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大早，有个徽州商人来到县衙报案。他叫汪元，状告本地村民范达，说他做生意赚了八十五两银子，结果被范达抢走了一半。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人都等着用钱呢。汪元想赶在过年之前，多挣点钱，然后回家。
年关将至，他非常刻苦努力，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了。有一天，他出门就遇到了范达。当时范达正在挑水。由于天没亮，汪元也看不太清楚，他就把范达给撞了。范打没站稳，就摔了一跤，挑的水洒了一地。二人就发生了争吵，然后演变成抓扯。当时路边也没有行人劝阻，最后他们两个就大打出手。
在扭打的过程中，范达就把汪元的钱包抓了就跑。起早贪黑挣的钱被抢走了，汪元肯定不甘心啊，于是就拼命地追赶。汪元又不是搞体育运动的，他是把范达给追到了，并且抢回了四十两。他这时候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已经没有力气抓住范达。剩下的四十五两，就被范达抢跑了。汪元恳求知县大人抓住范达，拿回银两。不然，就无法面对妻儿老小。
这个知县姓王，他听说本地发生了抢劫案，这还了得！他立即安排衙役，把范达抓到衙门审问。很快范达就被抓住了。王知县大喝一声：“大胆刁民，本县辖区内，岂容你抢劫？还不快从实招来。”
范达说，他家有母亲和妻子，一家人开坊磨豆腐。他们家的人都非常勤劳，一般天没亮就起来工作了。范达主要负责挑水。那天，天没亮他就去河边，把水打回来以后，却踩到了一堆粪便。就摔倒了。他心里十分生气，很想骂人。正在这时，他感觉手按住一个东西，有点硌人。他把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个银包。路上捡的钱谁不要啊？他就把银包带回家，打开后从中取出白银四十两。
四十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范达的母亲就告诉他：“这里面有这么多钱，施主应该很着急。万一人家有急事需要救命呢？有句老话说，突发横财，恐怕会遭祸害。这种钱，我们最好不要收。你给人家送回去吧，说不定他这会儿正急着找呢。”他老婆也叫他送回去。
听了母亲和老婆的话，范达就来到了他捡钱的地方。这时候，他看到汪元哭得梨花带雨，还在地上扒拉着什么。范达就上去问他，知道他就是银两的失主。汪元说：“这银两是我准备回去过年的呀，要是丢了我就回不去了。如果谁能帮我找回来，我就分一半给他，以表谢意。”
为了核实真伪，范达就问了他一些问题，比如里面有多少银子，有没有做记号之类的。汪元的回答都对上了，范达就把捡来的四十两银子和银包给到他手上。
汪元接过银包，打开一看，说银两不对。丢失以前，里面装有八十五两，现在却只有四十两。就算我分给你一半儿，都还差五两呢。这么着吧，那五两咱俩也算一人一半，你现在也应该补我二两半。
范达好心好意把银两给他送回去，他还来诬赖。范达心里实在很愤怒，就和他起了争执。周围的邻居也看不惯，大家伙就把汪元揍了。现在汪元耍赖，不给酬劳也就算了，反而倒打一耙，以抢劫将范达告到官府。小民实在冤枉，请知县大人为小民作主。
范达的这番话，汪元也听到了，他立即反驳：“你在这胡说八道。捡到钱还会归还？天下有这样的人吗？”
范达说：“你自己不是好人，就把别人也想成坏人。你去周围问问，这一带谁不知道，我们家都是老实人。要不是我母亲和老婆让我送回来，你上哪儿找这银子去？没想到，你狼心狗肺，反而诬赖我。”
汪元说：“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你母亲和老婆都是至亲，是不能上堂为你作证的。你说你没有抢劫，那你告诉我，我身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范达说：“我什么时候打了你？你那是自己引起公愤，邻居们看不惯你，你别赖到我头上。你被打了气不过，就来诬赖我抢劫。真是不要脸。”
王知县就认为，捡钱不还是人之常情。这银子都已经到手了，有几个人又愿意把它拿出来？范达的母亲和老婆都是至亲，如果让她们作证，那肯定是要袒护他的。汪元不是本地人，想来也不敢在这个地方诬赖别人。所以，王知县就觉得，汪元说的是真话。
他阻止了范达和汪元的争吵，说道：“范达的行为不算是抢劫，却能够算为偷盗。如果你真的捡到了汪元的银两，你又怎么可能还给他？现在本官命令你，立即归还剩余的四十五两，否则法不容情。”
范达大声喊道：“大人，这银两千真万确是捡来的。我母亲和老婆都看到的，银包里面只有四十两，根本就没有八十五两。银子我早就给他了，现在我还去哪里拿？”
王知县怒了，喝道：“大胆刁民，还在这里狡辩，众衙役听令，给我打”。一声令下，衙役们就将范达按倒在地，“噼里啪啦”打了他二十板子。这二十板子打得结结实实，让范达不停地发出哀嚎。汪元非但不同情，还在向王知县索要银两，他说道：“大人，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来到此地，人生地不熟，挣钱不易。如果拿不回银子，怎么回家过年？家中的妻儿老小就要受苦了。”
王知县就对范达说道：“给你二十大板只是个教训，赶紧将银两还给人家，不然就将你活活打死。”
范达申辩道：“大人，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银两，我家里也没有这么多钱，拿什么给他？你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吗？汪元家中有妻儿老小，小民家中母亲和老婆就不过日子了？如果真要逼我拿出银两，你还是打死我吧。”
