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在中国介绍《红书》感到有点奇怪，因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离《红书》的故乡——瑞士的苏黎世湖畔很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红书》不仅仅属于一个地方，它对于地球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本有益的书，尽管这本书位于一个独特的思想领域里面，那就是荣格心理学。荣格把这本书叫做“新书”。
荣格在他的一生当中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他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是通过其朋友卫礼贤对中国《易经》的翻译。然而荣格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谊，从他对《金花的秘密》的评述和对《易经》英文版所写的前言中可以看出，荣格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1913年起，荣格开始在日记里写一些条目，后来形成了《红书》的文本。与1913年相比，现在的世界小了很多。在当时，中国远离欧洲大陆，欧洲人基本是通过学者或者旅行家翻译的作品来了解中国，这些翻译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卫礼贤和荣格对这一交流的桥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卫礼贤将中国文本翻译成德文，而荣格则是国际上心理学很好的诠释者。他们两个人把中国文化带到西方人的视野当中，创立了世界文化的基础，融合了世界各部分的宗教、哲学和传统。当我们今天提到全球化的文化时，他们的不懈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创作《红书》的过程中，荣格也在构建另外一种桥梁，即心灵的白天和黑夜、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桥梁。我们提到日性意识和月性意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和知觉，荣格提到两种类型的思维——指导性思维和幻想性思维之间有无形的联接，当荣格阅读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经典文本的时候，太乙金华密旨（金花的秘密）里面提到的内心思维更接近幻想性的思维，或称之为联想性的思维，而指导性思维应该是特指西方科学的理性思维。在《红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思维类型的人格，幻想性思维是积极想象的对话，指导性思维是对素材的评述，将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这一维度的是《红书》里面这些充满艺术的画作。
接下来，我想问两个问题：荣格创作《红书》时到底成就了什么？这些成就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红书》的叙事所遵循的是一种旅行日记的模式，从一开始的灰暗，到最后一个场景在斐乐蒙的花园里。旅程开始于一个晚上，荣格呼唤自己的灵魂：“灵魂啊，你在哪里？”之后，进入到更深的黑暗与混乱中，到达沙漠并停留了25个晚上；在沙漠中，灵魂慢慢变得栩栩如生，到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显现出来。这时，她已经挣脱了荣格自我的意图和愿望的束缚，拥有了她自己的心灵。
这是《红书》旅程中，荣格第一个伟大发现：灵魂在心灵中是自主的，我们要以其独特的方式来对待，事实上，荣格也发现自己对灵魂的依赖，超过灵魂对他的依赖。“我不知道我是你的容器，当我没有你时，我空空如也，当我拥有你时，我是满溢的。”
在旅程中，荣格继续遇到一些意象和人物，他们也会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好像都有其自己的意愿和愿望。荣格所能做的是不要逃离这个意象的世界，不要简单地将其称为幻想。在沙漠中，他遇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女儿莎乐美，他们证实了自己的真实性，他们是心灵中永恒存在的人物。最初，在与他们的对话中，荣格试图把他们仅仅看作是符号，只是象征而已，不是真实的。但他们坚持自己的真实性。伊利亚告诉荣格：“我们不是符号，我们是真实存在的。”心灵再一次传递出信息，表明自己的自主性和整合性，超越了自我的信念和偏见，这些给了荣格教训，让他得以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心灵，将其当作鲜活的现实来对待。
在《红书》中，我们看到荣格是一个有意识的作者，他在努力去理解积极想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积极想象逐渐展开，它拥有惊人的力量，同时又拥有惊人的现实性。他把处在月性世界的伊利亚解释为逻各斯，即逻辑，而把莎乐美解释为厄洛斯，即爱欲。这些都是从希腊哲学里面得到的诠释，这有助于帮助他的日性意识去创建一种桥梁与在月性世界发生的事件进行对话。
《红书》中的评论与体验同等重要，因为这时，我们的日性意识与月性意识同时投入其中，目的就是在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桥梁。所以，当你有了梦，你可以去进行积极想象，可以画画，这还不足够，你的意识心理还必须去抓住这些，努力去理解这些素材体现的意义，尝试与意象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在《红书》中可以看到荣格会去做一些实验，去发现可能的意义是什么，但这些是无法进行界定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让意象和自发的思维不断地前行。
《红书》也是关于亡者的故事，其中经常出现徘徊的幽灵，他们说自己还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叙述中时说：“我们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要去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耶路撒冷是一神论传承的故乡，荣格也是一神论者。很明显，这些亡灵是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安息之所。后来他们重新出现，也就是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大喊大闹，希望能够得到苦苦追寻的答案。对于这些，荣格一开始是阻抗的，后来他让他们说话了。众亡灵齐声大喊：“我们从耶路撒冷来，在那里我们没有找到答案，我们恳请你让我们进去，你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你的鲜血，而是你的光明。” 就在这个时刻，先知斐乐蒙出现了，向死者进行了七次布道，然后亡者消失了，他们得到了答案，获得了满足，回到了安息之所。这些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亡灵到底是什么呢？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写道：“这些亡灵是我们祖先的踪迹。 从那个时候起，这些亡灵对我而言就是来自于那些祖先没有被解决的、没有被回答的、未曾被补偿的声音。这是我的命运要求我做出回答的，这些答案不是来自于我的外在世界，而必须来自于我的内在世界。与死者的对话形成了我将要向世界传递的关于无意识的东西，它是一种模式、一种秩序，或者说是对普遍内容的一种解释。”
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荣格的《红书》以及他之后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些没有被解决，没有得到补偿的声音。我们今天所要回答的问题又是什么，也许与荣格遇到的问题类似，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
像我们今天参加这样的大会，我们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和西方相聚的会议，在深层的文化水平上相遇，它的基础是什么？荣格和卫礼贤已经建立了交流的桥梁，但他们的任务是远没有完成的。荣格和卫礼贤已经去世了，也许他们的亡灵会在这里大声地嚷嚷要我们去回答。我们有没有可能完成和他们同等水平的工作，把这个桥梁建设得更好呢？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应对的挑战。这也需要我们认真严肃地去对待，对我们的文化以及荣格和卫礼贤创作的文本进行深度反思。
让我们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在《红皮书》中荣格究竟成就了什么，这些成就对于我们又有何种的意义？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红书》为他一生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把那个时期自己最深层的领悟转化成了科学工作和理论著述。这个基础不仅是理论层面上的，更多的是深层体验到的。他从1913年之前发表的科学方面的著作“我知道”，跨越了很长的历程，到1961年时达到“我得到了”的程度。
那么，《红书》对于我们有何种意义呢？我们不需要试图去模仿荣格，但是可以学习使用他的工具，包括积极想象、对梦的理解以及对素材的有意识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全世界范围内荣格心理分析师所做的工作，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个案，就是与上面所说到的类似的工作。荣格心理分析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我知道”，例如了解我的情结、我的冲突、我的童年创伤等，而是“我获得”，通过与这些意象的工作，把它们的意义带入到生活当中。
（本文作者将受邀来华参加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2018年4月2日-4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