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卫立煌是我军的卧底？林彪：他在东北战场上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一文，文中提到，1948年3月，林彪在冬季攻势结束后，想通过打长春吸引锦州、沈阳的国民党军来救，从而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已经识破了林彪的“围城打援”之计，坚守沈阳不出。林彪却没有料到卫立煌是铁了心要当缩头乌龟，一面攻打长春，一积极准备打援，导致攻城兵力不足，无法形成攻坚作战的绝对优势。一番苦战过后，只拿下了大房身机场。到了5月30日，他决定改强攻为围困，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
那么，对于长春守敌而言，接下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武器有多精良，工事有多坚固，而在于有多少粮食了。
郑洞国是一代名将，他初到长春，就考虑过长春遭到围困的处境了。所以，从3月份起，他早早就责成了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粮食，并拨给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和保安旅等单位大量东北流通券，要他们自行采购。到5月份，已抢购和搜刮到粮食约300万斤左右。
长春市长尚传道也是个精明鬼，软硬兼施地扣买了南京政府存放的100万斤大豆。
如此一来，长春共有存粮约400万斤。
到5月下旬，随着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陷入四面合围的局面，就再也无法从市外搜刮粮食了。
400万斤存粮，最多也就维持10万守军1个月的食用。
尚传道通过对全市人口清查和存粮摸底，发现市民的口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即向市内的老百姓压榨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
郑洞国、尚传道赶紧向蒋介石告急，要求蒋介石增加空运力度，以维持长春城内军民的生计。
但是，撇开长春城里的居民不计，单就以十余万守军论，每天每人消耗1.5斤，每日就要耗粮15万斤。
而大型敌机每架最多载6000斤。
这意味着即使专用这种大型敌机，每天也必须出动20至30架次才能保障长春守军裹腹。
蒋介石感到压力巨大，他想出了一条毒计——杀民养军。
他亲自给郑洞国下了一道电令，要求郑洞国把长春市内人民的一切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
郑洞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他无计可施，只好将此令交由尚传道施行。
尚传道也同样吓了一大跳。
他深知照此办理必定会引起长春市民的激烈反抗，连连摇头，对郑洞国说：“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只能加快长春城的陷落，不能操之过急，只能一步步来。”
郑洞国于是退而求其次，和尚传道捣鼓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即令长春市民每人只准留自食粮到9月底，共135斤，剩余的粮食，一半卖给政府做军粮，一半按政府议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卖。
到了6月下旬，在长春已经彻底断绝外界粮源的情况下，郑洞国又主持成立了“吉林省粮食筹购委员会”，其本人亲任主任，曾泽生、李鸿、尚传道和吉林省财政厅长侯景文等任副主任，按照蒋介石杀民养军的政策走出第二步：把一大把形同废纸的中央银行“本票”发给军队，让军队自行“筹购”军粮。
这么一来，就等是命令军队操刀去向市民公开劫掠了。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迅速成为了一批批饿殍。
单单这样，还是不够的。
7月下旬，蒋介石从庐山电令郑洞国，要求郑洞国从8月1日起，分批次驱赶长春市内的老百姓，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
郑洞国依令而行，下令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大设哨卡，将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老百姓，一律强制驱赶出长春。
如此一来，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百姓如潮水般从城南和城东的大道涌了出来，给我军的围城斗争造成了极大压力。
这道理一想就明白，如果把这些老百姓全放出来了，我们又不能让他们在荒野中饿死冻死，就要给他们管穿、管吃、管住，我们的后勤补给压力就会大大增加，而且，此长彼消，城内的粮荒就会减轻，敌人就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了。
林彪、罗荣桓感到左右为难，束手无策，起草了一份《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详细汇报了当前的被动局面，向毛主席求计。
他们在报告中谈到：8月初，我们在3天内接收了2万余难民，尚未妥善安顿好，城中立即又再疏散出数万，部队的压力很大。
不过，看着数万难民被阻在敌我卡哨的真空地带受饿挨冻，号天哭地，林彪和罗荣桓等不及毛主席答复，即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萧劲光、萧华、陈光、唐天际、解方等人，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并要求“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
蒋介石以为，把长春城内的老百姓驱赶出城，是把包袱甩给了我方。
没料到，林彪等人处置得当，各种救济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我军不但没有陷入被动，反而大得民心。
而长春城内的饥荒现象并没有得到太大的缓解。
尚传道回忆说，1948年9月的长春，已经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人吃人的惨象时有出现。但是，那些国民党官员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正因如此，郑洞国孙子郑建邦后来在主编《郑洞国传》时提到：祖父的后半生，一直为当年在长春负隅顽抗给无数百姓带来的灾难充满愧疚，他常常叹息说，我愧对长春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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