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著。道平字遵王,一字远山,号蒲眠居士,湖北安陆人。嘉庆戊寅(公元1818年)举人。二十余年，始终与修《安陆县志》。于学善治汉易,道光甲申(公元1824年)成《易筮遗占》而重其象，为能读《周易集解》之基础。若此《纂疏》之成,已当十八年后之壬寅(公元1842年)，翌年任嘉鱼县教谕。
凡研习《周易集解》者,循此书以进,殊多便利。今介绍其内容前，先须说明《周易》与《周易集解》成书及其变化的情况，方能理解《纂疏》在易学史中的地位及其价值。
《周易》为先秦古籍，《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所谓三圣，指伏羲、文王、孔子，三古指三圣所处之时代。
观《周易》内容确有三部分:
一、伏羲所作之卦象。
二、文王所作之二篇。
三、孔子所作之十翼。
合之乃成《易经十二篇》。至于十翼是否孔子作,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已致疑。二篇是否文王作,汉马融等已发现爻辞如“箕子之明夷”等事在文王后，故不得不增饰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之说以自员。又八卦是否始作千神农前之伏羲，更难证实。自清未以来，治《周易》者什九在考证《易经十二篇》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或能注意秦汉以来的《周易》著述，而研究其内容者日乏其人。故《周易》一书的哲理，已不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理解。
直至一九七七年，于西岐凤鸣村发现西周甲骨,内有以数字结合成奇字表示阴阳的变化。今已初步证实为周初的卦象。且全国各地皆发现有此类符号，然则《周礼》所记的三《易》非属虚构。在西周前已存在卦象，不可不认为是事实。至于伏羲氏之始作八卦，又可探源于原始宗教中有笼占之事。若筮占所用的工具与方法，历代都有变化。以筮数论，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由因重增爻而用九用六。于周初纯以数字代表阴阳变化，于筮法方面已有较深的认识。
其后观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系以卦爻辞而成《周易》二篇，虽不必误认为文王周公所系，然以质朴的文字结构观之，实在《诗经》前。大部分成于西周，非常可能,其原始资料不乏取诸西周以前的史实。惟分辨卦爻以定二用，编辑成似今本的《周易》二篇，或已及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载蔡墨言龙，初见引及“用九”，可作为成二篇的下限，当时属太卜所掌。
孔子之读《周易》未必有韦编三绝之事，亦未必曾作十翼，然见到卦爻二用的《周易》，可能有其事。此二篇之辞收入于《礼》，不如《诗》
《书》受人重视。及战国而逐步形成一翼始能大幅度提高《周易》的学
术价值。考十翼作者，既非一人，亦非一时。以长沙马王堆发现的汉
初帛书《周易》观之(下葬千公元前168年)，卦次不同于《序卦》。于十
翼的十篇，差别其大。篇数亦非十，有少千令本者，亦有令本中所无
者。
可见战国时代作翼以解释二篇的学《易》者甚多，下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明之:商星,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轩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
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甾川人杨何。何元朔(公元前128一前123年)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史记》此节的记载,误在直接受《易》于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凡传瞿(公元前522-?)、弘、疵、竖、羽五代，已及始皇(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时之何，于时间未合。然所提及的传《易》者未可忽视,内有楚人尤当注意，可视为与十翼的作者有关。且秦未禁《易》各地同在传授，宜汉初尚未有统一的十翼。今本之十翼，由田何传出，亦难免有西汉学《易》者的增删，如文景时之丁宽，武帝初之杨何,以及宣元之世立学官的施、孟、梁丘三家与焦、京之说。他们对十翼的形成，实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完成如郑玄所数之十翼，其下限似在扬雄法《易》以著《太玄》前。
