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十家注》
【书名】孙子十家注
【丛书名】四部要籍选刊
【作者】(春秋) 孙武 著 (清)孙星衍 校刻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ISBN】978-7-308-19941-4
【定价】108.00 元
【上架建议】四部要籍/兵法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孙子十家注》十三卷，宋吉天保辑，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年刻本影印。此书由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主持刊行，以明谈恺本为底本，参校《道藏》本等版本而成。全书包括曹操、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何延锡、王皙、梅尧臣、张预等十一家旧注，又附《孙子本传》、毕以珣《孙子叙录》、郑友贤《孙子遗说》，辑录相关文献颇为完备，是清代校刻最精、影响最大的《孙子》注本。该书的刊行，意味着《孙子》通行本从《武经七书》本系统向十家注本系统的转移，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至今仍是研究《孙子》的必读书之一。
编者简介
孙星衍（1753—1818），清代经学家。字渊如，又字季仇，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进士。历官编修、刑部主事、山东督粮道。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主讲钟山书院、诂经精舍。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书，刻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
影印说明
《孙子十家注》十三卷，宋吉天保辑，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刻本影印。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题孙武作。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有“百代谈兵之祖”的美誉（《四库全书总目》语）。全书分十三篇，从不同角度对治兵、用兵的各方面问题加以系统的论述。虽然所言皆属军事，但因其阐释的理论既高度概括，又极为深刻，影响遂及于政治、外交、经济等众多领域，魏源《孙子集注序》说：“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并非过分的夸赞。作为先秦兵学的代表，《孙子》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孙子》藴藏的军事辩证法一变而为《老子》的政治辩证法，再变而为《韩非子》的生活辩证法，最终被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吸收同化，共同构成中国智能的本质特征（参见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无怪乎今日重编十三经，要将《孙子》纳入其中，与传统的儒家经典等量齐观。
即使与同时期的子学著作相比，《孙子》也是篇幅最小者之一（全文约六千字），然而这么一部小书，涉及的疑点却很不少。首先是作者。《史记·孙子本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但其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史料，故宋人多疑为依托。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六云：“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也说：“然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追问之下，连孙武是否真实存在都成了问题，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就说“详研其书，遍考之于先秦群籍，然后知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其次是篇数。《史记·孙子本传》明言“子之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却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至曹操注《孙子》，又称“（孙子）作《兵法》十三篇”。前人对此篇数变化问题有多种解释，或以为书分多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阮孝绪《七录》语），或以为曹操删削至十三篇，与古本原貌大相径庭，“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杜牧《注孙子序》语）。今本《孙子》虽然仍分十三篇，但其与太史公所言之十三篇究竟是删削之后的篇数偶合，还是承续原书的基本一致，不能不费人思量。再者是孙武与孙膑的关系。《史记》称“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闲，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汉志》“兵书略”也分别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然而孙武事迹存疑，《孙子》所言又多与战国情状相合，且《齐孙子》久佚（《隋书·经籍志》已不载该书），于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孙膑考”竟怀疑孙膑是孙武之别名，失传的《孙膑兵法》（《齐孙子》）即《吴孙子兵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孙子》性质之复杂。