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熱門戰爭圖書TOP5！
讀懂歷代王朝興衰更替的重磅經典！
著名歷史軍事地理學者宋傑
詳解中國歷史政治格局、國家戰略的里程碑巨作！
作者：宋傑
ISBN：9787571419547
定價：138.00元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裝幀：圓脊硬精裝·16開
出版社：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記號Mark
戰滎陽，楚漢戰爭中劉邦怎樣獲得先手？ 述地理樞紐如何決定戰爭走向。
失漢中，薑維的戰略失誤導致蜀漢滅亡？ 揭山川形勢何以影響國之興衰。
守襄陽，南宋王朝的存亡系於一城一地？ 論兵家必爭之地具備何種特徵。
★ 歷史軍事地理學領域經典之作，《中國史研究動態》專文推薦，豆瓣熱門戰爭圖書TOP5！斷版十餘年，二手書炒至近千元。
★ 資料翔實，論證嚴密，漢中、壽春、襄陽等10餘處影響歷史進程的戰略要地，20餘幅手繪地圖，50萬字精闢闡釋，繼承併發展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理念，以動態的眼光、詳盡的考證透視從先秦至宋元千餘年間兵家必爭之地的沿襲與演變。
★ 宏觀與微觀研究並重，縱橫輿地間，解析軍事地理中的帝國文明；洞悉成敗事，演繹冷兵器時代的權力遊戲。
內容簡介
戰爭，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進行的，其勝負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形勢的影響。在大規模戰爭裏，某個或某幾個地區由於位置的重要，成為交戰雙方爭奪的熱點，它的得失對戰局常常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戰略要地在軍事地理學中被稱作“樞紐地區”。
本書上起三代，下迄南宋，對三代之甘、管，秦漢之滎陽及敖倉，三國的合肥、濡須和漢中，北朝至唐中葉的河陽三城，南宋末年的襄陽等樞紐地區進行了細緻探討，並由此出發，對戰爭的策略、部署、路線等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作者以歷史地理學家之卓識洞見，論述歷代將領之得失，探究戰爭勝負背後的成因。同時，書中還探索了樞紐地區的分佈和變化問題，以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為主線，研討各個時期兵家要地的轉移情況，剖析其中的社會背景與原因。
作者簡介
宋傑，1952年1月生，北京市人。1982年1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留校任教。後師從寧可教授研習秦漢史及古代軍事地理，獲得博士學位。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九章算術〉與漢代社會經濟》《先秦戰略地理研究》《中國貨幣發展史》《漢代監獄制度研究》《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漢代宮廷居住研究》等，併發表學術論文90餘篇。
媒體推薦
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樞紐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取得了不少成果。而近年最突出的，就是宋傑先生集二十年之力所撰成的《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該書洋洋六十萬言，除“導言”“附錄”“後記”外，共分為十七章，不僅詳細論述了從夏商到南宋末年的軍事地理樞紐，而且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誠可謂中國古代軍事地理研究的一部精品之作。
——《中國史研究動態》
目 錄
前 言 1
導 言 001
一、兵學中的“衢地”—樞紐地區 001
二、我國古代戰爭的地域分類和鎖鑰地點 003
三、對內地戰略樞紐形成原因的分析 008
四、戰略樞紐與首都和基本經濟區的關係 014
五、我國古代樞紐區域地位價值的演變 015
第一章 鄭州在三代戰爭中的樞紐地位 021
一、“甘”地與夏初軍事衝突的地理背景 022
二、“韋”地對商湯滅夏作戰方略的影響 028
三、“闌（管）邑”與武王伐紂的戰略部署 032
四、周初洛邑的興建與樞紐地區的西移 033
第二章 夏、商、西周的經濟區劃、政治格局與國家戰略 036
一、東亞大陸在三代時期的地理形勢 036
二、從地理角度來看三代建立、鞏固國家的戰略活動 045
第三章 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鄭 057
一、諸侯爭鄭的歷史演變 057
二、諸侯爭鄭的原因 062
三、鄭國對盟主承擔的義務 067
四、列強為爭奪、控制鄭國而採取的策略與手段 069
五、春秋後期爭鄭戰事的沉寂 074
第四章 春秋地理形勢與列強爭奪中原地帶的戰略 076
一、春秋時期中國政治力量的分佈態勢 076
二、春秋戰爭之地域分析 094
三、從地理角度所見列強爭奪中原地帶的戰略 100
四、餘 論 129
第五章 魏在戰國前期的地理特徵與作戰方略 130
一、三家分晉後的魏國疆域及其主要特徵 130
二、從戰國前期魏之用兵方向和次序分析其地緣戰略 143
三、從地理角度分析魏國的戰略失誤 158
第六章 戰國中葉秦、齊、楚諸強對“天下之樞”韓、魏的爭奪 164
一、韓、魏兩國的樞紐地位和戰略價值 165
二、列強爭奪韓、魏的政治、外交鬥爭 171
三、從地理角度分析齊、秦、楚的進攻戰略 176
第七章 秦對六國戰爭中的函穀關和豫西通道 199
一、戰國中葉的地理形勢與函穀關、豫西通道的重要軍事價值 200
二、範雎獻“遠交近攻”之策以前，秦在豫西通道沿線的作戰方略 207
三、戰國後期秦軍主攻目標的改變與進兵路線的轉移 209
第八章 敖倉在秦漢時代的興衰 215
一、敖倉出現的歷史背景 215
