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

从刘牧到程大昌

白发红（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

原载《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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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河图》《洛书》；刘牧学派；程大昌；作《易》；《洪范》

一、引言

宋易河洛之学成立的经典依据有三，均见于《易传》：一是《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二是《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三是《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在宋人的视域中，第一条证明《河图》《洛书》源自圣经而具有权威性，第二条说明伏羲仰观俯察而作八卦，第三条是伏羲画卦的具体过程。圣人之则《河图》《洛书》就是仰观俯察，或者说《河图》《洛书》是仰观俯察最为重要的对象，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的具体过程就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因此，宋易河洛之学的根源性问题意识就是，探究《周易》是如何被圣人创作出来的。换言之，在宋代易学家追寻《周易》创作的根源问题时，他们发现并凸显了《河图》《洛书》的重要性。

 

对宋代图书易学源流的考证是团迷雾，朱震《汉上易传》中的传承谱系只能视为他的一家之言，而非宋易发展的史实。但是，朱震之说的价值在于把宋易图书之学分为三类：刘牧的《河图》《洛书》，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1]因此，抛开朱震破绽百出的传承谱系不论，宋易河洛学的开端非刘牧及其学派莫属。

然而，刘牧易学的命运迥异于周、邵两家，这主要归因于朱子易学在后世巨大的影响，朱子对周、邵两家易学多继承吸收，而对刘牧则是批评之，并且采信蔡元定之说，颠倒刘牧之《河图》《洛书》，在《易学启蒙》中塑造了一个“臆见”的刘牧。[2]然而，朱子与蔡元定的批评，并没有对刘牧之学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第一，刘牧之学在朱子之后的流衍，堪称久远；第二，朱、蔡的河洛学仍遵守刘牧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因此，不妨将宋易河洛学的传承分为两个脉络，即刘牧至朱子和刘牧至程大昌。刘牧系河洛学和朱子系河洛学得以区分的关键为《河图》《洛书》与九数图、十数图的匹配问题。

前者认为《河图》为九数图、《洛书》为十数图，持“图九书十”说；后者认为《河图》为十数图、《洛书》为九数图，持“河十洛九”说。这种看似任意的区分，关涉着河洛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河图》与《洛书》的区别联系是怎样的？而其另一个核心问题则是，圣人如何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

 

笔者曾就这两个问题对朱子系河洛学做了一番考察，[3]本文则是对刘牧系的研究。由于文献不足征之故，本文的研究只涉及刘牧、程大昌二人。就上述两个核心问题而言，二人之河洛学可视为宋易河洛学的逻辑展开。

 

二、《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与《洛书》

《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刘牧，而北宋有两刘牧，其一是彭城人，另一是三衢人。因此，谁是《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早在南宋陈振孙就有疑惑。经过郭彧的考证，《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彭城刘牧，而非三衢刘牧，王安石曾为后者作墓志铭。[4]但是，《易数钩隐图》文本比作者问题更为复杂，在展开具体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

 

（一）《易数钩隐图》文本分析

刘牧在《序》中对《易数钩隐图》的写作意图以及自己的易学观有着说明：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而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八卦，重卦六十四卦，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5]

 

综观《序》文，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基于《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一章，刘牧对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形成有所说明；第二，在象数关系上，刘牧认为数比象更为根本，并且通过“极数”可以探究《周易》的本质；第三，《易数钩隐图》一书以图式的方式诠释的是，“太极生两仪”到《复》卦的内容。

郭彧通过第一点与第三点断定现存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只有《卷上》与《卷中》是刘牧的作品，其中不涉及《河图》《洛书》，《卷上》与《卷中》之所以出现《河图》《洛书》的字眼，是遭到后世增窜的结果。[6]平心而论，《易数钩隐图》中《卷上》与《卷中》的确可以认为是刘牧本人的作品，并且《卷上》《卷中》的思想内容的确与《卷下》有所区别，但《易数钩隐图》的增衍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李觏在《删定易图序论》中说：

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假令其说之善，犹不出乎《河图》《洛书》《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自郐以下，可无讥焉。[7]

 

