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韻校本》版本問題再談[1]
汪啟明 田膂
汪启明，男，四川绵阳人，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训诂学、汉语方言研究。田膂，女，云南蒙自人，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方言。
【摘 要】趙振鐸先生《集韻校本》出版後，學界好評如潮。但也有對版本選擇和校勘材料提出疑問者。論文指出善本有不同的含義，既有藏書家之善本，又有校勘家之善本，還有訓詁家之善本；宋本可寶，但應該主要是藏書意義的善本，而非校勘學之善本。校勘學善本，務須精校方好。宋本《集韻》有作者之失，也有刻者之誤，不校則難以為好的底本。論文又從商榷的角度，討論了《四庫全書考證》的校勘學價值問題。並對王培峰先生《〈集韻校本〉疏失補正》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見。
【關鍵字】《集韻》；底本；考證
一、引 子
《廣韻》《集韻》均源於魏晉南北朝《切韻》，也都成書於北宋①。宋李燾（1115-1184）《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又《續資治通鑒長編》：“丁巳……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廣韻》、《韻略》，仍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丁巳（1017）、寶元（1038-1040），時在《廣韻》成書不久，則所修當為《集韻》。據《集韻》卷首載，仁宗景祐四年（1037），朝廷敕命修《集韻》，宋祁、鄭戩、陳彭年、丘雍、賈昌朝、王洙、丁度、李淑等與其事。陳彭年等《大宋重修廣韻》刊佈（1008）僅26年，景祐元年(1034)三月殿試後，朝廷又敕編《集韻》，緣由則可見金州本《集韻》卷十：“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奏：昨奉差考校御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座坐、氐氏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釋轉音，重疊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聖聰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疏漏，子注乖殊，宜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知適從。”
魯國堯（2003:626）先生從學術史的角度做了詳細的考察與論證，認為《集韻》是“作”，且“並非在《廣韻》的基礎上修修補補，而是旨在另編一本新型韻書。”
《集韻》編撰品質不高，清陳謐《方先生墓表》：“嘗謂文莫古於《說文》，韻莫詳於《集韻》，惟其詳也。故俗體兼收，訛字訛書亦不勝指屈。蓋當時董其役者，既未精通小學，而卷滋多，勢固所必然也。”
可見，除了本身的品質問題，宋人大量刻書，手民之誤，也致其書不能讀。所以《集韻》在宋代影響並不大，元、明也並無刊行。無校則無書，《集韻》本身的問題和刻印增加的問題，引起清人注意，一時校家蜂出。據趙振鐸（2006a）先生統計，清人直接校理過《集韻》的有三十餘家，雖無“鄭箋”之慮，但除幾家外，均乏善可陳。
趙振鐸先生《集韻校本》甫一問世，學界好評如潮，李開（2014）、魯國堯（2013）的成果，已經影響很大，本無置喙必要。但近有一些不同的聲音②，需要進一步討論。
二、《集韻校本》的底本選擇問題
段玉裁認為校書有二難，其中就包括底本選擇。正如顏之推所言：“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關於《集韻校本》底本的選擇，近有學者提出應該以宋代的潭州、金州、明州作為底本，它們才是善本。我們認為，選擇什麼樣的本子作為底本，體現了作者的學識與水準。