二、敖倉對關中、山東勢力軍事影響的異同 223
三、東漢敖倉軍事意義的削弱 227
四、敖倉在魏晉南北朝廢置的原因 230
第九章 合肥與曹魏的禦吳戰爭 234
一、孫吳在合肥—壽春方向的歷次進攻戰役 235
二、合肥在軍事上備受重視的原因 242
三、曹魏防守合肥的兵力部署與戰略的演變 249
第十章 孫吳的抗魏重鎮—濡須和東關 276
一、吳國所置濡須督將考述 277
二、孫吳在濡須駐軍的人數 280
三、濡須守軍的兵力部署 283
四、魏、吳在濡須地區的歷次攻防作戰 295
五、濡須地區在軍事上備受重視的原因 304
六、結 語 310
第十一章 孫吳武昌又稱“東關”考 312
一、對太和二年孫吳“東關”地理位置的疑問 312
二、三國有三“東關”，賈逵所向之“東關”乃武昌 319
三、“東關（武昌）”名稱來歷的探討 327
第十二章 蜀國在漢中的兵力部署與對魏戰略之演變 329
一、漢中郡的地理特點及戰略影響 331
二、蜀國對魏戰略與漢中兵力部署之演變 343
三、漢中對蜀、魏兩國作戰影響之區別 395
第十三章 東晉南朝戰爭中的壽春 399
一、壽春戰略地位之分析 401
二、壽春的城防與周邊要戍 411
三、南北雙方在壽春地區的水戰 437
四、餘 論 456
第十四章 河東與兩魏周齊的戰爭 460
一、“河東”地望及其歷史演變 460
二、河東區域的地理特點 463
三、北魏分裂後的軍事形勢 479
四、西魏弘農、沙苑之戰的勝利與軍事形勢之變化 482
五、西魏鞏固河東防務的措施 486
六、沙苑之戰後東魏（北齊）對河東、汾北的反攻 498
七、從地域角度分析西魏（北周）進攻戰略的演變 510
第十五章 北朝至唐中葉的河陽三城 521
一、河橋的由來 522
二、河陽三城的建立 524
三、河陽三城的修築原因與戰略影響 529
四、西魏（北周）攻取河陽的戰略演變 533
五、隋朝的河陽 538
六、隋末唐初戰爭中的河陽 540
七、唐朝前期的河陽 545
八、安史之亂中的河陽三城 547
九、五代以後河陽戰略地位的衰微 559
第十六章 隋末唐初戰爭中東都洛陽的防禦部署 561
一、隋朝政府對洛陽的軍事防禦部署 561
二、隋王朝以東都為戰略防禦樞紐的原因 594
三、從地理角度分析隋朝東都防禦部署的弱點及失敗原因 600
第十七章 蒙古滅宋之役中的襄陽 612
一、襄陽的地理環境與軍事價值 612
二、南宋在蒙古滅金之後的防禦部署 619
三、窩闊臺時期蒙古的南征與襄陽防務之廢弛 626
四、蒙哥的征宋之役與襄陽防務之複振 631
五、蒙古南征戰略的再次調整與進攻襄陽的謀劃成功 637
附一 三代的城市經濟與防禦戰爭 648
一、夏、商、西周時期的防禦戰術 648
二、三代作戰不據城防守的原因 651
附二 戰國秦漢的“陷陳” 663
一、“陷陳”的含義 663
二、“陷陳”的起源 666
三、漢代的“陷陳”部隊及其戰術 676
導 言
一、兵學中的“衢地”—樞紐區域
人類有史以來的戰爭，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進行的。戰爭的勝負，除了雙方政治、經濟、軍事指揮、裝備、士氣等影響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受到地理形勢（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制約。正確地選擇和利用戰爭的地理條件，往往也是克敵制勝的要因之一。尤其是在軍事技術、交通手段落後的古代，地理環境對作戰的影響更為顯著，以致長江大河被稱為“天塹”，崇山峻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在大規模的戰爭裏，某個或某幾個面積有限的區域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成為交戰雙方對峙的熱點，即所謂“兵家必爭之地”，它的得失對戰爭的結局常常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戰略要地，軍事地理學中叫作“樞紐地區”，或是“鎖鑰地點”。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任何國家裏都有一些特別重要的地點，那裏有很多道路匯合在一起，便於籌集給養，便於向各個方向行動，簡單地說，佔領了這些地點就可以滿足許多需要，得到許多利益。如果統帥們想用一個詞來表示這種地點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國土的鎖鑰，那麼似乎只有書呆子才會加以反對。”
在我國封建社會形成的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經濟發展、民族融合速度的加快，各地區之間的交往、聯繫日益密切，出現了統一的趨勢；諸侯國相互進行的戰爭規模擴大、次數頻繁，裝備、技術水準也顯著提高。這一切使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視野變得廣闊起來，考慮戰略問題時，開始把“天下”看成是一個由不同區域組成的整體，其中某些區域的地位價值較高，在兼併戰爭中如果率先奪取、控制，就能使自己處於有利的態勢。這種認識的產生，在時間上遠遠領先於西方近代“樞紐地區”的軍事思想，它最早是由我國的“兵學之祖”孫武提出來的。孫武在其著名的十三篇兵法中，把位置、地形不同的作戰區域分為九類，強調對它們應採取不同的行動方針，其中，敵國、我國與第三國接壤，道路四通的地區稱為“衢地”，最有戰略價值—“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若是先敵佔領，就能得到其他諸侯國的支持，造成主動的局面。略晚於孫武的範雎，在向秦昭王闡述其“遠交近攻”的著名戰略時，對各國的地理形勢進行了全方位的總體分析，更加明確地把位於東亞大陸中心的韓、魏兩國稱作“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2]。指出秦國若要成就霸業，必須先攻取這一樞紐地區，才能逐步兼併楚、趙、齊、燕等邊遠敵國。秦國遵行他的主張，終獲成功，得以掃清六合，一統寰宇。秦漢至明清兩千多年以來，歷代的軍事家、兵學家們非常重視樞紐地區的控制，認為封建政權不論在平時還是戰時都應該牢牢掌握住它，這樣就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3]。因此，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戰爭中的樞紐地區，探討它形成和演變的背景，以及它在歷史上不同時期發揮的作用，是一項極為重要、很有意義的課題。
