的升迁。而这也刺激了黄百韬让他有了拼命建功立业以得到蒋介石赏识的一种颇为偏激的心态。
所以在淮海战役开始后投入战场的几大兵团司令当中,黄百韬算是行军和作战最为积极的一个人,没有多久其先头部队就已经来到徐蚌战场的核心地带。
对于黄百韬的此种激进式的打法,我军先对其进行示弱给黄百韬本人以一种“不过如此”的情敌思维,等到其大举进攻深入之后,再将其引到早已经布好的“口袋阵”当中。
而当黄百韬意识到中计想要突围而出的时候则发现自己对于当地的地形根本就没有一个较为精确的掌握,只得沿着他所认为的“安全路”进行突围,最终他的主力部队大都聚集在碾庄这样一个小村庄。
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在我军的掌握之中的,此时黄百韬和他的主力部队虽然看似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明眼人则看得出来,碾庄这个地方一来没有粮食弹药的补给,二来没有坚固的工事作为守御,最终被攻下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对此感到压力最大的正是25军军长陈士章。
按照黄百韬的部署,陈士章和他的25军任务是驻防在碾庄的外围负责兵团司令部的安全工作。
在接到这一任务的时候,陈士章本人倒是显得颇为轻松,因为在他看来我军不过是一群武器装备低劣的乌合之众,能将其困在一个小村庄无非是仗着自身对于淮海一带地形的不熟悉,一旦两军正面相遇他则有了“大展神威”的机会,所以自负的陈士章甚至安排了25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轮休。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对我军充斥着不屑一顾情绪的时候,我华野主力部队已经在碾庄周围顺利完成了集结,当黄百韬意识到部队想要率军进行突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根本难以行动。
反应过来的陈士章急忙令部下架起了美式大口径的榴弹炮,却发现碾庄狭小的地界根本无法展开摩托化的牵引。反而在碾庄的外围我军炮兵部队已经按照坐标确定了第七兵团和25军的位置,一番进攻下来黄百韬和陈士章的部队伤亡惨重,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抵抗。
随着我军外围部队的持续逼近,陈士章强烈的求生欲让他有了跑路的念头。其实陈士章如此急于跑路还有一个他个人的原因,那就是在抗战期间,蒋介石由于不满我党所率领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兵源方面的扩充,所以蓄意挑起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安徽南部一带突然袭击我正在转移的新四军部队,在猝不及防之下新四军部队损失惨重,甚至连原先的建制都未能得以保全,而这些对新四军发起偷袭的部队当中就有陈士章的队伍存在,他早知道此时华野的指挥官粟裕就是曾经的新四军出身,所以他料定自己一旦成为了俘虏势必会被翻出旧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形成合围之前赶紧逃跑。
就这样陈士章和几个手下心腹先和当地的几个农民换了衣服,继而化装成平民逃离了我军的包围圈。
逃出生天的陈士章见到了蒋介石诉说了碾庄之败,蒋介石虽然对此大为光火但此时正值用人之际他并没有过多对陈士章进行责难,反而让他重建已经全军覆没的二十五军,所以不久之后陈士章摇身一变又成为了25军的军长。
然而在兵败如山倒的趋势下陈士章最终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1949年解放福建的战役当中驻防东南的陈士章最终还是成为了我华野部队的阶下之囚。
随后陈士章作为战俘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进行改造。
1975年陈士章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予以特赦,随后的他请求赴台未果,晚年的他也最终看清了蒋家王朝的真面目。
和陈士章结局类似的还有44军军长王泽浚。由于黄百韬本人并不是蒋介石的心腹,所以在第七兵团的部队组成当中也大都属于各地临时拼凑的杂牌军,而王泽浚由于其军旅生涯前期没有和黄百韬有着太多的交集,所以其部队被划归黄百韬的麾下之后,尴尬地成为了“杂牌中的杂牌”。
所谓人心隔肚皮,对于王泽浚这样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下属,黄百韬对他也几乎从来没有信任。所以在淮海战役进行到了白热化的时候,黄百韬决定拿王泽浚和他的44军作为炮灰,以牺牲这一部分作为代价换取黄百韬本人和其他心腹能够安然无恙。