善本的概念，隨時代發展而發展。善本原稱“善書”，始見《漢書·河間獻王傳》。宋以來所稱善本一般多為古本、舊本、始見本；張之洞提出三個條件，丁丙有四條標準，《中國善本書總目》概括了“三性九條”。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則以精校為善本。可見，善本並不都有校勘學價值，這包括宋本。
對於古本，尤其是宋本，趙振鐸先生（1980:173）有深刻的認識：“舊本確實可貴，但是一味根據舊本也不妥當。前代一些版本學家貴宋本，只要是宋本，他們都認為是好的。明末藏書家更是酷嗜宋本，懸重金論頁徵求宋版書。其實宋版也不盡可靠。”他還舉了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和宋版《說文》的例子加以證明。
底本的選擇不應是以古為上，遇到眾本各有短長，甚至可以用多本為底本。汪啟明（2010）在《考據學論稿》中提出 “善本必經校讎”，不經校讎無所謂善本，尤其在《集韻》一書有大量原生性錯誤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姚覲元《重刻集韻·類篇·禮部韻略·序》：“《類篇》、《韻略》已多訛字，《集韻》則觸處皆誤，幾無完膚。”于建華（2005:145）：“《集韻》存在的錯誤甚夥，除了校勘學所謂的訛、奪、衍、倒以外，還有編者造成的錯誤，或者說原始性錯誤。包括張冠李戴、假詞、斷句錯誤、原文和注文牽混、引用錯誤等。”以姚、于二說，則《集韻》也非校不可讀。如此，只以版本早晚作為選擇底本的標準，則忽略了《集韻》包含大量原生性錯誤這一基本事實。
馬端臨《文獻通考》指出，善本要“盡載諸本同異”，因此應以已校本為底本，尤其應選擇精校本作為底本，方為正道。段玉裁說得好：“凡校書者，欲定其一是，明賢聖之義理於天下萬世，非如今之俗子誇博贍、誇能考核也。故有所謂宋版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宋版豈必是耶！故刊古書者，其學識無憾，則折衷為定本以行於世，如東原師《大戴禮》、《水經注》是也。”這段話中“所謂宋版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宋版豈必是耶”不啻醍醐灌頂。段玉裁又斥不能考核者為“俗子”，正說明學識高下決定了對待古本的態度這一校勘學基本原理。
不校勘，無善本。昔人對善本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凡書籍必須精加讎校，方為‘善本’，否則便是‘俗本’‘劣本’。”（毛春翔1977:5）朱弁《曲洧舊聞》：“宋次道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應該說明，不經校勘不為善本，前人早有論述。葉夢得《石林燕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而宋以後，隨著印刷術的推廣，刻書之風日熾，因倉促為之或刻意為之所造成的錯誤之處不少。正如蘇軾《東坡志林》：“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校勘《集韻》，始於司馬光《類篇》。如《類篇》卷四十二指《集韻》陽韻“陸”字古文“疑誤”；又說《集韻》失收之字有六處。元明兩代，《集韻》並無刻本。清代校理《集韻》最早的學者為余蕭客，《愛日精廬藏書志》有載。清以來，校勘《集韻》的學者除《集韻校本》所列外，尚有王念孫等學者在研究其他典籍時連帶校理《集韻》、“輾轉移錄”的一些過錄本、“成書未刻”的稿本以及一些筆記中的牽涉和零星校讀。
根據以上所述，對《集韻校本》為什麼以顧校曹本為底本，需要再加申說。趙振鐸先生（1995:80）指出：“學者多利用南宋明州刻本或它的影抄本來校曹本。對於曹本的這個母本，因為它深藏宮中，很難見到，也沒有人能夠去利用。今天能夠看到這個本子，把它和曹本對校，不難發現，前人用宋本校改的許多地方，這個本子並沒有錯。這說明這個本子的寶貴。……仔細校讀了這個宋刻本，不難發現，它裏面的錯訛比曹本少得多，而其中可以校正明州本系統《集韻》的地方也非常多。”可見，明州本也不是最好的本子，曹本所據母本更為“寶貴”。