二、我國古代戰爭的地域分類和鎖鑰地點
自秦朝以來，我國成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雄踞於東亞大陸。因為疆域遼闊，漢族居住生活的東部地區，與周邊少數民族分佈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在自然條件、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程度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帶來了政治上的不平衡。漢族的中原王朝與周邊各少數民族長期共存，雙方在戰時攻掠燒殺，尖銳對立；即便在和平時期，周邊民族對中央政府通常也只有名義上的藩屬關係，相當鬆散；朝廷對戎狄蠻夷多是設官監護、羈縻，不干涉當地政務，很少建立直接統治的機構。這個政治特點反映在地域上就是：古代中華民族活動的東亞大陸上始終存在著若干個歷史民族區，從事遊牧、狩獵、農牧、農耕生活的各少數民族分別居住在東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區，以長城和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的東端為分界線，對漢族居住的東部地區構成了半包圍狀態，在政治、經濟上處於相對獨立的局面。
另一方面，漢族居住的東部季風區幅員廣闊，自然條件也不一致，區域開發有早有晚，使其內部各地區之間在經濟生活、政治趨向、風俗文化上也出現了顯著的區別，結果導致漢族居住區內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往往表現為南、北方或東、西方政治力量的對抗。封建中國的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分裂、割據，甚至持續數百年。秦漢到隋唐，中原王朝直接統治的東部地區習慣上以函穀關或崤山、太行山及長江為界，分為關（山）西、關（山）東、江南三大基本經濟區，代表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和東南丘陵，社會嚴重動亂時由幾股政治勢力分別佔據。宋朝以後則以秦嶺、淮河為界，劃分為南、北兩方。從根本上講，封建社會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經濟，商品交換不發達，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繫不像現代社會那樣緊密，並非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經濟上的自立為它們在政治上的分裂割據提供了物質基礎。
受上述情況的影響和制約，我國秦漢至明清的大規模戰爭在地域上可以劃分為兩類：
1. 邊境戰爭。即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在邊境線附近進行的戰爭行動， 這類軍事衝突主要發生在北方萬里長城的沿線，由漢族軍隊同東北、北部、西北遊牧狩獵民族交鋒、對峙；與西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戰爭則比較少，歷史上只有唐朝中後期的吐蕃、南詔對中原王朝構成過為時不長的威脅。
2. 內地戰爭。就是在東部地區內部、距離邊境較遠的腹地—如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漢水流域等地發生的戰爭，包括像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等分裂時期割據政權間的交戰，西漢“吳楚七國之亂”、唐朝“安史之亂”那樣的中央政權與地方叛亂勢力的交戰， 還有歷代農民起義軍與封建王朝軍隊的戰鬥，在歷史上是相當頻繁的。
這兩類戰爭裏都形成過樞紐地區，像邊境戰爭中的河套、陰山地帶， 秦、西漢、唐朝均屯駐重兵，號為“國之北門”。唐蕃交戰時的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沖，是漢地入兵之路”[1]，吐蕃得後， 稱為“無憂城”。明末的山海關，扼東北平原通往華北的孔道，兵家視為“兩京鎖鑰”，漢滿兩族均力爭該地。不過，邊境戰爭中的樞紐地區存在的時間普遍不長，隨著各個時期漢族與周邊民族的矛盾激化而進行轉移， 或在西部、西南，或在北方、東北。
內地的戰略樞紐則相對穩定，大體上說來，如果是東西對立的形勢， 即政治集團的鬥爭在地域上表現為關（山）東與關（山）西勢力相抗衡，那麼雙方對峙爭戰的主要區域往往是東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陽為中心，東至滎陽，西達潼關，南至南陽盆地，北抵黃河或延伸到晉南的河東（中）地區。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秦末農民戰爭、楚漢戰爭、綠林赤眉農民戰爭、董卓之亂、東魏及西魏與北齊及北周間的戰爭、李唐政權與竇建德及王世充的交戰、安史之亂，基本上都是以該地為主要戰場。