郭彧认为黄黎献增衍《河图》《洛书》入《易数钩隐图》，依据就在李觏此文。[8]但是黄黎献“增多诞谩”的只是另一个本子，李觏所购的本子中已然包含有《河图》《洛书》图式。因此，《卷上》《卷中》的《河图》《洛书》为增衍的说法，并不稳妥。现存《易数钩隐图》文本可分为四个部分：《卷上》《卷中》《卷下》及所附的《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遗论九事》也题为刘牧撰，但是其表达的内容也与前两卷不尽相合。在李觏的时代，刘牧一系的易学“其说日不同”，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地步。谁增谁衍，已不可考。

或许，可以将《易数钩隐图》理解为刘牧学派即刘牧及其弟子后学共同的作品，其中的抵牾之处可视为刘牧一系易学发展变化的结果。因此，分辨出《卷上》《卷中》《卷下》《遗论九事》之异同，不仅可以考见刘牧自身的思想，还能更进一步了解刘牧一系河洛学的丰富内容。

 

（二）《河图》与《洛书》的关系

郭彧以《卷上》《卷中》为刘牧《易数钩隐图》之原本，《卷上》确实极少《河图》《洛书》等字眼，只各一见，分别在《两仪生四象第九》：“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两仪所生之四象。”[9]《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此乃五行生成数，本属《洛书》，此画之者，欲备天地五十五数也。”[10]前者确立《河图》为四十五数即九数图，后者确立《洛书》为五十五数即十数图。至于《河图》《洛书》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则没有展开。

 

但是在《卷中》之《七日来复第四十六》之后的部分，有关《河图》《洛书》之关系的讨论得到集中展开：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则地六而上谓之道，地六而下谓之器也。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体，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天五运乎变化，上驾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数也。……地十应五而居中，土之数也。此则以著乎形数，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

所谓象之与形者，《易》云：“见乃谓之象”，《河图》所以示其象也；“形乃谓之器”，《洛书》所以陈其形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故曰：“河以通乾出天，洛以流坤吐地。”《易》者韫道与器，所以圣人兼之而作，《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矣。且夫《河图》之数惟四十有五，盖不显土数也。不显土数者，以《河图》陈八卦之象。……《洛书》则五十五数，所以成变化而著形器者也。故《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11]

 

首先，《河图》与《洛书》是象与形的关系，《河图》为象，《洛书》为形；其次，象、形之别同时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即是道器的区分；第三，《易经》包道器之全，因此圣人作《易》要同时取法于《河图》《洛书》，这意味着《河图》《洛书》出于同一时代；第四，《河图》之象为四象，《洛书》之形为五行，因此《河图》《洛书》之别也是四象与五行之别；第五，《河图》为四十五数，《洛书》为五十五数。要言之，《卷中》与《卷上》都持“图九书十”说，在《卷中》看来，《河图》《洛书》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也是象与形的区分。

 

而在《卷下》，卷末附有《龙图龟书》上下二论，亦是一篇专门谈论《河图》《洛书》的文字：

 

《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盖仲尼以作《易》而云也。则知《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矣。……“洛出书”非出大禹时也。《书》云：“天锡禹九畴”者，盖是天生圣德于禹，诚明洛书之义，因第而次之，垂范后世也。今《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之数也。[12]

 

《书》之九畴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数，余八法皆是禹参酌天时人事耳，则非龟所负之文也。……《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其位。《洛书》，五行含其性也，必以文字分其类。伏牺之世，世质民淳，文字未作，故九畴莫得而传也，但申其数耳。……（《龙图》）虽兼五行而有中位而无土数，唯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义耳。《龟书》乃具五行生成之数，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与器，故圣人资《图》《书》而作之也。[13]

 

同《卷中》一样，《卷下》也认为《河图》《洛书》出于同一时代，均为伏牺画卦作《易》所则。并且《卷下》还采信了刘歆的说法，刘歆之说见诸《汉书·五行志》：“虙羲氏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14]这是《卷中》不曾有的，但对后世的河洛易学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引入刘歆之说后，《河图》与《洛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第一，既认为《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牺之世，又认同《洛书》与《洪范》的关联，那么《洛书》是否再一次出现于大禹之世？《卷中》显然否定了此种看法。《卷中》认为，《洛书》只与《洪范》之五行畴直接关联，而其他八畴则是大禹通过“参酌天时人事”后的自我创作。

第二，不同于《卷中》《河图》惟四象、《洛书》惟五行的观点，《卷下》认为《河图》兼具四象八卦与五行，只不过伏牺时尚未有文字，五行之义不彰，直到大禹之时，才因之而推衍为五行。如此，《河图》可兼《洛书》，《洛书》既然只是五行生成之数，那么圣人作《易》何必则《洛书》？这是《卷中》没有回答的问题。