《集韻》宋本存在不少“原生性錯誤”。趙振鐸先生（1995:78-80）曾舉了數條宋刻本裏面與曹本相同的錯誤。這裏試舉兩條：
1.平聲五支 酈：魯地名。錢本、毛本此下有“又姓”二字，朱一新校宋本同。案：宋刻同曹本脫此二字。
2.平聲十六蒸 耳：昆孫之子為耳孫。錢本、毛本“昆”、“耳”二字互易。錢校宋本同。案：宋刻同曹本。
據此，對於宋本，我們應該一分為二，既要看到他的價值，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既要看到刻本之誤，更要看到編者之誤。這個問題前人的看法較之今天有些學者更勝一籌。
清末民初，湖南版本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寫過“宋刻書多訛舛”一條：
王士禎《居易錄》二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葉德輝還指出“宋本亦有不盡可據者。……宋以來儒者但求義理，於字句多不校勘。其書即屬宋版精雕，只可為賞玩之資，不足供校讎之用。”同時舉出數部“宋本不合於古本”之書證明自己的觀點：
書名
宋本不合於古本處
《四書朱注》
不合於單注、單疏
《易程傳》、《書蔡傳》、《詩集傳》、《春秋胡傳》
異於唐、蜀《石經》及北宋蜀刻
《九經三傳》（岳珂相台家塾所刻）
異於唐、蜀《石經》
還寫過“元刻書之勝於宋本”如下表：
書名
宋刻
元刻
《論語注疏》
宋十行本
經則元元貞丙申平陽梁宅本
《爾雅郭璞音注》
明吳元恭所從出之宋本
元大德平水曹氏進德齋本
《後漢書》
宋建安劉元起之本
史則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
《繪圖列女傳》
阮氏文選樓所據刻之余氏勤有堂本
子則元大德本
《纂圖互注揚子法言》
宋治平監本
元刻
《增廣音注丁卯詩集》
宋版
集則元大德本
《文選李善注》
南宋尤袤本
元張伯顏刻
《東坡樂府》
宋紹興辛未曾慥刻本
元延祐庚申葉曾南阜書堂刻本
前人於宋本不盡為善本尚有不少論述，試舉幾例：
1.陸貽典校《管子》跋：“古今書籍，宋版不必盡是，時版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
2.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宋槧本”：“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為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為大方所笑者也。”
3.清萧穆《敬孚類稿》卷九：“記朱文公昌黎先生集考異原本”：“夫宋本號為精善，元明以來皆寶之。近世儒者校定經史，凡誤字難通者，多穿鑿附會，強為曲從。今據朱子所言及考訂，即韓公之《集》至宋猶未甚久也，而諸本今皆罕覯，尚多訛謬若此，則宋世所刊經史古籍今人必一一尊信以為無誤，豈篤論哉！然今得宋槧古籍，自非精博如朱子，強為附會，亦其蔽也。”
4.清徐珂《清稗類抄》鑒賞類“汪一之藏書於欣托山房”：“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劣，有大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數。《青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而刻於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然不謂之宋刻不可也。”
文獻還記載了宋本失誤的一些典型事例：