如果是南北對立的局面，雙方的征伐攻守則主要在黃河、長江之間的淮河、漢水流域進行。爭奪、對峙的樞紐地區有：甲、淮南。江蘇、安徽兩省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唐庚曾對此議論道：“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渡江迄於陳，抗對北敵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割據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並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並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1]淮南被蘇北丘陵、山地分割為兩塊，即宋代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前者以廣陵（揚州）為中心，北抵淮陰、淮安，南到瓜洲、京口；後者以合肥為中心，北至壽春，南達巢湖、濡須。乙、荊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漢陽一帶，尤以襄陽為重。庾翼曾說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水陸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顧祖禹把襄陽稱為“天下腰膂”，認為“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三國時魏與蜀吳聯盟的交戰，西晉與東吳、東晉與十六國、南朝與北朝及隋的對抗，北宋與南唐、南宋與金朝及元朝的作戰、對峙，多是在淮南、荊襄兩地進行。
此外，在中國古代，四川盆地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區域，不劃歸關西或江南。北方政治勢力南進時，往往也越過秦嶺，通過漢中來進入四川盆地，然後或東出三峽，或南下雲貴，對江南進行側翼包圍。故此，川陝交界的漢中也是南北戰爭的一個樞紐區域。不過，它的作用和影響大不如淮南和荊襄，因為漢中距離南方政權的統治中心—江浙較遠，不能構成直接的威脅。即使北方勢力佔領了四川，江南的割據政權也不會很快滅亡，如曹魏滅蜀，北周、蒙古據川後，東吳、陳和南宋仍能將其統治維持下去。
豫西、淮南和荊襄比起邊境戰爭中的樞紐地區來，在我國戰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首先，邊境戰爭的戰線很長，像北方的長城綿延萬裏，無處可以不備；但是中原王朝沒有力量處處屯以重兵，只能把軍隊相對集中到一些要塞，其他地區的守備兵力比較薄弱，僅能防備小股胡騎的襲擾。長城以外，沿線多是空曠的草原、荒漠，便於騎兵運動，遊牧狩獵民族可以發揮機動性強的優勢，迅速集結部隊，避實就虛，突入邊境。像明朝中葉，蒙古鐵騎數次兵臨北京城下，明末的滿洲八旗也幾番繞過重鎮山海關，穿越長城，橫行華北，都沒有受到大的阻礙，可見邊境樞紐在戰爭中的影響有限。而內地戰爭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由於東部地區境內山脈、丘陵、河流的縱橫分割，大部隊的通行要受到陸路、水道的制約，所以戰線比較短，控制樞紐地區的一方常常能夠利用複雜險要的地勢來阻擋強敵入侵。在交通幹線的限制下，敵方很難做遠程的戰略迂回來出奇制勝。如劉邦在滎陽、成皋、鞏洛一線的狹窄地段設置防禦，挫敗了項羽的進攻，力保關中不失。三國時曹魏與吳、蜀相持，接壤數千里，也是只用重兵守住幾處樞紐區域，便立於不敗之地，正如魏明帝所稱：“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安史之亂中潼關的失守，南宋末年襄陽的陷落，都引起戰局的全面崩潰，體現了內地樞紐區域在戰爭中發揮出來的突出作用。
其次，我國古代各少數民族強盛持續的時間大多不長，故有“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受這種特點影響，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段裏，與中原王朝發生尖銳對立的邊疆民族並不相同，甚至一個朝代的前期、中期、後期也不一樣，如東漢與匈奴和羌人，唐朝與突厥、吐蕃和南詔，明朝與蒙古和女真，爆發民族衝突、戰爭的地點轉移比較頻繁。邊境戰爭的樞紐地區存在的時間較短，如唐後期的維州、明末的山海關等，這樣，它們在軍事史上的影響就有限了。不像內地的豫西、淮南、荊襄，在千餘年，甚至整個中國封建時代裏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再次，邊境戰爭的規模、兵力通常有限，決戰性質的交鋒比較少。即便是較大的會戰，對於漢族和周邊民族來說，也只能算是在第一道防線的對陣，雙方作戰的迴旋餘地都還很大。任何一方失敗了，都不會立即土崩瓦解、俯首稱臣。遊牧民族戰敗後，可以遠遁漠北、西域，或撤入東北的深山老林；漢族若是失利，則能夠將防線南移，憑藉黃河、淮河、長江及堅城峻嶺來繼續對抗。真正決定中國封建王朝、統治民族歷史命運的決戰，都是在內地進行的，即所謂“中原逐鹿”。所以說，內地戰爭在古代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邊境戰爭；因此，內地的樞紐區域在戰爭史上發揮的作用總體來說也比邊關要塞更為重要。我國封建社會裏，戰略價值居於首位的鎖鑰地點，是被歷代兵家稱為“天關”“地機”“九州咽喉”“天下要領”的豫西、淮南、襄陽，它們不僅在戰時成為雙方爭奪的熱點，得失影響整個戰局，就是在和平統一時期，它們也被歷代封建中央政府重視，朝廷不僅要在邊關和首都設置重兵，同時也在豫西、淮南、襄陽等地築倉屯糧、儲備武器、駐紮軍隊，以防出現地方割據勢力的叛亂，或者能在農民起義爆發後控制該地，避免陷於被動。
三、對內地戰略樞紐形成原因的分析
為什麼我國古代軍事家、政治家會選擇豫西、淮南、荊襄等地區作為戰略樞紐？它們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何在？不同時期內為什麼會出現樞紐地區位置的轉移？筆者認為，內地樞紐區域的存在和轉移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和幾大基本經濟區域並存局面的形成有關
