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钟 书 与 杨 绛　网摘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人。”

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

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

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1932年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

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

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

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

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

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

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

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

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

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

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

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

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

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

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

《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

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

她。”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

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冰心生前则如此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

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

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杨绛超凡的知性令她看得透人性的缺陷与局限，但她的理解和包容又让她下笔敦厚而

温婉。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

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

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

杨绛被更多读者熟悉，是她进入晚年后，岁月的积淀赋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华，

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暖和，却毫不刺目。也曾有人说，读杨先生的文

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种沉潜的定力，任何尘世繁华都无法令

其动摇。

但是，最难能可贵之处还不在此，最可贵最感人的是杨先生的真诚。无论做人还是

作文，她都从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无伪地面对一切。因此

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作家、翻译家，只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老人可谓著

作等身，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

；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

诃德》、《斐多》……即使年过九旬，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

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然而，杨绛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

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

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

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

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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