王知县见范达始终不肯承认，他十分愤怒。但是现在已经打了二十大板，按大明律也是不能再打。无奈之下，王知县就让官差把范达押入大牢，明天再审。汪元先回去，等待结果。
范达的母亲和老婆觉得他是冤枉的，作为至亲的人，她们总不能不管吧。明朝是不许妇女上堂的，这婆媳二人就想了个办法，她们将一块写着“冤枉”二字的牌子举得老高，然后跑到闹市区跪地喊冤。只要有人从她们身边经过，就给这人说：“我儿子范达是冤枉的，他是老实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却蒙冤坐牢。非要把我们家逼上绝路吗？祈求上天，还我儿子清白。”
婆媳二人就这么跪走哭泣，她们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竟然到了建宁府大中寺。这时，知府大人的轿子从大中寺出来，她们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喊冤。知府名叫邵廉，既然有人拦轿喊冤，他就不能不管。他叫衙役把这两人带过来问话。婆媳二人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邵知府，并且苦苦哀求他，为范达申冤。
邵知府听完她们的陈述，也认为范达很可能就是冤枉的。你想想，家里就这么一个男丁，靠磨点豆腐赚钱养家。如果他倒了，母亲和老婆怎么办？像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去抢劫呢？汪元的诬赖，已经引起了邻居的反感，所以将他暴打一顿。王知县怎么不找邻居核实？就凭汪元一面之词，就武断地判定范达有罪。邵知府将范达的母亲和妻子安慰一番，让她们先回去，不要再喊冤了。说马上去调查，给她们一个交代。
邵知府回去之后，就派衙役到建安县走一趟，让他们找知县把范达提出来。邵知府可是王知县的顶头上司，他点名要提的人，那自然是要给的。于是，范达就从县衙的大牢，来到了知府大堂。
既然范达人来了，那就开始审吧。邵知府问范达，是怎么回事？范达就将此事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本来他认为邵知府能还他清白之身，没想到邵知府却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把人家的钱拿走了，还不该还吗？你说拿不出四十五银子，你不是有老婆吗？赶紧回家把老婆卖了，然后把豆腐店转让了，估计这些应该能值四十五两。快点回去，把事情办完再回来听判决。”
邵知府的这番话，把范达惊得目瞪口呆。他此刻的心情无法形容，如果有一瓶毒药，他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句话，似乎是为此时的他量身打造。他现在已经不想辩驳。被衙门的人押着往家走。
范达走了，邵知府又把汪元传来。汪元也想不到此事到了知府衙门会是这种结果，他暗自高兴。当邵知府问他的时候，他就侃侃而谈也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邵知府就问他：“丢失的那些银两，如果找回来，你还能认识吗？”
汪元回答道：“回大人话，那些都是我卖漆赚来的，当然认识。只要那四十五两拿回来，我便能认出。”
邵知府道：“既然你能认出，本府竭尽所能为你拿回。银两拿回以后，你只需要确认一下，如果是你的，就可以带走。”
没过多久，范达就回到府衙。邵知府传令升堂。公堂之上，邵知府让衙役将范达带来的四十五两，拿给汪元分辨。接到银子之后，汪元眉开眼笑，他压根儿就没看，就说：“这些银子正是我的，领状已经写好了，还请大人归还于我”。
邵知府说道：“你确定看好了？这四十五两里面，元宝和碎银子都有，不看仔细，万一弄错了呢？”
汪元说：“我丢失的银两也有元宝和碎银，肯定是不会搞错的。”
邵知府就说：“你看好了，那好，把范达之前给你的四十两拿出来。我亲自查验一下，看它们有没有不同之处。”
汪元无奈，从怀里掏出银包，交到衙役手上，再呈给邵知府。邵知府拿到银子后，对两份银子做了对比。转过头问范达：“告诉本官，你这银子从哪里来的？之前那包银子，你认识吗？”
范达说：“今天交上来的四十五两，是卖老婆、卖店铺得来，是大人逼小民这么做的，您这么快就忘了吗？之前还给汪元的那四十两，是我在路上捡到的。我也仔细看过，那里面有四锭元宝，其中三锭有'茂昌记’字样，剩下那锭无标记。”
范达说完以后，邵知府大怒，他怒拍惊堂木，对汪元喝斥道：“你才是骗子，还敢在这里糊弄本官。”
汪元说：“大人这是怎么说的呀？这些银子明明是我的，怎么是我在欺骗呢？”
邵知府道：“瞎了你的狗眼，这四锭大元宝是衙门的官银，剩下的碎银子，是朝廷发给本官的俸禄。还敢说是你的？如此泯灭良知，不打你天理何在？属下听令，给我使劲打，看他还敢狡辩？”汪元看到这阵势，如果不招，这顿板子是免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如实说来。
事情是这样的。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每家每户都要准备过年的物资。范达开了个豆腐坊，他们一家人也是起早贪黑，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这天，范达起了个大早，就到河边挑水。由于天黑看不清，结果踩在粪便上摔了一跤。倒地之后，他的手正好按到一个东西，他捡起来一看，里面竟然装的是银子。