第三，《卷下》也认同《卷中》《河图》为象、《洛书》为形的区分，也认为“《易》者包象与器，故圣人资《图》《书》而作之也。”

第四，《河图》（或《龙图》）为四十五数，《洛书》（或《龟书》）为五十五数，亦同于《卷中》之说。由此可见，《卷下》是在《卷中》的基础上，引入刘歆之说，使得《卷中》的河洛易学得到进一步的增衍。

 

最后，在《遗论九事》中，亦有关于《河图》的论述，但是却没有涉及《洛书》：

 

昔虙牺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数出于河，是谓《龙图》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纵横数之皆十五，盖《易系》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也。太皥乃则而象之……[15]

 

圣人观象画卦，盖案《龙图》错综之数也。[16]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河图》（即《龙图》）与“参伍以变”一节的联系，《遗论九事》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参伍之数是包括刘牧在内的这一系河洛易学家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伏牺氏画卦作《易》之具体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河图》《洛书》与圣人作《易》

 

《易数钩隐图》之《卷上》，概括言之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易有太极”的解释，二是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三是对八经卦的解释。[17]在《卷上》看来，“易有太极”一章所述就是圣人画卦作《易》的具体过程。但《卷上》对《河图》《洛书》的描述语焉不详，我们无法得知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的具体过程，是否即是“易有太极”一章的内容。

《卷中》论《河图》《洛书》异同不可谓不详，但对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的具体过程缺少说明。而《卷下》由于引入刘歆之说，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解释《洛书》与《洪范》相匹配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无法得知圣人如何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反而在《遗论九事》中，有对则《河图》画卦作《易》具体过程的说明：

 

太皥则（《河图》）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数，以阳气肇于建子为发生之源，阴气萌于建午为肃杀之基。二气交通，然后变化，所以生万物焉，杀万物焉。且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即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18]

 

圣人观象画卦，盖案《龙图》错综之数也。……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19]

 

第一段引文似以“阳气”“阴气”为两仪，四象则与五行密切相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都是五行生数，或孤阴或独阳，必须要与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相配而成为五行成数，如此方可生成八卦。第二段引文可视为对第一段引文之四象、八卦进一步的解释，四象即是水金火木（土）五行，五行之水生成坎、乾二卦，金生成兑、坤，火生成离、巽，木生成震、艮，此就是“四象生八卦”。而这与《卷中》中区别四象与五行的观点不合。

 

比之《卷上》《卷中》、《卷下》，《遗论九事》对圣人如何“观象画卦”略作了说明，但是仍然没有形成了一个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的完整理路。并且第二段引文在说明四象生八卦时，把阴爻处理为两画也是极为不恰当的，对此李觏就有所批评。[20]另外，在第二段引文中，“圣人观象画卦”并非仅仅依据《河图》之数，仰观俯察、近取远类也同样重要。后者对画卦的重要贡献是确立卦由六画构成，而且寓含有三才之道。

三、程大昌的河洛易学

《四库总目提要》在讲图书易学源流时，曾为刘牧易学之传承构造了一个谱系：“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时至今日，黄黎献、吴秘等人之书早已佚失，惟有程大昌《易原》一书保留了下来，得以见刘牧易学在宋代的进一步演变。程大昌《易原》一书体大思精，内容十分丰富，[21]本文只涉及其中的河洛学部分。

 

（一）《河图》与《洛书》的关系

首先，程大昌对《河图》《洛书》之关系的看法，与他对《河图》《洛书》之实质的判断有关，他认为《河图》《洛书》是对天道的模拟，其实质为五行：

《图》《书》之写造化，固皆天地五行之数矣。而其并数立象有不同者，叠八于四，而生成相袭者，《书》也。《书》之五德，则即东南中西北之五位，而以序相生也。析四为八而罗立以宗一五者，《图》也。《图》之五德则又循北西南东中五位者，以序相克也。均之为其模肖五行焉，相生者顺天而自左旋右，则四时迭进之序也；相克者逆天而自右转左，则五德交济之原也。何为顺？木火土金水次此而为春夏秋冬者，是其左行而右旋者，正与天合也。何为逆？处土于中而水北木东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与生之位相反，则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与天反也。[22]

