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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李光| 把余生付与了《周易》
慧然
>《易书》
2023.02.11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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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详说》
(南宋)李光 撰 林日波 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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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给《周易》作传的人很多,如果要从里面选一个最不走运的,李光大概可以算一个种子选手。
李光生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是越州上虞人。他的前半生平平无奇:少年时在各地游学,后来进太学读书,考中进士后做过县尉和县令。
徽宗宣和元年(1119),李光调任平江府常熟县知县,此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若就一般人而言,中年以后的人生将趋于平淡,然而李光的人生却从这时才开始变得跌宕起伏。
原来平江府出了个靠卖药发迹的暴发户朱冲。朱冲跟权臣蔡京搭上关系,把儿子朱勔送进官场。朱勔看准了宋徽宗的那点儿文艺小爱好,想出“花石纲”这个创意,东南人民从此不得安宁,朱勔却成为徽宗的宠臣。于是,朱冲仗着儿子的权势鱼肉乡里,地方官员都不敢得罪他。只有李光这个小小的知县,虽然已在宦海沉浮数年,却仿佛初入职场的愣头青,毫不在意官场潜规则,敢把朱家的家奴抓起来惩治。他因此遭到朱家的报复,被调到京东西路管理学校的散淡衙门里担任副职。这是李光仕途中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第二年,李光被调入京,先任太常博士,又迁司封员外郎,也就是在朝廷有赐爵分封之事的时侯,做做拟拟封号、排排次序之类的工作。本来可以混混资历、安稳升迁,可李光又没坐住,宣和六年(1124)给宋徽宗上《乞开言路札子》,痛切地批评当时天下言路不通的状况:
近岁以来,士大夫狃于因循,安于宠禄,谀佞成风,至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开说。是陛下有容纳之德,群臣进拒绝之计。(《庄简集》卷八《乞开言路札子》)
一介小臣有如此出位之言,且正好戳到当时宰相王黼闭塞言路的阴私,于是李光很快被贬到桂林阳朔县当知县。但这次上书也使他出了名。李光在去阳朔的路上经过义兴,后来的另一位大名臣、主持开封保卫战的李纲特意在驿站等待他,二人倾盖如故,一见定交:
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居义兴,伺光于水驿,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数日,定交而别。(《宋史·李光传》)
可见“越州李司封”在当时已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头。宣和七年(1125),李光又被召回朝廷,任司勋员外郎。这已经是北宋王朝的倒数第二年,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害怕得撂了挑子。钦宗继位,大概是要展示“咸与维新”的气象,在前朝以敢谏闻名的李光被提拔为右司谏、侍御史。成为谏官以后,李光更加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靖康元年(1126)六月,天空出现彗星。此时河东的重镇太原被金军围困,东京汴梁城也岌岌可危。这样的形势下,有人说这颗彗星的分野在金国,所以它是金人的不祥之兆,金军马上要大败而归。钦宗的老师、重臣耿南仲也持这种意见,指望彗星把金人赶跑。李光听不得这种梦呓之语,又上疏指出,所谓灾异,是用来儆戒皇帝的,不是用来吓唬敌人的:
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而书灾异者,盖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惧修省,以应天变,不闻以灾异归敌人也。(《庄简集》卷一〇《论彗札子》)
这不仅不给耿南仲面子,也有点给皇帝提意见的意思。于是李光立刻迎来人生中第三次被贬,降职为监汀州酒税。那颗彗星没有给大宋带来好运,几个月后,东京陷落,所以这次贬官倒使李光躲过了一场灾难。
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商丘即位,新朝廷又召用李光。几经迁转,建炎三年(1129)五月,李光被任命为宣州知州。宣州靠近长江,又在当时宋高宗驻跸所在建康府的侧后方,位置重要。李光在宣州“力修守备”,修城池,聚兵粮,并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分区防守。这年十月,金军大举入寇,高宗被吓破了胆,从建康一路逃到浙东,江南各郡县亦是望风披靡,而金军竟不敢进入宣州地界。
当时,除了金兵的威胁外,还有大量宋朝的溃兵横行各地,跟土匪差不多。建炎四年(1130)四月,以戚方为首的一大股溃兵突然围攻宣州,形势危殆。有人劝李光逃跑,被他拒绝。
贼围益急,或请光尽室从西门遁去。光曰:“我一家获全,其奈一城生灵何!”诘朝,诵言于众曰:“昨暮有教光携家潜出者,当以军法从事。姑且置之。城脱或不保,引剑之计已决,义不污贼手。”兵民感泣,其气益倍。贼兵百道来攻,光随宜应之。贼所属意急攻者唯南壁,咸负户而登,守者束薪刍,灌以油,作火牛,乘风投之,尽爇贼所负,其众披靡。(《会稽续志·李光传》)