前言已述，古代中國漢族居住區的地域相當遼闊，其內部又可以分成關西、關東、江南等幾個基本經濟區。在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基本經濟區能夠在人力、財力上為中央或地方割據政權提供物質保證，使它們可以相對獨立地統治一段時期，像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時期那樣，自給自足的區域充當了分裂政權的經濟基礎。在東部地區發生大規模內戰的時候，政治家們面臨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控制一個基本經濟區域，作為自己的根據地，維持那裏的正常生產，為戰爭提供必要的兵員、糧草、器械和財物。如荀彧對曹操所言：“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 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1] 興兵舉事者若奉行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不重視後方建設，就難以在長期、持久的戰爭裏獲得足夠的物資和人員補充，是必敗無疑的。戰時敵對雙方為了確保自己統治地區的安全，要把兵力集中到敵我區域的交界之處，阻擋敵軍入境，使己方的民生免遭破壞蹂躪，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同時，也造成了自己的軍隊即將進入敵區的有利態勢。即便在天下安定、和平統一的環境裏，中央政權為了防備地方上起兵叛亂、威脅首都所在地域的安全，也總是在幾個基本經濟區接壤的地方駐軍守護，以備不時之虞。因此，內地戰爭中的樞紐區域都是處在幾大經濟區交界的邊緣地帶，如豫西在關西、關東之間，淮南、荊襄在南、北方之間，具有防備入侵和準備出擊的雙重作用，成為內戰中的前哨陣地。
（二）和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條件有關
冀朝鼎曾經指出：“分隔中國三大水系的各條山脈，是造成經濟與政治區劃的屏障，也是多少世紀以來在中國出現分治現象的天然基礎。”[1]長城以南、巫山及雲貴高原以東的漢族居住區，總的來說地勢比較平緩，處於我國地理三級臺階中最低的部分；幾個基本經濟區的劃分，主要根據山脈、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例如，山東、山西的分界線是太行山或崤山，而南、北方的分界線則是長江或後來的秦嶺、淮河。由於古代戰爭基本上使用刀劍、矛、弓矢等冷兵器，以步兵、騎兵為主，裝備技術水準低下，機動作戰的能力比較差，山脈、河流對部隊的進軍、運輸補給產生的阻礙作用要比現代大得多，無論是攀越、徒涉、舟濟、架橋均有很多困難，防禦的一方利用山水設置陣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自己兵力的不足。如三國時鮑勳諫魏文帝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2]
開闊、平坦的“四戰之地”，像豫東、冀南、蘇北，有利於展開兵力進行會戰，卻不利於實力較弱的一方進行防禦。故此，古代中國的戰略樞紐或是設置在山區，像豫西；或是在江河沿線、水網地帶，如淮南、荊襄，正是為了利用當地複雜的地形、水文條件，作為天然屏障，使自己先得地利，攻守俱便。
（三）和當時的水陸交通幹線有關
關西、關東、江南之間的接壤地帶很長，綿延千里乃至數千里；而豫西、淮南、荊襄等樞紐地區並非像長城、馬其諾防線那樣橫貫東西、呈線式防禦體系，它們只是基本經濟區交界處幾個有限的地理區域。內地的戰略樞紐之所以成為點或不大的面，而非千里防線，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們地當要衝，扼制了東西方或南北方的水陸交通幹道，能夠阻塞大規模軍隊、給養運輸調動的必經之路。
秦漢至隋唐山區，政治重心在咸陽、長安所據的關中地區，它通往關東的陸路幹線，是出潼關，沿黃河南岸走陝縣、函穀，橫穿豫西山區，過滎陽、中牟後分道揚鑣，向北方、東南進入開闊的華北、江淮平原。關中通往關東的水路，則是由渭水入黃河，歷三門、孟津，到達滎陽（河陰），這裏是河水與濟水（汴渠）分流所在，可順黃河東下至河北、山東，也能夠通過濟水、鴻溝進入淮河流域。可見，不論是水路還是旱路，豫西山區都是關西、關東兩大經濟區域交通往來的必經之途， 控制該地在軍事上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關西勢力控制了豫西山區，戰局不利時可以閉關鎖國，使關中無患；有利時可以從那裏水陸齊發，進取關東各地。若是關東勢力佔據了豫西，就等於奪取了關中的大門，使八百里秦川門戶洞開，無險可守，像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時， 潼關一旦陷落，唐朝皇帝就只得丟棄首都長安，逃竄入蜀。關東勢力即便只控制了豫西山區的東端—滎陽、成皋一帶，也截斷了東西方水陸交通的主要幹線，“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使關西軍隊無法迅速挺進中原，如繞道武關、河東而出，則曠日費時，容易貽誤戰機。
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聯繫的主要交通幹線有三條：甲、由徐州南下，經淮泗口入邗溝（又稱中瀆水、山陽瀆），過淮陰、高郵，至廣陵渡長江。乙、自開封（大樑）沿鴻溝南下，過陳（淮陽），沿潁水入淮河，渡河沿淝水過壽春、合肥，經巢肥運河入巢湖，從濡須口或歷陽抵達長江。丙、從洛陽南下，經葉縣、昆陽、南陽，由襄陽入漢水，經漢口入長江。古代中國南北戰爭的進退路線基本上是這三條，而且都沿著天然或人工河道，這是因為水運的效率高，省時省力，“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而襄陽、淮陰、淮安、廣陵、壽春、合肥等重鎮俱在上述三條水運幹線上，所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圍繞這些戰略樞紐進行攻守，也是為了控制、利用交通幹線，使己方兵力順利進入敵境，或者是阻止敵軍侵犯自己的統治區域。