因《太玄》的内容，不仅法《周易》二篇，且已兼法十翼。可证扬雄年五十(公元前3年)草《太玄》时，《易经十二篇》早已存在。《汉志》的书目，于《易经十二篇》分施、孟、梁丘三家，另有易传十余种，可喻当时视《易经》包括二篇、十翼，注《易》者更在十翼之外。故有比较固定的《易经十二篇》,足有二千年历史，是当传统所理解的《周易》。
秦汉以来的读《易》者，基本能综观三圣三古而为之注。今于三圣之更，可否定其人，然未可否定三古之时。如分裂三古以究《周易》确可进一步理解三古的时代。或知分而未知合，则未及传统说《易》者之已得通贯时空的《周易》整体观。此一整体观，大备于十翼，战国时代的黄、老、驺衍学派，皆有此思想。以田何论，可有见于秦统一天下的事实。及汉兴，易》仍保持其整体观。武帝从董仲舒尊儒术后，又一变而成“《易》为五经之原”的地位。然《周易》所具的整体思想，亦非执一而不化。
二千年来已“为道也屡迁”，故历代注释《易经十二篇》的作者,又可以时代加以分辨。大别有五：即“汉易”“魏晋易”“唐易”“宋易”“清易”。
所以有不同的内容，全在时代的发展，乃对三古有不同的理解。识此屡迁之整体易学，庶可并观五时之易注而无碍。
《周易集解》一书，为唐后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观其成书与流传，亦几经曲折。然由汉及清而未衰,庶见穷变通久之易理。当两汉之四百年，除编定《易经十二篇》外，凡易家之注《易》因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内容亦相似，是谓汉易。汉后从其说者，仍以汉易名之。其说与《春秋内外传》所述及者，尚可相通。且已有据于十翼，能融合三古而有所发展。凡十翼中未及者，亦可据卦爻象与卦爻辞而为之说。故精辟之言，不下于十翼之传二篇，二篇之观卦象。一言以蔽之，汉易之说，犹可上应于战国时之易说。自汉而魏，学风大变,魏王弼(公元226-249年)之易注出，乘时而改变说《易》之理，由崇实而尚虚，由尚象而扫象。虽然，亦有其整体观。改变云者,择取十翼之说，故不注《系辞》以下五翼。后有晋韩康伯补全之,理承于弼,亦与汉易大异。然时风所扇，日见其盛.此非一人所能抑，亦非一人所能兴。要而言之,实由印度西域的佛教思想不断传入所致。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公元642年)，犹以王韩注为准。汉易尚有遗存者，任其湮没而不顾，惜哉。《孔疏》中虽不乏有据实以正王韩之虚，然全书观之，仍属魏晋易而未及汉易。此见四百余年间，魏晋易独盛于江南之情况(北朝尚有汉易郑注流行)。孔氏自序曰:“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千释氏，非为教干孔门也。”此以十余家义疏,与王韩注相比,更属虚玄,故即以王韩注为有。或以王注与汉注相比，早已尚虚。至于王弼的思想，先儒皆认为以《老》说《易》。如合魏初的时代思想潮论，似未尽然。究其注《易》注《老》之理，已有取于佛教初步传入而尚未完备的般若学说。故注《易》既与汉注大异，注《老》亦与河上公注不同。由韩康伯以及江南义疏，似在随时吸取传入之佛教教义，以足成王弼尚虚之理。奈住内住外、就能就所之义疏，已全部失传，不然当可由《易略例》以观其发展之迹。今幸有唐李通玄于开元七年至十八年(公元719-730年)所著之《华严经大意》等书皆在，其内容即以易象当华严法界，推而上之，可喻《易》与佛教教义之合其来已久，而王注实为其嚆矢。
迨玄宗之迁蜀，蜀地有李鼎祚者，因迎驾进《平胡论》而召为左拾遗。其人擅《易》，能读当时所剩之汉易，因辑录由汉及当代的易著共三十余家之说以成《周易集解》，于代宗登位(公元762)而上于朝。其书所集之易注虽亦及王韩之魏晋易,然大半集汉易之说。于东汉之易注引虞氏易独多。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虞氏注约一千三百节，几近二分之一，李氏之重视虞注可见。然《孔疏》言汉易，仅及有刘、马、郑而未及虞氏，可证其书虽在,早已无人问津。虞翻(公元170-239年)会稽人生当汉魏之际，五世家传孟氏易，与中原盛传之京氏易、费氏易等，颇有同异。其地属南方，时属汉末，有总结汉易的地位。然虞氏之卒，王弼已十四岁，未久而魏易风行,汉易式微。时代既变，如虞氏之说不可再见。约百年后范长生(即蜀才)(公元?一318年)善虞氏易《集解》尚辑有范注二十三节可证。范在蜀佐李雄时，或能广传其书,宜相隔四百年，唐李鼎祚在蜀尚研读世人不读之
书。《周易集解》以虞氏为主，其有得于孟氏易可知。