幸运的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吴孙子》和《齐孙子》的竹书残本，证明《汉志》著录无误，孙武与孙膑不是同人异名。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根据银雀山出土的简书及先秦文献流传形态的规律做出判断：《孙子》并非孙武手著。其包含的学派思想，酝酿形成于春秋末期的吴国，由孙武后学结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并在大体定型化后仍有进一步的增益、删选和修改，故其文本跨度较大，兼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先秦子书，类皆如此（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不皆手著”一节），所以既不能因为语涉战国即否定其与孙武的联系，也不能因为出土简书就认定其为孙武亲著。简书《孙子》分上、下两编，上编与今本十三篇对应，出入很小，下编系与孙武或《孙子》十三篇有关的五篇残简，或为注解，或为史料，这为解决汉人著录《孙子》篇数不一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西汉初流传的《孙子》确为十三篇，后刘向、刘歆校定天下经籍，“以人类书”，汇集与《孙子》相关的文献而成八十二篇，其中十三篇为核心文献，大致相当于《庄子》的“内篇”，此外六十九篇为衍生文献，可以“外篇”“杂篇”目之。《七录》著录的《孙子》分三卷，上卷十三篇，正鲜明地反映出这种文本层次的差异。至曹操时，认为《孙子》“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又将核心的十三篇抽出单独作注，基本恢复了汉初本的原貌，曹氏注本从此成为后世流传的各种《孙子》版本的源头。
《孙子》的传世版本，一般分为三个系统：《魏武帝注孙子》（单注本）、《武经七书》本（丛书本）和《十一家注孙子》（集注本）。其中《魏武帝注孙子》清嘉庆时尚有宋本流传，据黄丕烈跋语及孙星衍序文，知其原书系宋刻《孙吴司马法》丛书中的一种。孙星衍摹刻此宋本，收入《平津馆丛书》。现在宋刻原书已不知去向，只能依据孙星衍的影宋本了解其面目内容。李零指出：“《魏武帝注孙子》是现存最早的《孙子》注本，宋代单行旧注保存至今，只剩这一种。此本注文与古书引文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对勘，看来有不少节略之处，已非曹注单本之旧，但其注文位置却较拼合各家注本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更加可靠。此本《孙子》有注，可以当作单注本使用，但同时它又与《吴子》《司马法》合刻，实际上是一种合刻本。这种三书合刻本未见宋代著录，应当是带曹注《孙子》的《武经七书》的一种节本或残本”，“此本与宋《十一家注》本差异较大，但与宋《武经七书》本几乎全同，不同处只有不多几条”。所以严格地说，这个单注本也应纳入《武经七书》本的系统中。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四月乙未，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即所谓《武经七书》。当时特别强调“《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本《武经七书》（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全书无注，因知早期的《武经七书》仅《孙子》有曹注，其余六经无注，后期的《武经七书》则删去曹注而使全书无注。孙星衍影刻的底本源于前者。
“（《孙子》）此书注本极伙，《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王凌、张子尚、贾诩、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孙镐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然至今传者寥寥，坊刻讲章，鄙俚浅陋，无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于录。”（《四库全书总目》语）从《武经七书》的演变到《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都呈现出存本文而略注释的鲜明倾向，即使是考据学大兴的清代，也未出现一部有分量的新注本，所以李零认为尽管《孙子》的注释者很多，但其基础性研究很差，远逊于《老》《庄》《墨》等同类子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存最早、保存诸家注文最丰富的《十一家注孙子》无疑是研究《孙子》的核心文献，重要性要超过《武经七书》。
《十一家注孙子》始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仅载书名。《宋史·艺文志》著录“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开始注明编者及卷数。这是目前所知的书目中关于十一家注本较早的记载。落实到实物上，现存宋刻《十一家注孙子》三部，上海图书馆藏本刷印时间较早（稍有残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影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足本一部（刷印时间晚于上图本，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影印本）、残本一部（仅存卷下一册），皆为不题编者的三卷本。此种宋刻本既不题编者，也无刊语、牌记，故后世读者的相关判断多有分歧，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一下主流看法：尤袤著录的本子即吉天保编本，之所以或称十家或称十一家，是因为其中的杜佑注系转引《通典》之说，并非杜佑专门撰作的注本，故数杜佑则为十一家注本，不数杜佑则为十家注本。今存宋本与《宋志》著录者卷数迥异（有学者认为《宋志》著录本之“十五卷”可能为“十三卷”之误，一篇对应一卷，也可能确为十五卷，除正文十三卷外，还包含附录二卷），非同一版本，但可能《宋志》著录者为初刻，今存宋本为重编。