交通幹線是否暢行，也影響著樞紐地區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漢末三國時期，淮東的中瀆水淤塞，不甚通暢，黃初元年曹魏舟師伐吳，退兵過此道時，“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淮陰至廣陵、京口地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便有所減弱，溝通江淮的水道主要是淮西的淝水、巢肥運河、濡須水，所以魏、吳水師多在合肥、巢湖、濡須一線爭戰相拒。而宋代巢肥運河堙塞已久，水運不通，故南宋與金、元對峙交戰主要在淮南東路和襄陽地區，壽春、合肥的戰略地位則大大下降。
樞紐地區的形成，不僅和軍隊兵員、物資的交通運輸路線有關，也和封建帝國的漕運管道有密切聯繫。秦、西漢、隋、唐等王朝建都關中，儘管那裏農業發達，物產豐富，但因為是京師所在，人口眾多，又有帝室、貴族、百官豪富的奢靡耗費，當地的出產不足以供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渭水、黃河轉運關東、江南的糧食來彌補。關中以外的幾個產糧區，如華北平原、山東半島、長江中下游平原所產的漕糧由黃河、濟水、鴻溝諸渠或汴渠溯流而上，總匯於滎陽（河陰），再沿黃河西行，轉至關中。因此，豫西、淮南地據漕運路線沖要，控制住那裏，可以確保帝京生命線的安全；若是落入敵手，維繫京師心臟搏動的輸血管即被切斷，會引起中央政府的崩潰。
（四）軍事裝備技術、作戰方式的發展
夏、商、西周所在的奴隸社會，屬於青銅時代，生產力水準低下， 受採礦、冶煉條件的限制，青銅兵器數量少，不能滿足軍隊裝備的需要。考古和文獻資料證明，商周軍隊作戰時還部分使用著木、石兵器。另外， 受落後生產方式的制約，當時中國境內處於邦族林立、小國寡民的狀態， 人口很少，國家又沒有常備兵的制度。上述兩個因素使青銅時代的軍隊數量有限，所謂“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軍隊的人數少，作戰的地域狹窄，戰爭持續的時間也不長，決定性的戰役往往是一天之內結束，例如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均在都城附近進行， 一戰失利便邦滅國亡。夏、商、西周軍隊以貴族“甲士”充當的車兵為主，車戰是主要的作戰方式，會戰地點都是適合車隊列陣馳騁的平川曠野，如果依託山嶺、江河拒守交戰，複雜的地形、水文條件則不利於戰車部隊的展開。綜合以上原因，交戰雙方既沒有能力派遣大量部隊到距離都城較遠的邊境去長期守衛或作戰，又都不願意在兵車難以驅馳的山川險要地段對陣，所以在春秋以前的戰爭裏，並沒有出現兩軍長期對峙爭奪的樞紐區域。
春秋以後，由於鐵兵器的廣泛應用，步兵、騎兵的野戰成為主要的作戰方式，交戰範圍隨之擴大到山林、水網地帶。封建小農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的人口大量增加，“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主要兵種步兵以農民為主體，軍隊的規模也日益龐大起來，像戰國的長平之戰、王翦滅楚之役，雙方參戰的兵力接近百萬，這些變化引起了戰區的擴展和交戰持續時間的延長，也開闊了政治家、軍事家們的眼界，使他們考慮到在頻繁、劇烈的戰爭裏，如何利用邊界的有利地形來阻滯敵人的突然進攻，保護本國不受破壞，又可以隨時出擊敵區，造成對自己有利的態勢。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發生了變革，在這種新的歷史背景下，古老的地理環境才開始發揮出軍事上的重要作用，在豫西等地形成了“一裏之厚，而動千里之權”的戰略樞紐。
另一方面，鐵兵器的性能雖然比青銅兵器優越，但是並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它們同屬冷兵器，只利於近戰殺傷，對城池、壁壘缺乏破壞力。在這種情況下，交戰中較弱的一方為了減少犧牲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決戰，普遍採取據城固守和野戰中堅壁築壘的方法。和商周春秋時代不同的是，戰國以後出現了持久的陣地戰和城壘攻守戰，守軍的糧草、士氣若很充足，往往能堅守很長時間。攻方即使兵力佔有絕對優勢，但因為缺少有效的攻堅手段，也常常師老兵疲，久攻不下，如新莽軍隊圍攻昆陽，北魏大軍圍攻彭城、盱眙，唐太宗率領重兵圍攻高麗安市城等，皆屬此類戰例。樞紐區域對戰爭的重要影響，在於控制它的一方能夠把當地有利的地形、水文、交通條件和城壘防禦工事有機地結合起來，構成難以摧毀的陣地。因此可以說，古代中國軍事家、政治家之所以特別重視對樞紐區域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鐵製冷兵器的性能及其作戰技術的局限而決定的。
四、戰略樞紐與首都和基本經濟區的關係
戰略樞紐通常設置在幾個基本經濟區交界的邊緣地帶，歷史經驗表明，上述地點是只宜於建立軍事樞紐而不適合建立首都的。首都如果距離基本經濟區的邊界太近，在戰時容易遭受敵人侵襲，往往陷於被動的局面。中國封建時代裏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如戰國初期魏國以安邑為都， 和秦國隔河相望，屢屢受以敵軍迫境的威脅，後來將都城東遷到大樑， 才擺脫了困境。豫西山區的中心洛陽，在東漢、隋唐時期也做過首都或陪都，防衛效果並不理想。東漢定都洛陽，周圍雖有崤山、伊闕、黃河環繞，但地域狹小，缺乏防禦縱深和作戰的迴旋餘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敵軍進犯甚易。所以漢末董卓篡政時，關東諸侯聯軍來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陽，只得焚宮室、挾天子西遷長安，以豫西為前方戰場，與敵軍相持。隋朝以洛陽為東都，亦數番受到反叛勢力（楊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長期圍攻，幾次糧盡援絕，形勢危難。唐朝安史之亂時，東京洛陽亦兩度失守，為叛軍所據。