 

可见，就五行的角度来说，《河图》《洛书》有生克之别。《河图》为五行生序，《河图》五行左旋而顺天，行而为春夏秋冬之四时，其位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洛书》五行右转而逆天，其位是土中水北木东金南火西。显然，《洛书》模拟的是天道运行之自然，而《河图》则是在《洛书》的基础上，互易金火二行的方位形成的。《河图》《洛书》对天道的模拟，具体说来，就是对“日”和“斗”的模拟：

日之南也，右行而左旋；斗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灵各谋，天地乃并天神而地灵。然而逆顺合并也者，正其生克之能相资者欤。故《书》数率同斗运，而《图》数则略如日行也。是《图》《书》也者，正造化秘蕴而天地寓之象数，以发悟圣人者也。[23]以“日”“斗”运行的天象知识，来说明《河图》《洛书》五行相生相克的特点，意味着为《河图》《洛书》找到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其次，程大昌认为，《河图》《洛书》是一种体用关系：

（《河图》）处土于中而水北木东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与生之位相反，则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与天反也。革天行之序而致其矫，夫是以命之为逆也。[24]

 

《洪范》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书》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图》也。方其纪数，则用本然之序，故初一五行自水至土，颛颛五行耳，无所预乎人力也。及其致用，则相克之理实效乎人。其曰：“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者，致用之谓也。[25]用数也者，倚本数而致功用也，《河图》倒易水火以明克制，则本数之为用数，此其发端也。[26]

《洛书》之自一至九，自水生以至金成，皆以本数居本位，以其未入于用故也。至《图》数则异矣，变西金而位之于南，变南火而置之于西，以著其相克之序者，是其用也。[27]

 

第一段引文上文已略言之，《洛书》实比《河图》更为根本。第二段引文以“本然”“人力”“致用”等词汇来分判《河图》《洛书》，并认为从《洛书》五行之序到《河图》五行之序，是由本而至用的过程。第三、四两段引文从“本数”“用数”[28]的角度来区分《河图》《洛书》，以《洛书》之数为“本数”，《河图》之数为“用数”，《河图》与《洛书》之间的“本”“用”关系更为显明。而这种“本”“用”关系可以表述为体用关系。《洛书》以其“无所预乎人力”、“未入于用”而为体，《河图》则以“致用”、“效乎人”而为用。

仅就这一点来看，程大昌之说与刘牧学派有很大不同。刘牧学派以象为《河图》、以形为《洛书》，将《河图》与《洛书》区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上”；以体用范畴表述之，则是《河图》为体、《洛书》为用。而对程大昌来说，则恰恰是《洛书》为体、《河图》为用。之所以出现这种迥异的理解，是由于对《河图》的规定不同，刘牧认为《河图》只是四象，由象而形，才可言《洛书》、五行；程大昌则认为《河图》是相克之序的五行，是以《洛书》相生之五行为基础而得来的。换言之，刘牧认为《河图》更为根本，而程大昌认为《洛书》更为根本。

最后，程大昌承继“图九书十”之说，认为《洛书》是天地五十五数，而《河图》则是“参伍”之数：

《易》虽不言何者为《图》，何者为《书》，而意指所及可究考也。其于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则归诸十全数；而成变化、行鬼神，又归五十五数也。夫此十全数者，五十五数也，皆《洛书》也。又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此“参伍”即十五也，通参伍而三之，则四十有五者，《河图》也。[29]

以“参伍”为《河图》，虽然《遗论九事》发之于前，但是没有具体的展开。而程大昌则认为，“参伍”之数就是十五，十五再三之就是四十五数，四十五数就是《河图》。《遗论九事》、程大昌以《易传》“参伍”之数为四十五数，使得《河图》得到《易传》文本的支撑。如此，《河图》《洛书》都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程大昌还采信了刘歆的说法，认为《洛书》与《洪范》有着积极的关联。[30]程氏认为：

 

然则河有《图》而洛又有《书》者，盖天地以此互写生克而启悟圣人，不厌其详也。《洪范》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书》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图》也。[31]

 

可见，《洪范》不仅与《洛书》有关，还跟《河图》有关。《洪范》五行之序，就是《洛书》五行之序；而《大禹谟》“六府”中的五行之序，则是《河图》五行之序。因此，《河图》《洛书》不仅都与《周易》有关，而且还都与《洪范》有关。并且，程大昌认可刘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的说法，进一步提出《河图》《洛书》“本为一理”的观点：

