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寺

 “常熟老地标”之九——

                                三峰 寺

    长啸一声山鸣谷应，

    举头四望海阔天空。

    这是常熟三峰寺寺门口的对联。据说，南通狼山等寺庙中也有这样一副对联，但我总觉得，这副对联放在三峰寺寺前，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有气势了。那三峰寺，地处虞山北麓的中峰山腰，两边巍然屹立的乌目峰、龙母峰既是寺山的背依，又向寺的两翼伸展。寺门前的视野，就显得格外壮阔：近处，是万松林的浩荡苍翠，风过处松涛滚滚，绿浪捲涌; 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平畴，直与云天相接。虽然万松林在日伪时期被砍伐殆尽，但如今寺前林木繁盛，也蔚为壮观了。寺因地处三座山峰之中，又常年高树葱郁，林泉清冽，清康熙皇帝特御书题额“三峰清凉禅寺”，寺名就此一锤定音。

    三峰寺的规模，旧时在常熟各寺庙中是最大的了。全盛时共有三门、七殿、四阁、十六堂、两亭两楼一轩、五房五院一庄。共计寺屋一千多间，斋田一千七百亩，常住和尚及四方参学僧侣千余人。还有分布在常熟各地的诸如小云栖寺、白雀寺、智林寺、长寿庵、猛将堂等十五处寺庙，也都是三峰寺的属院。当年的三峰寺，梵宫林立，殿宇连云，可真是十方常住的吴越一大丛林。

    但它的始建年代却无有记载。唐代那位写《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人常建，曾另有一首《三峰》诗，可诗中对寺的确立，也语焉不详。不过在明末清初时，三峰寺在佛家教内却名声大震。当然，近代因寺中走出了一位乌目山僧，还被映上了一层革命色彩。

    这位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佛教界之第一流人物”的乌目山僧黄宗仰，清末民初在上海一带，与同盟会元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志士一起，积极鼓吹革命，投身反清斗争，并直接为孙中山募资捐款。其“革命诗僧”的名气享誉海内外。不过黄宗仰出道前在三峰寺，从16岁剃度，到20岁离开，只耽了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除在48岁时曾回过一趟虞山外，其他时间，直到57岁圆寂南京棲霞寺，再无回到三峰寺。所以，黄宗仰的政治活动其实与三峰寺没有关联。

    但明末清初的那场常熟三峰寺与宁波天童寺的佛教宗派大论争，不但跨越了两个朝代，还震动天庭，惊动清朝四个皇帝的直接参与，在中国历史上，就称得上绝无仅有了。

    与破山兴福寺在佛教宗派传承上的宽容相反，三峰寺对佛教宗派的教义之争，那严谨的态度也是古今少有的。当时开法并主持三峰寺的和尚叫汉月法藏，是一位“穷究”临济宗的高僧。而临济宗是大乘教禅宗一派内的五支分宗之一。汉月和尚在明末的天启四年(1624年)，为厘清临济宗的源流宗旨，特拜临济第十三世密云圆悟法师为师。并由密云圆悟提升汉月为临济宗承嗣宗师。但汉月在升为宗师以后，对临济宗探源溯宗的研究并末停止，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并著《五宗原》对禅宗的五家分宗进行详细解析。这下惹恼了密云圆悟及其门下的众多信徒，他们纷纷对汉月的“离宗叛师”行为进行批判。那时，临济宗奉宁波天童寺为最高祖庭，时人就将临济宗两派的争论称为“天童与三峰之争”。

    按理来说，佛教一宗派之下一分支内的论争，掀不起大浪。汉月和密云对争论也仅仅局限在临济宗的内部范围，但在两位高僧圆寂以后，由于他们各自门徒的互不相让，特别是社会上文人士大夫的介入，就使论争的性质升级了。