李光就这样领导军民抵抗了一个月,把宣州城守住了。当时,地方官遇到紧急,经常是弃城而走。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南宋朝廷还给地方官下诏,“或守或避,令得自便”,也就是说你们想跑就跑吧。而李光这个文官竟然能守住城,实在是个异数,这使他人望更高了,也获得了火箭般的升迁,先后出任知临安府、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
南宋朝廷甫立,最大的议题是如何抗金自保。有人想苟安东南,也有人要求立即北伐。李光是浙江人,深知朝廷南渡以后各种费用皆取给于江浙人民,老百姓已经疲惫不堪。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务实,主张重点防御淮河南北,同时休息东南民力,待时机成熟再北伐。他也仍然不失年轻时的血气,敢于批评宋高宗表面上讲恢复中原,却不认真规划防务,“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远不如同样是南渡的东晋君臣犹有恢复中原之志。绍兴二年(1132)三月,李光被任命为知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大使,统辖江南东路的民政、军政,成为长江下游防线的负责人,被时人称为“江东大帅”。李光在任上选拔将才,收集金人情报,积极经营江淮防线。后来宋、金边界长久稳定在淮河一线,是有李光的一份功劳在的。也是因为这些功绩,李光被后人尊为“南宋四名臣”之一。
李光生命中最大的转折点在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正在礼部尚书任上的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件事颇有背景:此时秦桧独自为相,刚刚与金人达成和议,其中不少丧权辱国的内容。秦桧担心自己人望不足,和议公布以后会激起民愤,便想拉一位有威望的名士加入宰执班子,为和议背书,人望素著的李光便成为他的选择。
时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藉光名镇压。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宋史·李光传》)
可是李光并不甘于做一只不声不响的花瓶。他虽然赞成和议,但他的主张是通过和议暂时休战,休息民力,徐图自强,而不是自废武功,所以他反对秦桧“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再者,李光也看不惯秦桧专权乱政、任用私人,二人的矛盾很快激化。宋高宗本来就是跟秦桧穿一条裤子的,于是,李光只当了一年参知政事便被罢相。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秦桧很快开始了一场清算政敌的运动,与他政见不合的三位旧相赵鼎、张浚、李光成为最大的目标。赵、张二人先被流放。赋闲在越州老家的李光听说赵鼎在流放途中哭了鼻子,很不以为然。他的小老乡陆游恰好看到这个场景,后来回忆说:
李丈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鞵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
可见李光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却仍然豪气干云。果然,绍兴十一年(1141)冬天,有人举报李光“阴怀怨望,鼓倡万端”,诽谤朝廷的议和方针,于是李光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流放到藤州。绍兴十四年(1144),李光在藤州遭遇钓鱼执法:藤州地方官周某故意作诗引诱李光唱和,李光诗中说到和议,不无讽刺,周某便把这些诗献给秦桧,秦桧遂指示言官告发李光。结果李光又被移置于海南岛上的琼州。
海南海口五公祠内的李光像
权力只会让人神经质。政敌们已经被踩在脚下了,秦桧却越来越害怕别人说自己坏话,遂禁止私人撰史,又不断制造文字狱:“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侵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李光不幸又成为这场“禁私史”运动的靶子之一。绍兴十九年(1149),有人告发李光“妄撰私史,谗谤朝廷”,这次他被贬到海南岛上更为偏僻的昌化军。李光次子李孟坚也被牵扯进这件案子,流放到峡州。前此,侍奉在李光身边的长子李孟博已经病死在琼州。故而此时李光的处境是,自己被流放绝域,而且“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不仅如此,秦桧还要给李光带来“社会性死亡”。与李光有交往的人纷纷被问罪,甚至有人仅仅因为家里有个“潜光亭”,也被罗织成“党附李光”而下狱。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残酷程度。
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清算自然会给受害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前面提到的那位赵鼎,后来就在流放地自杀了。李光却活了下来,并且成功熬到了秦桧死去。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殁。三年后,李光终于获得人身自由。第二年,李光在蕲州去世,这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不过,阅读李光的文字,我们看不出他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如四库馆臣所说,李光流放之后,给人写信仍然“醇和平实,绝无幽忧牢落之意”,诗歌也是“志谐音雅,婉丽多资”。在诗词当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问世事、爱好养生的老头儿。其实,原来的那个壮怀激烈的李光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他自己藏进了一部解《易》之书中:
(李光)晚年迁谪,深入瘴地,远涉鲸海,略不以为意……在海外自号博物居士,日讲《周易》一卦,因著《易传》十卷。(《会稽续志·李光传》)
这部十卷的《易传》题为《读易详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它开创了义理派易学中以史证《易》的新风尚:“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馆臣还称此书“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这正是《读易详说》最为鲜明的特征。它以君臣之道为主线来解释《周易》,而着墨最多的是士大夫如何持身、如何规训君主。
《永乐大典》所录的《读易详说》书影
比如,作为《易》之枢纽的《乾》《坤》两卦,李光称它们分别“明君臣之大分”。而风格更为凌厉的是李光对《蒙》卦的诠释。不管是王弼还是程颐,都是从“启迪蒙昧”的意义来讲《蒙》卦的。李光则独树一帜,认为此卦描述的是士大夫对君主的教导之道。他说:
乾为刚健创业之主,蒙为继体幼冲之君。人主之尊,虽在童幼,与臣下之分固悬绝矣。非求师臣以自辅,则聪明不开,古今治乱成败之迹无自而知。惟尊德乐道,屈己以求刚明之贤,以启迪其性,则蒙固有亨之道。若严上下之分,峻廉陛之等,不能逊志务学,则有过而不能改,见善而不能从,骄奢淫佚,为狂为愚矣。(《读易详说》卷一)
对《蒙》卦上九爻辞“击蒙”,李光的解说更为惊心动魄:
上九以刚明而居人臣之极位,握威福之柄,擅废置之权。昏蒙之幼主卒不开悟,则当击去其蒙蔽,俟其思庸如太甲、悔悟如成王,然后复子明辟,此伊尹、周公之任也。(《读易详说》卷一)
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不接受“师臣”的教导,不遵循“道”来行事,“师臣”就可以效法伊尹、周公,行废立之事。在李光的时代,高宗与秦桧的结合,使得君主通过权相来施行独裁成为一种新体制,这也就是后代史家所说的“绍兴体制”,北宋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则不复存在。这种变化甚至被某些史家视为中国文化整体转向内在的枢机所在。李光是这种新体制的受害者,在其书中每每压抑君权,张扬士大夫精神,亦可视为对这一历史变局的一种个人反抗。
蛮有趣的是,在对某些卦的解释中,李光仿佛是在描述自己的境遇。如《需》卦(
),此卦由《乾》(☰)、《坎》(☵)两卦组成。
按照李光的解释,从阳爻君子、阴爻小人的角度,居于君位的九五爻,在《坎》卦中被两个阴爻包夹,象征陷于小人之中的君主,而下面《乾》卦的三个阳爻,则象征“伏而在下”的三个君子。
这几乎就是对当时政治情态的一种描述。
在李光眼中,困于阴爻中的九五爻是否就是被秦桧蒙蔽的宋高宗呢?
伏而在下的三阳爻又是否令李光想到被秦桧流放的士大夫们呢?
甚至会不会就是赵鼎、张浚和李光自己呢?
九五之君虽在坎窞之中,已正乎天位。三阳虽伏而在下,皆刚健之君子,险虽在前,无所惮也。但观时度宜,不敢妄进耳。(《读易详说》卷二)
而距离九五爻最远的初九爻,简直就是远离庙堂、身处绝域的李光自己的写照。李光在解说此爻时竭力阐发“用恒”之说,或可视为他自己在流放中的持身之道:
初九最处远外宽闲之乡,故利用恒,无咎。恒,常也。利用于常,则动静起居未尝少改其度,迫穷祸患未尝少易其节,故可以无咎也。初九之阳在下,以待六四之应。彼小人方挟主以擅朝权,若不虑患待时而轻躁妄动,则祸不旋踵矣。 (《读易详说》卷二)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把李光归入义理派易学家,也有点问题。《易》本于象数,西汉以降的象数易学家们为解释《周易》曾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象数义例。但义理易学家往往轻视象数,如王弼即“扫象”。李光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主要以义理说《易》,但其书中不乏以象数解《易》之处。譬如《噬嗑》卦的《彖传》有“刚柔分”一语,李光解释说:
《噬嗑》自《否》卦而来,九五之刚分而之初,初六之柔分而之五,刚柔分而成离震, 震动而离明也。(《读易详说》卷四)
东汉虞翻注《噬嗑》卦云:“《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此即所谓“之卦”说。李光此处正用虞翻之说。再如李光释《贲》卦《彖传》“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 又用东汉荀爽说,以《贲》卦从《泰》卦来。可见李光对象数易学其实相当了解,在注《易》时,他追求的是义理与象数的浑合无间。这也令我们反思,自《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影响甚大的,对易学的“义理”“象数”二分法,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实相。
总之,《读易详说》实在是一本相当特别的书,在于它开创了解释《周易》的一种新风格,更在于它并非一部在平静的书斋里写就的书。翻开它时,我们也许会在字里行间触碰到一个失败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并感受到他的愤懑与难凉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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