1.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嘗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金字，本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2.清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又《春秋左氏釋文》《禮記釋文》兩種，亦宋刻。並見《史記》一部……又《三皇本紀》末有二行云‘建溪蔡夢弼傳卿親校，刻於東塾，時乾道七月（當是“年”字譌）’春王正上日書。”
趙振鐸先生（2006a:261-263）指出：“宋本有精到的地方，也有訛錯的地方，要具體分析，認真對待。”“用傳世典籍校《集韻》，不難發現《集韻》的編者，或憑自己的記憶，或轉引他書，沒有認真核對原書。”“校理《集韻》，不僅要注意版本上的訛誤，還應該注意編者粗疏造成的失誤。”
正確的例子如：
通：他東切。《說文》：遠也。錢本、毛本“遠”作“達”。方校:“‘達’訛‘遠’。據宋本及《類篇》正。”案：宋刻作“達”。
錯誤的例子如：
1.《集韻》平聲一東：“錬，都籠切。《方言》：‘輨、軟，趙魏之間日錬𨬍。”這個字的字頭就錯了，這一條不該在東韻。這條文字在《方言》第九是：“輨、釱，趙魏之間日煉𨬍。”煉，郭璞《注》音柬。《廣雅·釋器》收有這一條，字也作“煉”，從柬，曹憲音諫。從東作錬是一個錯字。
2.《集韻》平聲十七真：“秦，慈鄰切。文九。”這個小韻曹本和宋本都只有八個字頭，但是毛本、錢本這個小韻的“榛”下有“嫀，女字”，補上之後才是“文九”。
3.《集韻》去聲十三祭韻：“幣，必袂切。財也。《周禮》幣餘之賦。于寶讀。”宋本也是錯的。
4.《集韻》平聲三蕭：“䱂，伊堯切。魚名。《博雅》鱔䱂，鱮也。”方成珪《考正》：“《廣雅·釋魚》：‘鱃、䱂、𩼈，鰍也。’宋本‘鱃’作‘䱹’亦誤。”
宋本《集韻》刻本有六，其中慶曆本、蜀本和中原舊本均佚。郭立暄（2012:201）：“《集韻》現存三種宋本，金州軍本長期藏於日本皇宮，對中國後來之傳本之作用甚微，影響後世傳本的主要是明州本與潭州本。……毛抄、錢抄的底本指向今藏上圖的宋明州本，曹本的底本指向今藏國圖的宋潭州本。”同意毛抄、錢抄出於明州本的還有顧廷龍（王世偉2005:2-4），時永樂、王景明（2006：61-62）指《集韻》共有宋刻本六種，流傳至今者三種，另有影宋抄本二種，並認為“這些本子皆為‘希世之珍’的文物性善本，但皆難以稱得上校勘精審的學術性善本”，所以《集韻校本》不以此為底本，而以祖本為潭州本的曹本是有理由的。
明州本與潭州本並不能分伯仲。根據李致忠（1985）的研究，潭州本是南宋孝宗朝（1162-1189）刻本，又據王肇文（1990）的意見，明州本《集韻》的刻工與之相同者不少，也可認為是南宋初年的作品，則二者屬於同一年代。因此，從年代學考慮，明州本、潭州本是同一時代的本子，並無高下之分。時永樂、王景明（2006）從刻工姓名等考察，認為此本曾在南宋中期做過修補，應該叫“遞修本”，“就修補過的書版而言，這個本子也不是初印本，而是很晚的印本”。而潭州刻本，則“文字上有勝於其他版本之處”。
有學者說“顧修本校勘不精”（王培峰2014），因此不能選擇為作底本。但我們認為，之所以選擇顧校曹本為底本，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顧廣圻本人在校勘學史上的地位。顧廣圻創造了“不校校之”的理論。《禮記考異跋》：“書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葉德輝《藏書十約》：“書不校勘，不如不讀。……今試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鉤乙如其書，一點一劃，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本。顧千里廣析、黃蕘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別為叢書，板歸一式。盧抱經文弨、孫淵如星衍所刻之書是也。”顧廣圻還有大量的校勘實踐，所校之書有做底本的資格。張之洞《書目答問》：“諸家校刻，並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據，戴、盧、丁、顧為最。”傅增湘則指顧氏：“其校勘之精嚴，考訂之翔實，一時推為宗匠。”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在其所作《顧千里年譜》中將顧廣圻稱為“清代校勘第一人”。葉昌熾《顧廣圻千里》：“不校校書比校勤，幾塵風葉掃繽紛。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選擇顧氏校本，正是由於他最突出的“不校校之”，最大程度存真的校勘學思想。