迨五代时，唐中叶尚存之各家易注全部散佚，故《周易集解》之辑，又有保存古文献之功。且成书之时在《孔疏》百余年之后，全书之内容上及魏易百余年前之汉易。由汉易直继《易经十二篇》之旨，庶可窥见通贯三古之易理。故李氏此书,犹继往圣之绝学,无他书可与媲美。奈此书虽成，流传不敌《孔疏》。终唐之世，于儒林未闻有重视其书者。
今更应进一步理解李鼎祚的思想,其自序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自然虚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遗照,精义入神。”又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此所谓“刊”，所谓“补”,因魏晋以来,仅存郑、王两家。唐代于《易》虽以王注为主郑注尚在流传唯虞、荀之易注习者绝无仅有。故李鼎祚重虞荀卦爻变之象，以刊辅嗣扫象之野文，以补康成未取之逸象。其视《易》玄合一，犹发展虞氏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之义，内具易象“近取诸身”的养生之道。且唐代正三教分治之时，唯易理足以合之。故李氏于序中又说:“原夫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然则此书之旨，在使玄学合易理以权舆三教，犹改革道教，开创三教合一的新义。可见唐代有李通玄、李鼎祚二人，实为完成以魏晋易与汉易之理通往佛老之途的代表者。故唐易之整体观，须以孔疏合诸二李之书而方显。
若《周易集解》之作用，贵能承前以启后，非如孔疏之断代于魏。然由唐迄今又经千有余年，此书之盛衰与《周易》整体观之变化，仍相呼应。当唐末五代之乱，儒释道三分之唐易，一变而为统一的宋易。关键人物有陈抟(公元889?一989年)作先天象数之图，其次先天卦序,对认识《周易》卦象有划时代的进步。九、十之数，又能展开讨论先秦已具备的数学原理。是皆有见于由汉至唐的学术成就，方能抽象而归诸《周易》的象数。以当时的形势论，佛教《华严经》的法界，因武宗禁佛而化成禅宗五叶的机锋。玄宗合至赜的汉象，促使产生钟吕学派。此派学者著有《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等以创新道教，实于百年间受《周易集解》之影响。陈抟生当其时，能总结唐易而理通三教。既生白于虚室,乃以至止之心游刃其间，庶能深味十翼中若干警句，以绘此自然之《易》序。其象数有邵雍(公元1011-1077年)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等传之，实为理学之本。惟理学之道，虽兼取三教之理而必以排佛老为主，大违陈抟之旨。小程子(公元1033-1107年)之《易传》，仍据于弼注而不及《系辞》以下五翼。仅于贵尚虚之整体观，一变而为重伦常之整体观。此仍未合《周易》三古之时，其失与王弼同。
及南宋朱熹(公元1130-1200年)能集理学大成，于《易》又合陈、邵、周、张、程而一之，庶成宋易之三古，凡陈、邵犹伏羲易，程犹文王易,周、张犹孔子易。既备三古之时，故宋易足与汉易抗礼。惜保存在《周易集解》中之汉易文献，宋代学者殊未觉察。程、朱之间有朱震(公元1072-1138年)者，虽已阅读《周易集解》，然其所著之《汉上易传》，仍以宋易为主而酌取汉易。朱子门人林至之《易裨传》中，亦述及汉易之法，且知虞氏易“之正”之变。奈知象而未知象之所指，皆未合以汉观汉之理，对汉易的认识距离甚远。
惟朱子能推原宋易于陈抟,其见甚卓,且从吕祖谦本以分辨二篇、十翼，则三古之时,灿然明白。晚年注《周易参同契》《阴符经》等，为其思想之归宿。反身以得汉象,决非偶然。朱子既卒,程、朱之理学大兴。宋易以朱子为主，由元、明至清初未变。清康熙帝敕李光地纂成《周易折中》(公元1715年),为宋易发展之最高峰。五百余年间，王弼注已为程传所代替，虽存有《周易集解》中之汉易资料，绝无一人能读其书，此又见宋易独盛之情况。
清由雍正而乾降，学风又变。重朴学考据，可免自我作古之弊。若宋易之三古,其何以为信史。故必逆而上推,步步为营，究古籍以核证史实，为朴学之的。以《周易》论，由魏易王注而及《易经十二篇》，必经汉易。欲究汉易，仅有《周易集解》中之资料尚在。故此书成于唐，约经千年而始受重视于清。故汉易的绵延，不通观较长历史时期的变化，决难说明其内容，亦难喻《周易集解》之重要。