    先是“东南文宗”钱谦益应天童派之请，作铭攻击汉月的“三峰之禅”与“西国之教”一样，是当世“为孽”，继而其他文人提出相反意见。明末清初号称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书画大家董其昌、著名谏官熊开元（后皈依佛教）纷纷作铭作碑，为汉月的三峰派张目。一个佛教宗派分支的教义纷争，竟然让原来一潭静水的文人士林圈内也搅起不小波澜，这不由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于是，连四代皇帝也捲了进来，支持和反对的旨意互逆。甚至发生了皇帝老子下令查封三峰寺院，皇帝儿子又下令启封三峰寺院的罕见世事。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览三峰抗天童老人之书，雷霆赫然，斥（三峰）为跋扈之夫”。但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皇帝却在南巡时有意平反，特赐御书“三峰清凉禅寺” 匾额，并在数年后又追谥汉月为镜通禅师。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又风云突变，皇帝亲自写出《拣魔辨异录》八卷，把汉月门徒说成是“魔异”，削尽支派，封门三峰，撤去钟板，不许说法。孰料到第四个皇帝乾隆，在汉月再传弟子硕揆和尚的冒死奏请下，经详查后又下旨启封三峰寺门，令硕揆和尚重返三峰寺任主持。于是三峰寺起死回生。

    其实清朝皇帝对汉月三峰的如此重视并三反四复，说穿了都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是因为汉月一系在清朝初期的弟子们中,有许多是曾经反对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他们的活动对于清王朝的稳固有着很大的影响。清朝历代皇帝对三峰宗派的不同态度，不过是他们轮番使用或打压或笼络的不同手段罢了。

    所以，即使过去了一二百年，到了清朝末年，时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仍对当年的汉月和尚，投以尊敬的目光。

    三峰寺内，有一副楹联比寺门口的那副对联还要流传久远。这就是翁同龢撰写的对联：

     丈室重开，且莫论有宋元明，见在已经沧海劫；

     汉公一去，犹喜得老师翁赵，相逢同看大江云。

    这副楹联撰写的时间是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京做官的翁同龢扶母柩回常熟，在家乡逗留其间他常去三峰寺，和他的方外老友药龛和尚品茗闲话。药龛是汉月和尚再传弟子硕揆的第九代法嗣，也是一位有道高僧。当时寺里的方丈室松演堂（一说寂照堂）在太平天国期间毁于兵火，在药龛的主持下重建。上梁前夕，翁同龢和常熟城北旧山楼主人，大藏书家赵宗建应邀夜宿三峰寺，约好第二天登高观日出。药龛乘机请翁同龢题记，写下了这副沧桑情浓的对联。

    云淡风轻，谈笑无拘，是这副对联的字面意象，但如了解三峰寺的历史，就会闻到字里行间仍有硝烟散去后的缕缕余味。方丈室的重开，历经了沧海桑田大变迁的劫难。这大劫难历经宋、元、明三朝，唯独没有提到清朝，事实上清朝皇帝的直接干预，恰恰是最刻骨铭心的劫难，但翁同龢在对联中回避了，可见也是心有余悸。不过他对汉月法藏的敬仰，从“汉公”一词中可以看出，汉月逝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一去”已有二百三十多年，但他们三人仍记念着他。翁同龢将药龛称作“老师”，三个人在三峰寺门前，“相逢同看大江云”，这“大江云”既是自然景观，何尝又不是政治风云？

    历史从来不停住脚步。翁同龢在当时说三峰寺“见在已经沧海劫”，似乎从此天下太平，再无劫难了。但一查资料就知道，就在他们“犹喜得老师翁赵”相逢题联的那一年，乌目山僧黄宗仰刚出世八岁，三十多年以后，这位从三峰寺走出的革命诗僧，就帮助革命党人，把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清王朝，延续了二千多年的整个封建社会，彻底翻了个个，这对那些封建遗老来说，难道不是最大的劫难？再有，三峰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毁，全盛时期的一千多间寺屋，竟然全部夷为平地，片瓦无存，除了山门前原有的两棵梓桐树尚存外，简直找不到曾有庙宇的痕迹。当年雍正皇帝的“雷霆震怒”，也不过是封了寺门，撤了晨钟暮鼓的“钟板”，相比之下，上世纪的三峰寺难道不又经一场沧海劫么？

    幸好有英明党的拨乱反正。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常熟市政府决定，三峰寺在原址上重建，到2006年竣工。新落成的三峰寺占地50亩，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建的气势宏伟的大雄宝殿，它的木结构全部用材红木。尤其是殿内66根大柱，径粗80厘米，最高16米，全部是整根的花梨原木。当时为了把这一根根巨木运上山腰，特地从山脚到半山，填削成一道平缓的斜坡，再用强力捲扬机把整根巨木一寸一寸硬拖到寺基上。如果汉月和尚再世，看到也要咋舌了。

    有人说，如今的三峰寺，可以“见在已经沧海劫”了。那，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