那麼，可不可以用校勘本做底本呢？有兩個例子可以作為旁證：
1.《史記》版本眾多，而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史記》有如下出版說明：“現存最早的本子有南宋黃善夫本”，“此外嘉靖、萬曆間的南北監刻的二十一史本，有毛氏汲古閣刻的十七史本和清乾隆時刻的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以下簡稱金陵書局本）……現在我們用金陵本作為底本，分段標點。”在《點校後記》中又說：“我們不用比較古的如黃善夫本，也不用比較通行的如武英殿本，而用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作為底本，分段標點，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完善的本子。”
2.陸德明《經典釋文》采唐以前注230家，保存不少古音古義，此書宋本佚，清代流行通志堂經解本，這個本子雖然源於宋本，但已非宋本原貌。盧文弨認為宋本雖然好，“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
近世校勘學名家張舜徽（1962:126-127）對於版本選擇，有一個很好的意見。他認為要“盡量利用近人校書的成果”，並舉了王念孫校《淮南子》及《管子》《漢書》《資治通鑒》等校勘為據，說“我們更應尊重最後出的校本”。
三、關於《四庫全書考證》的校勘學價值問題
《四庫全書考證》是清廷極重視的一部書。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要求《四庫全書考證》編成後，要將其與《四庫全書總目》一起置於《四庫》之首：“此次所進《總目提要》，並王太岳、曹錫寶所辦黃簽考證，將來書成時，俱著列於《四庫全書》之首。”也就是說，這部書是與四庫全書總目一起刊行的副產品，他的編纂官來自四庫的黃簽處，由他們來確定校箋的選擇。聚珍本《四庫全書考證》總目後載：“纂輯官：王太岳、曹錫寶；原纂官：王燕緒、朱鈐、何思鈞、倉聖脈、楊懋珩、繆琪。”可知，編纂《四庫全書考證》共有八人，但無論是成書還是纂者，該書的缺陷是明顯的，所以幾百年來影響並不大。張升（2011:117）：“編成《考證》一書，本意是為了讓民間可據此參考改正相關書籍，但是，該書又不收每條考證，因此，《考證》的參考價值是頗有限的。例如，某一書，《四庫》本改動了數十處，而《考證》只收其中的十數條考證，那麼，民間可參考的就只有這十數條考證。”又說：“《考證》一書所收是非常有限的，不但對黃簽是如此，而且對一般的校簽更是如此。因此，乾隆雖然將《考證》與《總目》並列在《四庫》之首，極為推重，但其影響並不大，根本無法與《總目》的影響相提並論。”有的學者對這部書的批評還相當不客氣，黎翔鳳（2004:1）：“郭校搜羅廣博，所未收者，唯王太岳等《四庫全書考證》，然其書極粗略，非有價值者，故宮文溯閣近在咫尺，無異文可征，余未一顧也。”李花蕾（2016:56）印證了這一結論。
清代校勘學達於鼎盛，名家輩出。《書目答問》附錄清代學問家，列校勘名家者有三十一人：何焯、惠棟、盧見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謝塘、姚范、盧文弨、錢大昭、錢東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孫、張敦仁、丁傑、趙懷玉、鮑廷博、黃五烈、孫星衍、秦思複、阮元、顧廣圻、袁廷檮、吳鼒、陳路、錢泰吉、曾劍、汪適原。這當中，並無《四庫全書考證》的幾位館臣。這些校勘大家，具有廣博的知識和求實的學風，凡經他們校勘的書籍可稱善本，最負盛名者當數盧文弨、顧廣圻、戴震、惠棟、王念孫、段玉裁、阮元、孫星衍等人。《四庫全書考證》的名單中雖然不乏學富五車者，但少有如上述學者名聲者。這也是《考證》一書影響不大的原因。