范达捡到了银子，还挑什么水呀？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就向母亲和老婆报喜。没想到，他母亲却说，这是不义之财，应该把钱拿回去，还给失主。如果不还，可能会遭祸。他老婆也劝他还回去。于是，范达就回到河边。这时候，他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哭。他猜想，这个人可能是失主。
经过询问，他知道这是个外地商人，名叫汪元。为了做这个生意，他把家里的田地都卖了，总共卖到三十两银子。汪元把这三十两银子当成本钱，跑到建宁做漆生意。一批货物卖完，他连本带利总共四十两，放在银包之内。万万没想到，银包竟然丢了。汪元说，如果谁捡到了他的银子，只要还给他，他就从中取出一半作为答谢。
范达问了他一些问题，确认汪元就是失主。他便将捡银子的经过，告诉了汪元。母亲让她回来找失主，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就挨家挨户地问，引发了邻居的关注。当范达找到汪元的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范达拿出银两，对大伙说道：“大家都听到了吗？这位仁兄说，如果我把银两还给他，他就分给我一半。还劳烦各位做个见证。我看他也不像是大富人家，出门做点生意也不容易，就只要他四两银子，加入我豆腐店的资金，如果以后我发财了，就把这四两银子还给他。你们觉得怎么样？”
围观的人都说，说好一半就应该分一半。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因为大明的法律，就是说如果你捡到一个东西，要在五天之内交到官府，由官府张榜寻找失主。如果找到失主了，失主和捡到的人各得一半。如果到了一个月还无人认领，这些东西就归拾捡者所有。
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百姓也就这么认定。所以，当时捡到的东西，一般都要分一半。这时候银两还在范达手里，汪元就连声答应。范达将银两交给他之后，他就开始使诈。他说道：“这里面原来有八十五两银子，现在却只有四十两。就算我分你一半，算起来也是四十二两半，你还要补二两半给我。”
范达一听这话，他就不乐意了，说：“这里面明明只有四十两，你接过手就说是八十五两，这不是耍赖吗？你不给我报酬就算了，还倒来找我要银子，天下还有你这种人？！”
围观的人都说汪元不是东西，汪元就狡辩：“这银子是范达捡到的，里面有多少就我和他知道，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这话确实有点欠揍。围观的人都被激怒了，他们冲上来将汪元按倒，就是一阵乱打。
汪元被打了，很不服气，说道：“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以多欺少，有种咱们就去官府。”包括范达在内的这群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气，大伙说道：“去就去，你敢耍赖，我们还怕你不成？”
一群人便将汪元扭送到了衙门，可是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个王知县是真的糊涂。他竟然没有调查，就根据“捡钱绝对不会还”这个“真理”，直接判定范达偷盗。将他误打二十大板不说，还迫使他归还银两。于是，就有了范达的母亲和老婆跪街喊冤。然后遇到了邵知府。
其实，在遇到范达母亲和老婆的时候，邵知府就感觉范达是被冤枉的。他为什么要逼迫范达卖老婆和店铺？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汪元知道衙门正在为他拿回银两。既然邵知府知道范达是冤枉的，那么卖老婆和店铺就肯定是假的。
邵知府让属下取来四十两官银，又从自己的俸禄里面拿出一部分，然后交给了汪元。在公堂之上，汪元的贪婪之心表露无遗。他看到有银子，根本看都不看，立马就收下。连官府的官银都敢要，彻底暴露了他无赖的本性。
此案水落实出，邵知府认为，汪元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判他四十大板，戴枷游行一个月。由于范达拾金不昧，应该受到表彰。但他却被诬陷，还因此遭受刑罚，所以就将汪元的四十两，判给范达做赔偿。然后好言安慰范达一番，让他拿着这些本钱好好经营，要多积德行善。他还告诫范达，捡到财物不要私下处理，要交给官府裁断。
在这个案子里面，王知县纯粹没有调查，就武断地进行判决，这种行为本来应该承担责任。邵知府虽然查明了真相，但是对王知县的过错却只字不提，偏袒之意非常明显。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也正常。明朝的时候，官员和百姓在法律面前差距太大。
最可恨的就是这个汪元，人家捡钱还给他，还反过来找人家要钱。是不是很无耻？起了争端后，还将范达告到官府。范达挨打，他丝毫不同情，也不惭愧。范达被邵知府逼迫卖老婆、卖店铺，他更是无动于衷。可见这个人眼里只有钱，他非常自私，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这就是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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