此宋本附录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云：“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顷因余暇，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郑友贤当先见一十家注本，然后能补撰《遗说》，进而有此合刊“十一家注”与《遗说》之宋本。这也可证明宋代至少存在两种十家注或十一家注刊本。今存宋本三部属于同一版本，从避讳字及刻工来看，当为宋孝宗时期付梓。元代未见此集注的重刊本。至明英宗正统年间据宋孝宗时刻本重刻为《道藏》本《孙子注解》（其残缺处与今存宋本不同，当为明人所见的另一部印本），《道藏》本与宋本相比，除改题为《孙子注解》，又改三卷为十三卷外，所附郑友贤《遗说并序》的布局亦有变化，并增刻魏武帝序。嘉靖乙卯（一五五五），谈恺据《道藏》本刻《孙子集注》十三卷。隆庆壬申（一五七二）、万历己丑（一五八九），李棣和黄邦彦先后依据谈恺本重刻《孙子集注》十三卷（都可能参考《道藏》或其他版本进行了部分校改）。
清乾嘉时期的学者孙星衍以孙子后人自居，其《孙子兵法序》云：“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故校刻《孙子》，不遗余力，先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校刻《孙子十家注》，又于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影刻《魏武帝注孙子》。后者被公认为现存单注本之最佳者，前者的影响更远远超过同类的宋明诸本。孙刻《十家注》内封题曰：“嘉庆二年以道藏本校刊于兖州观察署/孙子注/魏武十家注/遗说叙录附 孙氏藏板”，自序云：
此本十五卷，为宋吉天保所集，见《宋艺文志》，称“十家会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皞，六贾林，七宋梅圣俞，八王哲（笔者按哲当作皙），九何延锡，十张预也。书中或改“曹公”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后，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孙杜牧之后。吉天保之不深究此书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实未注《孙子》，其文即《通典》也，多与曹注同而文较备。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孙子》有王凌、张子尚、贾诩、沈友，郑本所采不足，今佚矣。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见有此书，后有郑友贤《遗说》一卷；友贤亦见郑樵《通志》，盖宋人；又从大兴朱氏处见明人刻本，余则世无传者。国家令甲，以《孙子》校士，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
内封与自序的文字系孙星衍亲自写定，校刻时间、地点、经过及目的都已说明，毋庸再辨，但另有一些重要信息语焉不详，导致后世研究者争论未休，甚至连同时期的孙氏友朋都难免误会。谢祥皓《孙子十家注考辨》和谢德、谢祥皓《孙子十家注源流轨迹》两文讨论此事较为精密，故以其说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试加撮述。
孙星衍能见到的旧本不外乎上述诸本，宋刻本作三卷，明刻本作十三卷，均非十五卷，故自序中的“此本十五卷”，盖附会《宋志》之言，不是实录。所记该本的十家称呼及顺序与上述宋明诸本吻合，也可见并非另有所本。他对该本的“校勘更正”，包括改曹操为曹公，置孟氏于李筌之前，置杜佑于杜牧之前，都针对该本缺陷而作（只有“何氏”仍旧，未改为“何延锡”）。孙星衍于《谋攻篇》出校云：“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义有未了，即以己意增释之”，刘春生以《长短经》校《通典》，发现《通典》部分不署名的注文同样被《长短经》引用，且冠以“曹公曰”，于是指出孙氏认为《通典》“以己意增释”曹注的观点不确。但自序明言《通典》“多与曹注同而文较备。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今或非全”，足见孙氏已意识到《通典》所引注文即使未署名，也可能是曹操等人古注的遗文，并未武断地全部定为杜佑自己的发挥。
“注本《孙子》有王凌、张子尚、贾诩、沈友，郑本所采不足，今佚矣。”从王凌到沈友的旧注均见于《隋志》，自序认为它们亡佚的原因是集注本“所采不足”。有趣的是，上文已判定十家注本“为宋吉天保所集”，这里却将集注本称为“郑本”，如果不是手民之失，或可理解成孙氏认为作《遗说》的郑友贤是十家注本的重编者，所以旧注的亡佚要最终归咎于郑友贤的疏忽。这并非孙氏一人的异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也称“盖本有十家注，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也”。郑友贤虽然生平不详，却是最早见到十家注本的读者之一，考虑到宋本取旧注与《遗说》合刊，郑氏确实有可能对十家注的编纂施加影响，这已超出普通读者的范畴，故孙氏“郑本”之称不无道理。
孙刻的底本、校本分别依据何本，是读十家注的人都关心的问题。其内封云“以道藏本校刊”，依惯例当即以《道藏》本为底本之意，连孙氏的朋友大藏书家黄丕烈也作如是观：“道藏本虽已为孙渊如观察刻过，然皆校改，非道藏原本也”，“近孙渊如观察刻《孙子十家注》，谓出于道藏本”。然而细玩自序文意，实指以一不附郑氏《遗说》的旧本为底本，又参校《道藏》本和“大兴朱氏处明人刻本”而成。大兴朱氏当指朱筠家族，孙星衍曾为朱筠撰《笥河先生行状》，冠于《笥河文集》卷首，云：“星衍不识先生而受知文正（笔者按，文正指朱珪，朱筠弟），与先生子锡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学行。”既与朱家有此交谊，自不难见其藏书。所谓明人刻本，黄丕烈称“当即黄邦彦本”，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云：黄邦彦本“卷首题孙子集注卷之一，次行题新都后学黄邦彦校正。……按阳湖孙氏校刻本称《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兴朱氏明刻本题曰注解。今此题集注，则知亦原于《道藏》。……按此书自《道藏》本外，明人重刻有朱氏所藏《注解》本，又有此本（黄邦彦本），而《四库》皆不著录，则流传之少可知也”。则以为朱氏所藏并非黄邦彦本。两家说法不一，暂时只能存疑。
