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推荐世上最耐读且包含元素最多的一本书，不是曹雪芹也不是莎士比亚，我会首推地图册。想一想，再没有比地图更耐读的书了。它的精炼度、大容量和概括度，是任何一本书用文字所达不到的。它既现实又幻想，既完整又琐碎，既停滞又飞翔，既迷离又清晰，几乎接近童话。
我贫朴的童年是在一册地图里度过的。在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父亲买来一册1974年版《世界地图》，从此它的色彩涂满我的想象。
地图最宜想象。我小时候躺在床上，看到蒙古，金色的元宝。澳洲，一块敦实的土豆。越南，一只打哈欠的细腰狐狸，正面对蓝海，叩响月亮。尼泊尔，一截香肠，晾在世界屋脊。智利，海岸上晾晒的一条海带要飘起来。中国，由一枚海棠叶缩成一只公鸡。日本，清晨摊了一地昨夜散乱的麻将。美国，一只膨胀的羊奶，单等奶浆四溢。斯里兰卡，一滴水珠垂落。印度，埋在大海里的一颗萝卜。最糟糕的形状是英国，像一片被海风吹烂的抹布，在大西洋边飘散。非洲、中亚这些国家的风沙太大，干脆拿尺丈量，所以国家都是几何形状，像上数学课，那里地图便是一张张魔毯，坐上传说，飞翔在《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半岛则是一把铲子，一个蒙面纱的酋长正在煎炒烹炸着那些神奇的传说……
比我还会想象的，是德国地理学家魏格纳。他躺在1912年的一张郁闷的卧床上，面对墙上地图忽发灵感，认为古生代时全球只有一个庞大的联合古陆，中生代由于潮汐摩擦及两极向赤道挤压，使之分裂，逐渐成现在的海陆格局。他的“漂移论”是一篇大童话。
无纸时代，人们把地图刻在石上、木板上，铸在鼎上。大禹九鼎就是把全国各地山河图形铸上，成为权力象征，九鼎上的图叫“山海图”，后来那部《山海经》是对九鼎图的注释。
地图虽小，五脏俱全，像瑙鲁、图瓦卢这些国家只有区区20平方公里，但地图照样得有，上面依然有国歌飘荡。有一天老师讲到最小的国家梵蒂冈不足半平方公里，放风筝都不敢随意，唯恐一松手就放出了国境。我问：“那他们敢不敢隔窗往屋外撒尿？”老师的脸马上皱成地图。结果是，我在屋里被罚站。风筝依然在梵蒂冈的天空放。
地图多大为最好？间谍们肯定以地图越小越好，以藏在袖筒里或高跟鞋里甚至牙缝里最妙不过。皇帝、总统、政治家、出版商则认为越大越好。晋代裴秀见到的《旧天下大图》用缣80匹，唐代贾耽制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宋朝各地每逢闰年都要上报地图，最大一幅是《天下图》，画工用100匹绢拼在一起制成，由数名粗壮大汉吆喝抬着。这样的地图，象征的成分大于实用。
三国时代孙权还有一种唯美地图，他让江南绣工以刺绣制成，用彩色丝线代替地图的颜色，挂在墙上，阡陌纵横，感觉像一只飞翔的凤凰。但这种地图实在是费时费事费资，不易精确，如果制工是个浪漫诗人呢？
地图算是世上图案最难画的一种，你拥有专业知识并不能立即操笔画图。
首先是立场问题。中国古代画地图前须考虑体现出“天下”、“中国”、“四夷”，“主藩”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安排，区域大小的安排。你不能把皇帝那张龙椅摆到角落，去与鼠洞为伍。
我对比过古代地图。宋代《华夷图》把日本、暹罗画得很小。到明代，意大利利玛窦开启了地图年代，在华近30年里绘制十多幅世界地图，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开始明察世界地理，但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的地图中，把中国画得占整个亚洲的四分之三。地图后来作了外交人情，《大清一统廿三地舆全图》不仅“台湾一岛以及日本以幅隘，移上寸许”，且把日本放大不小，算是对友邻示好的厚意。1930年日本人制的《中国沿海图》，则是台湾和韩国不同寻常的大和中国大陆相对的小。日本《大东亚战争要图》干脆把朝鲜、台湾与日本涂上同一颜色，一厢情愿认为都是天皇子民。地图的绘制在调色时，更多掺上政治意味和历史记忆。
世界之大，地图语言远远不够表达。随着国家分裂和重组，颜色逐渐繁多，赤橙黄绿青蓝紫，像一个蹩脚画家的调色板，地图开始乱套了。一句话，每一片颜色，都是用人民和国家的名义、以智谋和鲜血涂抹而来。
面对30年前童年时我曾看到的旧地图，面对古人300年前看到的古地图，我几乎是心惊肉跳。想到若干世纪后，那些飘散的大陆板块依然会重新再漂来，它们梦游一般，像群鲸溯源，像浪子回头，像游子归家。地图新的鲜艳，旧的褪色，一块块纷乱交迭，鱼群般唼喋，忽然，最后有一天，又复归于从前同一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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