今日有志于学《易》者,仍当以此书入门。凡清代研究《周易集解》而有成者，择要而言，初创于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与惠栋(公元1697-1758年)父子，继有张惠言(公元1761-1802年)之深入研究虞氏易，则于仅存之汉注，略能说明其象。然于三古之易，赖此汉注而忽乎《易经十二篇》之原文,难免有抱残守阙之感。即使汉注尚全，亦属汉代四百年之学《易》情况,其何可不及汉后之易学发展。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有见干此，乃继李鼎祚《周易集解》而重辑《周易集解》贵能网罗天下放失之汉唐旧闻而全收王韩易注。成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则已合汉易与魏晋易而一之，唯明显有与于二氏之唐宋易仍严斥之。
此孙氏之志，不期而有焦循(公元1763-1820)以《易学三书》足成之。焦氏以三十七年之功，成书于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其书之出，有治《易》之独见，庶可当清易而无愧。总观清代之治《易》，不外汉、宋二途。治汉治宋者，什九为《周易集解》与《周易折中》所囿。然知宋易
而未知汉易者，有大批清代易著,其内容已不足观。
故乾嘉后之学《易》者，不可不知汉易，如能深研汉易而知其蔽，始可发展《周易》之整体观，此唯焦氏循足以当之。焦氏者究汉易而重虞氏易，且能直探封象而得其理，则决非张惠言辈所能及。所著之《易图略》犹伏羲易，《易章句》犹文王易，《易通释》犹孔子易。由三书以应三古，清室三百年中仅焦氏一人，故足与虞翻、朱熹并立而为汉、宋、清三代的整体易学。
然焦氏之书,必以虞氏易为非，与王弼之扫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或未究虞氏易，决不能成其《易图略》。继之衍成《易通释》而结成《易章句》，是犹发展王弼之扫象而扫辞。扫象者，全然不论乾为马、坤为牛之具体易象。扫辞者，又全然不顾二篇文字之内容。故以焦循为代表的清易，实为汉易与魏易之合，为今后发展易学的又一方向。能识此虞氏易发展成焦氏《易学三书》之原委，庶见《周易集解》有承启之功，而李道平恰当其时。
然李氏仅得惠张之书而能读汉易，其于孙氏、售氏发展《周易》整体观之创举，或尚未知。唯有得于《周易集解》，则可断言。乃于全书之注，逐条疏通之。其间汉人之注约一千八百节，已为汉易家所注意，此外近千节属魏晋至唐人之注，皆惠张等所忽视者亦为疏通,基本能阐明注者之理。且所加二百余节“愚案”与百余节“案”,欲使注者之理,以合诸《易经十二篇》之旨,义皆平稳。故此《纂疏》之成,不仅属汉易，可由之而明唐李鼎祚之思想。
至于汉易所以难读者,因另有文字外之易例,此例于汉代本不待言,然经魏晋易、宋易之独盛，知者已鲜。惠张等所阐明之汉易，犹说明汉人读《易》之例。家法不同，即取例不同。而此书于卷首，能集“诸家说《易》凡例”,计有卦气、消息、爻辰、升降、纳甲、纳十二爻、六亲、八宫卦、纳甲应情、世月、二十四方位十一例，则汉易中孟、京、马、郑、荀、虞之例，主要者已明。准其例以读其注，确可迎刃而解，故循此以读《周易集解》，殊多便利，此为《纂疏》之价值所在。
然今日读此书者,岂可仅知汉易而已,不可不观其发展之迹，至少宜理解唐李鼎祚之思想。此点李道平尚未自觉,然已起此作用。如《疏》原序有曰:“谓《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故为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惜未能以唐观唐，并且未理解三教于唐代的内容，此清人未知唐易，与宋人未解汉易之失同。故善读《周易集解》者,不可仅以汉易之资料视之。善读此《纂疏》者,又须以唐易读之。进而合此《纂疏》与孔疏并读，可有万千变化,焦循决不能专美于前,是所有望于循此《纂疏》以研究《周易集解》者。
至于此书之版本，初刊本流行未久而板毁于兵。王先谦续刊《皇清经解》，虽得其书以未遑考订而置之。时王编修懿荣奏请以清人所著诸经义疏颁行学官,即以此书为首,故名扬全国。光绪辛卯(公元1891年)既有三余草堂刻本，又收入湖北丛书。更有长沙陈宝彝详为考校而成思贤书局本。
今以三余草堂刻本为底本，参校丛书本与陈校本。于陈校本前，有王先谦序及陈氏之《重校纂疏识略》。王氏有言:“且序(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之序)云'刊辅嗣之野文’，是其意不以王氏为然而甄录及之，窃所未喻。《纂疏》乃用汉儒易义以释王、韩、孔三家之说,斯惑之甚也。又其书征引多误，识者用为訾病。”斯实断章取义,全然未知唐李鼎祚之旨，其见反未及李道平之能以《周易集解》为主。又陈氏之校,于纠正征引及误字误刻处,颇有可取,惟全本汉注之理以绳此《纂疏》亦未可为是。故此次标校，每用陈校本改正其误，然不取为底本者，庶可见此书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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