北宋選擇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帶的水陸沖要開封建都，女真鐵騎南下時也輕易地將其包圍，終至陷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首都設在基本經濟區的邊緣地帶，這樣在戰亂時期就不得不充當軍事樞紐，把國家的政治中樞推到作戰前線， 無異於與人爭鬥時不用手足，而以頭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險的。所以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中，強調不能在“四戰之地” （即樞紐區域）建都，他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 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
另一種情況是，首都設在某個基本經濟區的中心，距離邊緣地帶較遠，還有戰略樞紐的保護，即可以收到較好的防禦效果。如秦都咸陽、西漢首都長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國，關東勢力來犯時，可以憑藉滎陽至潼關的豫西數百里山險步步為營，設防抗衡；歷史上在關東建都者多選擇河內（冀南）為定鼎之地，如戰國時趙都邯鄲，十六國、北朝之君常都鄴城，該地“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是華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環繞，自古稱為形勝；江南立國則多在建康（金陵），它“內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甸為藩籬”，龍盤虎踞，為王者注目。上述三個地點都是周圍經濟發達、物產豐饒，能夠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治集團的物資需要，又離所在基本經濟區的邊緣地帶較遠，外有山嶺江河為險阻，敵軍來襲時可以用作緩衝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比起洛陽和開封，長安、鄴城與金陵作為都城在戰爭防禦上的地理條件要優越得多了。
五、我國古代樞紐區域地位價值的演變
在夏商到清中葉長達四千餘年的歷史進程裏，隨著我國古代社會的演變，各個樞紐區域的戰略地位也在發生升降變化，經歷了它們本身的建立、發展和衰落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三代（夏朝到西周）是我國軍事史上樞紐區域初步形成的時期
華夏、東夷民族集團的角逐與融合，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主流，這一趨勢表現在地域上就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衝突。甘、韋、闌、管所在的今河南鄭州地段，位於兩大歷史民族區的交界之處，是東亞大陸中部的交通沖要，它引起了軍隊統帥們的矚目，三代建國的君主都曾率領兵馬至此激戰，或在這裏設置重兵駐防。
商周之際，隨著關中平原經濟的發展和周族的興起，西方的政治重心從夏人故居—伊洛平原轉移到涇渭流域，樞紐地區也因此略向西移， 改在洛邑。周朝統治者在那裏興建城池，屯駐大軍，作為控禦東方商族遺民與諸夷邦國的前哨基地，穩定、鞏固了西周的統治。
（二）春秋是樞紐區域由點到面的擴展時期
平王東遷後周室衰微，先後出現了齊、晉與楚國南北對抗的爭霸局面。位於雙方中間地帶的豫東平原屢遭兵劫，那裏的鄭、宋兩國成為列強爭奪控制的首選目標，歷經百有餘年的戰火，直至“弭兵之會”才暫告結束。
（三）戰國到東漢，是樞紐區域由平原轉移到山險的時期
春秋以來，封建生產方式在遼闊的北方成長壯大，致使在戰國中葉出現了秦與六國兩大政治集團東西對立的形勢，在地域上它們分別代表“關中”與“關東”，各施“合縱”“連橫”的鬥爭策略，函穀關前的豫西走廊成為雙方激烈廝殺對陣的主要戰場，東西對抗的軍事格局和豫西的首要戰略地位延續到東漢，以漢末董卓集團與關東諸侯聯軍的戰爭為尾聲而暫告結束。
（四）魏晉南北朝是樞紐區域轉移、發展的時期
東漢時代南方經濟的增長，關中地區屢遭戰亂後實力的下降，使這個階段內地戰爭的基本形勢改為南北對抗；荊襄、淮南兩個地區成為敵對雙方長期對峙、爭奪的主要戰場，豫西的戰略價值大大下降。直到北朝後期，隨著關中經濟的復興與關隴地主集團勢力的崛起，北方才重新出現了關東、關西（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兩大勢力的角逐，以洛陽為中心的豫西走廊再度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五）隋唐是樞紐區域對戰爭影響極盛的時期
南方地主集團經過“侯景之亂”和隋初鎮壓“江南之叛”的打擊後，元氣大傷，無力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角，叱吒風雲的始終是北方的關東、關西兩大集團。這種格局又使豫西取代了淮南、荊襄在軍事戰略上的頭等地位。隋唐最高統治者們給豫西地區以空前的重視，皆以洛陽為東都，廣屯倉粟，駐守重兵；而這個時期驚心動魄的大戰—如楊玄感起兵、瓦崗軍與隋軍的決戰、李唐政權平定中原、安史之亂也主要是在這個地區展開、持續進行的。唐朝後期藩鎮割據，朝廷衰弱不堪，無力控制豫西要地，才出現黃巢大軍長驅直入、直搗長安的局面。
（六）兩宋是樞紐區域再次轉移、作用開始衰落的時期
受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豫西徹底喪失了“天心地膽”的戰略地位。秦漢以來，封建生產方式從黃河流域南移，向長江、珠江流域蔓延，使南方的經濟、文化水準逐漸上升，終於在宋代超過了北方。為了漕運物資的方便，封建王朝的首都由西部的長安移到開封，接近了經濟重心地區—江浙。而原來物產豐饒、號稱“陸海”的關中地區，由於戰亂頻繁，自然生態結構受到破壞，經濟實力大為跌落，不再“天下之富，什居其六”，以致失去了基本經濟區的獨立地位，降為關東的附庸。這樣一來，秦漢和隋唐時代東西抗衡的政治態勢一去不返，再次演變為南方和北方的對抗，過去雄踞於關西、關東之間的豫西走廊也喪失了在戰略上舉足輕重的位置。五代以後，此地很少出現兩大集團軍隊長期對峙、決戰的情況。女真入主中原後，南宋與金朝、元朝恢復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陽和淮南作為國防屏障，在百餘年的時間裏保護了搖搖欲墜的趙宋政權。襄陽被破後，國門洞開，南宋的半壁江山任憑蒙古鐵騎踐踏，也就無法再做有力的抵抗了。