 

故其（《河图》《洛书》）布列命方不容不异焉耳，而无害其为同也。若夫《图》以入衍，衍以成卦，则四正之位，仍是《书》序，未尝紊乱。与夫阴阳分明之理，则皆协和无间也。……是以知《图》《书》本为一理，而圣人设数以追写其妙……[32]故凡天地之数在《书》而全，入衍、入《图》而减，及其会辑为一，乃遂彼此无二。此非天地至理出乎自然，而复乎本然者与！故卦象至此而《易》遂以成也。[33]

 

《河图》虽是对《洛书》的变革，但是“四正之位”仍然同于《洛书》之序，从这一点来说，《图》《书》本为一理。就数的角度来说，《洛书》数为五十五，大衍之数为五十，《河图》数为四十五，但是此三者在实质上均为一，都是天地至理、自然、本然。朱子也认为《河图》《洛书》本为一理，但他是站在“理”的角度上，认为《河图》《洛书》之异不过是唯一之理的不同分殊罢了。

 

（二）《河图》《洛书》为“《易》原”

程大昌不仅提出“《易》于《图》《书》固所兼法也”、“《图》也、《书》也，皆《易》原也”的观点，而且还阐明了由《图》《书》而《易》的具体过程。程大昌首先解决了《河图》《洛书》与“仰观俯察”的关系问题，他说：“作《易》之初，虽曰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莫不由得。而其机要出于《河》《洛》两图，特居其总也。”[34]认为在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诸事中，《河图》《洛书》占据有“机要”“总”的位置，凸显出了《图》《书》对于作《易》的重要地位。

 

而在作《易》的过程中，《洛书》的作用仅仅是为《河图》奠定基础，其自身不参与到具体的作《易》过程之中。《河图》作为“参伍”之数，三变而成卦：

 

参伍之入《易》也，大率三变也。以四象而遇天五，是其初也。夫其四象析数则既十矣。益以天五，则十五也，是参伍之初入乎用者也。取一、三、五者而参之，以成其为九，九出而乾见矣；取二与四而两之，以成其为六，六出而坤见矣。以九合六，又十五也，是参伍而再用者然也。九贯生七，震、坎、艮出焉；六贯生八，巽、离、兑出焉；则参伍而三用者然也。总而言之，一变……二变而九六有象，乾坤以成，则《易》之蕴于是乎具矣。三变而七八对峙，六子以生，则八卦具而可伸之以为六十四矣。六十四者具，而《易》成矣。[35]

 

《河图》有九数，程大昌认为它们依其奇偶性质，而具有天地之数的属性。程氏认为一二三四就是四象，四象再加天五，其和为十五，就是所谓“参伍”一变之数。在这五个数之中，一三五为天数，和为九，即是乾卦；二四为地数，和为六，即是坤卦。而六九之和也恰为十五，这就是“参伍”之二变。乾坤为父母卦，可生阳卦震、坎、艮，阴卦巽、离、兑六子卦。阳卦之数为七，阴卦之数为八，其和也是十五，为“参伍”之第三变。概括言之，这个作《易》的过程为：四象→乾坤→六子卦（八卦）→六十四卦。很明显，这实质上是以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只不过用数的方式进行了表达。

 

实际上，乾坤生六子卦是程大昌“作《易》”思想的实质，《易传》“易有太极”一章的内容也由之而得到解释：

 

若夫一气判而为两仪，则阴阳既已对立为二矣，其力可以施生而为遽名为天地也，其象当为乾坤而未遽画为乾坤也。[36]两仪，天地也。天以一生水、三生木，地以二生火、四以金，水火木金有其似而无其体，是之谓象。本其象之所出而言，故曰两仪生四象也。[37]

 

这两段引文分别是对“易有太极”章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解释，不难发现，程大昌以太极为气，两仪为天地，天一、天三、地二、地四为四象。需要注意，两仪之时已点出乾坤，但至“四象生八卦”的阶段乾坤才能呈现出来。在对“四象生八卦”进行解释时，程大昌引入“参天两地”之说，并认为这是“卦始”，[38]他说：

 