孙星衍所说的“华阴岳庙《道藏》”，杨丙安将之归为万历中颁赐的“北藏”，与正统《道藏》不同（即所谓“南藏”）。因为今传《道藏》本《孙子》与孙氏刻本多有不同，如《九地篇》“争地则无功”句注文，正统《道藏》本作“梅尧臣曰：形胜之地，先据乎利。敌若已得其处，则不可攻”，孙本作“王皙曰：敌居形胜之地，先据乎利，而我不得其处，则不可攻”。另一处正统《道藏》本作“张预曰：不当攻而争之，当后发先至也”，孙本作“我欲往而争之，而敌已先至也”。杨氏认为孙本据《道藏》本刻成，又与正统《道藏》本不同，正因为其依据的是特殊的“北藏”本，孙本与正统《道藏》本的差异就是北藏与南藏本的差异。这个推论有两个问题，一是《道藏》并不存在所谓南北两藏之分，正统《道藏》和万历《道藏》是正续本的关系，而非品种重复的不同版本，所以只存在一种《道藏》本《孙子》，即正统《道藏》本，万历续刻的《道藏》不包括《孙子》（杨氏也承认“北藏”本《孙子》已不可见，只是从孙氏校语可以看出，它与正统《道藏》本《孙子》并非同书，“二者大同而小异”）；二是孙星衍据以刊刻的底本不是《道藏》本，而是源出《道藏》的明谈恺刻本，今检《四部丛刊》影印的明谈恺刻本《孙子集注》，与上述孙本的文字若合符节。这才是孙本与《道藏》本内容出入的原因。
判定孙本以谈恺本为底本最有力的证据是二者在文本错乱阙失细节上的一致。谢祥皓指出，《行军篇》“必依水草而背众树”“众草多障者疑也”“军扰者将不重也”三句注文，孙星衍出校所云“原本”之错乱，均仅见于谈恺本。又如《九地篇》“争地则无攻”句注文，《道藏》本阙二十七字，孙本有两处墨钉占七个字的空间，其余文字完整。这些文字与谈恺本臆补的文字相同，却与宋本原文大异。此类例子都足以证明孙本确实以谈恺本为底本。但我们也应注意到，除去这些特征明显的文字吻合外，还有部分文字孙本有别于谈恺本且不出校记，如《计篇》“令民与上同意”句孙校云“'令民’二字原本脱”，《九地篇》“上下不相扶”句孙校云“原本作'救’”，但前者谈恺本不脱，后者谈恺本作“收”，都与孙校所言不合。这可能缘于谈恺本先后印次的差异（谢祥皓认为孙氏所据是一部有蛀坏残阙的谈恺本）。
总而言之，孙星衍以明谈恺本为底本，参校《道藏》本、明黄邦彦本（存疑）等多种版本，订正了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问题，对正文也多有校改。特别是他能重视利用《通典》《太平御览》等古书的引文，“把眼界扩大到宋版书以前”（李零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未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缺憾，于是自其成书以来，直到宋本影印以前，整理研究《孙子》者大都以之为依据，孙本被公认为清代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版本，学界甚至视其为十家注本系统取代《武经》本系统在孙子兵学史上地位的标志。即使在能看到银雀山汉简和宋本《孙子》的今天，孙本的文献意义仍然是不容小觑的。
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辑刻《二十二子》，其中《孙子》即取孙星衍刻本重刊。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二子》初印本，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容易找到的《孙子》孙星衍刻本。需要说明的是，首先《二十二子》题孙本为平津馆本，不确。孙星衍刻的《孙子十家注》被收入自编《岱南阁丛书》，《魏武帝注孙子》被收入自编《平津馆丛书》，《二十二子》所收是《孙子十家注》，所以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次《二十二子》虽说据孙氏刻本重校刻，但并不可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争篇》“此治气者也”句漏刻注文四百七十余字。杨丙安认为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时依据的是孙星衍的嘉庆二年（一七九七）观察署本，这个本子时间虽早，“校对似欠精善”，有大段漏刻注文的现象，导致《二十二子》也有相同漏误，“《岱南阁丛书》所收观察署本是据嘉庆三年（一七九八）本重刻”，没有此处脱文问题，所以后来据浙江书局本重刻重印的《四部备要》《诸子集成》都有此处脱文，而据《岱南阁丛书》本重印的《丛书集成初编》则不然。这大概是一个误会：《岱南阁丛书》本所收也是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兖州观察署本，与此次影印的上图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本相同。这个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本“此治气者也”注文完整，与《二十二子》本相比，多出“杜佑曰避其精锐之气”至“凡人之气初来新至则勇锐”五百余字，正好是一个筒子叶的两面，这说明《二十二子》漏刻了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本的一叶，并不是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本原有脱文，此亦可见读书溯源的必要。
孙刻《孙子十家注》付梓较晚，传播又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物性善本，但从上引众说之纷纭，就可看出这部清刻子书中还有许多疑问亟待解决。无论是关注《孙子十家注》还是有志于清代学术史的读者，都有研读此本的必要，希望此次《四部要籍选刊》影印该书，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推进有所贡献。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蒋鹏翔撰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