（七）元朝到清中葉（鴉片戰爭以前）是樞紐區域作用明顯衰落的時期
在這一歷史階段，受我國經濟、政治結構變化以及軍事技術進步的影響，樞紐地區在內地政治鬥爭中的地位、作用大大下降，其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繼豫西之後，襄陽也失去了“天下腰膂”的戰略地位。元明清三代，大規模的戰役或兩軍長期對陣的情況都沒有在那裏發生過。這個時期政治地理的基本形勢仍是南北對立，北方、南方的政治中心分別在北京和南京，從朱元璋與元順帝、燕王朱棣與建文帝、清初順治政權與南明弘光帝的鬥爭延續到後來的太平天國、辛亥革命。連接北京、南京的主要交通幹線是縱貫河北、山東、江蘇等省的大運河，處於運河中段的淮南東路因而增強了它的戰略價值，成為北伐、南下的必經之所。我國中部的南北交通樞紐也由襄陽東移到了靠近大運河的開封，明朝人鄭廉說河南“地方千餘裏，而梁（開封）綰轂其間，天下有事，則四戰之地也”[1]。在這個歷史階段，元末紅巾軍曾攻佔汴梁，定為國都。元軍又竭力反撲，將其奪回；朱元璋滅元時，以開封為北伐、西征的基地；明末李自成大軍也曾和明朝官軍三次爭奪開封。可見當時軍事家、政治家們對它的重視。而襄陽、江陵因為偏離主要交通幹線，對戰爭的影響明顯減弱了。
其次，由於統一國家的鞏固，內地的叛亂減少，也不再有公開、持續的分裂割據，政治領域的這一變化也削弱了豫西、淮南、荊襄在軍事戰略上的地位。在這個歷史階段裏，除了元末、明末因統治腐朽、農民起義爆發後天下大亂，出現過短暫的群雄割據之外，沒有重演過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那樣的長期政治分裂；像吳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那種大鬧中原的地方叛亂也基本絕跡。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漢族與北方民族的衝突卻加劇了，元朝、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打過長江、統一中國的情況，在此之前是見不到的。隨著民族矛盾的尖銳，邊境戰爭的規模、持續時間和激烈程度都有所發展，漢族中原王朝（明朝）建國後在軍事上首先是注重邊備，防止胡騎南下，故將軍隊主力、糧草器械配置在北方防線，不再像秦漢、隋唐那樣，為了防止內地發生叛亂，而在中原腹地設置巨大的倉群、武庫，屯駐重兵，這也反映出朝廷認為外患的危害要重於內亂。中央與地方矛盾的緩和，內地割據、叛亂戰爭的減少，以及邊境衝突的加劇，也使豫西、淮南、荊襄等樞紐區域的戰略地位、作用下降了。其原因主要是宋朝以來我國的封建專制集權政體不斷加強，最高統治集團逐步把地方的軍事、行政、財政、司法大權收歸中央，各地長官由皇帝直接任命，輔之以“重文抑武”的政策，這就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割據勢力的發展，使皇權的統治日益鞏固。同時，上述變化也造成了國家積貧積弱，與北方遊牧民族作戰時處處被動的局面。
再次，元朝到清中葉的內地戰爭裏，陣地戰的時間縮短了，兩支大軍在某個地段進行長期城壘攻守戰的情況已不多見。這個時期的大規模戰爭裏，勢力較弱的一方往往採取流動作戰、避實就虛的策略來保全自己，例如元末紅巾軍和明末農民起義軍四處遊擊的戰略。如果沿襲固守城壘險要的傳統戰術來抗禦強敵，通常是很難抵擋的。像朱元璋北伐元朝，李自成稱王後進軍關中、北京，清兵入關後進攻西安、江南，這些戰役裏守方也利用過潼關、寧武、揚州等要塞堅城來防禦，但是收效甚微，阻止不了攻方勢如破竹的進軍。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裝備和作戰技術的進步。前文已述，樞紐區域之所以能在戰國至唐宋的戰爭裏發揮重要的作用，從根本上講，是由於當時鐵製冷兵器的性能與戰術的相對落後，對城池壁壘缺乏有效的攻擊、破壞手段，因此，較弱的守方能夠利用城壘工事和有利的地理條件，大大增強自己的防禦能力， 阻擋強敵的進攻。而元末以來，火藥、火器在軍事上得到普遍應用，它們雖不能取代弓箭、刀槍等冷兵器，但是已經給軍隊的戰術以重大影響。在城壘攻守戰中，攻方可以採取火藥爆破和火炮轟城的強攻辦法，效果相當顯著，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朱元璋攻平江（今蘇州），李自成克襄城、寧武，張獻忠破重慶、成都。特別是明末出現的紅夷（衣）大炮， “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裏”[1]，在攻城戰鬥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清朝順治元年九月太原戰役中，大順軍守將陳永福率軍民堅壁清野，使敵無機可乘，而十月三日清兵調來“西洋神炮”，轟塌西北城垣數十丈，得以沖入城內戰鬥獲勝[2]。在後來具有決定意義的潼關戰役中，火炮也是清軍制勝的重要因素。據《清世祖實錄》記載，清軍到達戰地後，並不急於進攻潼關天險，而是等待炮兵到來。“師距潼關二十裏立營，候紅衣炮軍”，到順治二年元月“初九日，紅衣炮軍至。十一日，遂進逼潼關口。賊眾鑿重壕，立堅壁，截我進師之路，於是舉紅衣炮攻之，賊眾震恐，我軍相繼沖入，誅斬無算”。清兵下江南時，在揚州、江陰等地遇到頑強抵抗，亦是用大炮轟坍城牆後進攻佔領的。新式火藥武器的威力，使城壘的防禦作用明顯下降，形勢開始有利於攻方， 從而大大減弱了樞紐區域對戰爭的影響。
（感謝馬旭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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