参天云者，并天之一三五[39]而成其为九也。……故圣人画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为九，命其卦为乾也。两地云者，并地之二四而成其为六也。……故圣人画偶以象乎地，而名其爻为六，命其卦为坤也。……及其九六既具，而六子也者，又从九六而得七八焉。则奇偶相参，八纯卦者立，而六十四卦由之以成矣。[40]

 

可见，所谓“四象生八卦”，也就是四象先生出乾坤二卦，再由乾坤二卦生出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则“又取八纯卦者叠而八之”。[41]

 

乾坤生六子的说法，源自《说卦传》“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一章。《说卦传》此章的内容以人伦关系比拟乾坤与其它六经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涉及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但是程大昌以此为核心，将《易传》涉及作《易》内容的所有章节都贯通起来，做到了一以贯之，尽管有着结构松散、逻辑不严谨的毛病，但也是极其不易的解释创造。在河洛易学史上，除了程大昌，朱子也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理路。

 

四、结 语

宋易河洛学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伏羲如何作《易》的问题。但困难之处在于，《易传》对于伏羲作《易》有数种不同的说法，如何对这些彼此差异性极大的说法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如果说以往的易学主要围绕着《周易》经传的注释而展开，那么宋易河洛学则要解决的是《周易》文本如何产生的问题。由此他们找到了《河图》《洛书》，并努力在《河图》《洛书》中诠释出伏羲作《易》的具体过程来，以与《易传》其他作《易》之说相一致。

在这个诠释工作中，唯有刘牧一系的程大昌和朱子一系的朱子，成功做到了数种作《易》之说的统一。前者实质上是以“乾坤生六子卦”为根本内容，来统合“圣人则《河图》《洛书》”和“易有太极”等诸种说法；后者则把“易有太极”章理解为“一每生二”[42]的理生气模式，来规定《河图》《洛书》的实质内容。

 

宋易河洛学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河图》《洛书》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刘牧一系内部众说纷纭。如刘牧学派认为《河图》为形而上、《洛书》为形而下，而程大昌则认为《洛书》为本、《河图》为用。《河图》《洛书》的关系问题，还牵涉到《周易》与《洪范》这两部经典，这一方面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朱子一系的河洛学。

《洛书》图式与《洪范》的匹配，对于《洪范》九畴的体系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朱子与蔡沈的《洪范》诠释以“皇极畴”为核心畴统合其它八畴，与《洪范》对应在《洛书》中恰好处于中五的位置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另外，《洛书》与《洪范》的匹配还有一项成果，就是蔡沈范数之学的建构，尽管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范数学的价值与意义恐怕要打上问号，但是它对之后的传统学术有着不小的影响。

 

注释： 
[1]朱震：《汉上易传表》，载《汉上易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朱熹：《易学启蒙》，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3]白发红：《宋易河洛史略：从刘牧到朱子》，《中华易学（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4]郭彧：《导读》，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5]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30页。
 
[6]郭彧：《导读》，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11页。
 
[7]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页。
 
[8]郭彧：《导读》，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9]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41页。
 
[10]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43页。
 
[11]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88-89页。
 
[12]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3页。
 
[13]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4-105页。
 
[14]班固：《汉书（上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546页。
 
[15]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7-108页。
 
[16]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9页。
 
[17]朱伯崑对《易数钩隐图》作了全面的研究，本文只研究其中的《河图》《洛书》及相关内容。参见氏著：《易学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5-45页。
 
[18]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8页。
 
[19]刘牧撰、郭彧导读：《＜易数钩隐图＞导读》，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109-110页。
 
[20]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页。
 
[21]对此，吴晓欣作了扎实、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参见氏著：《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2]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9页。
 
[23]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8页。
 
[24]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9页。
 
[25]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1页。
 
[26]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0页。
 
[27]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1页。
 
[28]“本数”“用数”是程大昌易学之数论的重要概念，本文不做细致处理，可参看吴晓欣：《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9]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4页。
 
[30]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7-508页。
 
[31]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1页。
 
[32]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8页。
 
[33]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7页。
 
[34]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4-515页。
 
[35]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6页。
 
[36]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53页。
 
[37]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58页。
 
[38]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2页。
 
[39]程大昌以一二三四为四象，但在解释“参天两地”时，却把天五也算进来。对此程大昌给出了详细的解释，此不赘述，可参考吴晓欣：《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40]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2页。
 
[41]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5页。
 
[42]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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