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王泽浚被黄百韬命令到了正面作战第一线,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华野部队的重重包围当中。
虽然王泽浚也想效仿25军的陈士章一般化妆逃掉,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却根本没有逃过我军侦察部队如炬的目光,所以很快他就成为了我军的阶下之囚。
细数王泽浚的罪过,他本来应该作为一名罪大恶极的反动派被人民审判处决,不过一来由于王泽浚在被俘之后态度较为良好,如实地交待出来许多的问题有着立功表现。
二来王泽浚的父亲是已投诚我党的原国军第39集团军司令,为了保自己的儿子一命,他也向组织提出了求情,所以多种原因之下王泽浚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押往抚顺进行服刑,最终王泽浚也在抚顺服刑期间病死,他的牢狱生涯也算是在为自己的前半生的作为进行赎罪。
和在监狱和战犯管理所服刑的人相比,63军的军长陈章就显得没有那么幸运。
在黄百韬逃窜到碾庄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在外围加一道“屏障”,他派出了一个前去碾庄附近的堰头镇进行驻守,一来可以和身在碾庄的自己彼此互为呼应,二来能够在华野部队大举进攻的时候起到拖延时间的作用以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做出决策。
此时的陈章虽然已经是一军之长这样的高级军官,但大头兵出身的他既缺乏城府也没有一命优秀军人所必要的战略眼光,也不知道黄百韬的这一部署有将他拿来作为“挡箭牌”的意思,反而在忠实地执行黄百韬的命令。
所以当我包围碾庄的军队决定发起进攻的时候,陈章和他的63军就首当其冲成为了被消灭对象,随着一轮进攻的进行,陈章的军队也是伤亡大半。
此时的陈章如果趁着包围圈还没有形成之际率军逃离尚有一线生机,而固执的他却选择了留在原地忠实执行黄百韬“渡河集结”的命令,也正是在他集结过河所要的渡船时,我军我军完成了对碾庄的合围,11月9日,身受重伤且眼见突围无望的陈章也在绝望当中举枪自杀。
其实在黄百韬走向败亡的过程当中,64军军长刘镇湘则是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当碾庄被包围的过程当中,其实黄百韬的内心当中也产生过一些动摇,那就是要不要向其他一些国军将领一样在关键时刻选择投诚起义,在之后还能后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这一点被在他身边的刘镇湘极力否定。
自刘镇湘加入军队以来,他在蒋介石集团当中一直以“反共”急先锋的形象出现,曾经大肆屠杀我党的仁人志士。
由于手中有这样的血债,刘镇湘也横下一条心选择和我军对抗到底,在他的坚持之下黄百韬见到大势已去的时候绝望地选择了掏枪自杀。
随后的刘镇湘在突围时被我军所俘在建国之后被遣送至功德林。在功德林期间刘镇湘仍旧以极为恶劣的态度对抗管教,甚至发生了和其他战俘斗殴的事件。
不过基于我党宽大的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功德林方面并没有对刘镇湘追加刑期,1975年刘镇湘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出狱之后到了南方度过晚年,1986年80岁的他病逝于广西。
在五个主力军的军长当中唯一逃窜的是100军军长周志道。由于100军在淮海战役当中驻防在较为偏僻的地带,所以当华野大军发动总攻的时候给100军留下了喘息之机。看到大事不妙的周志道立马抛下部队如丧家之犬一般和李弥等将领疯狂逃窜最终得以苟活。
1949年,周志道作为一个没有兵权的杂牌军将领随蒋介石赴台。
虽然他在台期间极力打通关节希望蒋介石对其予以重用,但其非嫡系出身再加上淮海战役狼狈逃窜的经历让蒋介石父子对其并无好感,最终只委任给他一个台湾方面的闲职,随后的多年当中周志道也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余生。
回顾黄百韬五大主力军军长的结局,也正验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老话,无论是再骁勇善战的指挥官和武器再精良的部队,一旦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也难以有一个好的下场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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