四、《〈集韻校本〉疏失補正》的幾個問題
王培峰先生撰《〈集韻校本〉疏失補正》（2014），論證《集韻校本》中丁校、方校、衛校都出自《四庫全書考證》，他說：“丁校、衛校與《集韻考證》的內容幾乎完全重合”“方校也引用了《集韻考證》”“丁校大多與《集韻考證》相吻合”“此三種校本部分或全部出自《集韻考證》”。並精心選擇了15條論據來證明上述觀點。我們做了如下工作：（1）將這15條論據按《補正》順序編號；（2）分別比較方成珪、衛天鵬、丁士涵校語與《四庫全書考證》校語；（3）我們採用叢書集成本《四庫全書考證》（1937年版）作為《集韻校本》對刊本。
（一）關於方成珪校
方校與《四庫全書考證》的差異如下表。
《四庫全書考證》與方成珪校《集韻》比較表
方用宋本
方出篇名
方增出處
方異出處
內容異
論據
3、8、9
1、2、4、7
5、6
10、11、13
12、14、15
占比
20%
26.7%
13.3%
20%
20%
根據《補正》提供的15條材料，不難看出，方校比《四庫全書考證》更為全面而周詳，我們根本無法得出方校本引用《四庫全書考證》的結論。這裏還要指出，《補正》引《集韻校本》不夠嚴謹，下面第三節再討論。
（二）關於衛天鵬、丁士涵校
王欣夫跋丁士涵本謂：“唯丁書收羅校訂最為繁富精詳，當時丹鉛勤劬，廿年不下樓，成校語五萬餘條，歿後鐍閉數十年，從未顧視，前年其族人丁君載庵曾約孫伯南先生宗弼欲為理董付梓，伯南先生更來慫恿襄助為理，卒以斯事體大，荏苒至今。頃從張仁先生一麐後得此書，系丁先生手校曹刻本以贈海甯許勉夫先生克勤者。蠅頭精楷，一筆不苟，許先生亦有自校數十條，並加三色筆，語多精碻……但惜丁氏全書寶藏尚秘，若不及時刊行，深恐一生精力感此小學巨編終不免徒供蠧飽。”（趙振鐸2006b：198）
這段話我們要特別注意是：（1）校語50000餘條，絕非《四庫全書考證》的900餘條可以比肩；（2）作者親自看到過，“蠅頭精楷”，另有三色筆的許批；（3）全書未能刊行。可以說，我們能看到的丁氏校語只是鳳毛麟角而已。
從《〈集韻校本〉疏失補正》精選的材料，可得下表。
《四庫全書考證》與衛、丁校《集韻》比較表
異書名
異出處
無出處
內容異
相同
衛校
5
6、13
1、3、4、5、8、9、10
11、12、14、15
2、7
丁校
0
3、5、9、13
0
0
1、2、4、6、7、8、10、11、14、15
衛校，由於《補正》用全稱肯定判斷：“內容完全不出《集韻考證》的範圍。”然而從上表可以看出，即使用《補正》自己挑選的材料來對照，結論也相當武斷。尤其是《考證》有出處而衛校沒有出處的，要抄為什麼不連出處一起抄？該文精心挑選的15條證據應該最能說明問題，但尚且如此不能支撐觀點，令人生疑。
對於《集韻校本》的底本選擇之長，李開先生（2014）有詳細考論，可參考。
（三）關於《補正》引《集韻校本》的疏失問題
此外，我們還發現《補正》一文在關鍵材料引證上，存在不夠嚴謹的問題，雖然只有15條材料，還是出現了各種失誤。如下表：
《補正》引《集韻校本》的疏失表
序號
《補證》引文
《集韻校本》原文
疏失
1
釋草
釋艸
字之誤
2
《廣雅·釋器上》：“陌”作“帕”，是。
《廣雅·釋器上》：“陌”作“帞”，是。
字之誤
3
注“大”訛“人”
注“大”譌“人”
異體字
10
衛校：“斤”作“鬥”。丁校：“鬥”誤“斤”。方校：“斤”當作“鬥”。
衛校：“斤”作“斗”。 丁校：“斗”誤“斤”。 方校：“斤”當作斗”。
字之誤
13
此句《廣韻》作“頂上有細骨如群毛”。
此句《廣韻》作“頂上有細骨如禽毛”。
擅改原文，字之誤
15
作“猲狚”。《山海經》“猲狙”。
作“獦狚”。《山海經》“獦狙”。
擅改原文，字之誤
以上所引材料有兩條是《補證》擅改《校本》原文的，是否為了牽就《四庫全書考證》，令人生疑。
再，第6、7、10、12、14條則是在引文時遺漏了部分內容，有的还非常重要。例如，為了印證方校引用了《四庫全書考證》，作者引方校時只截取部分內容。（1）第6條，《補證》引方校為：“《說文》‘渽’作‘涐’。段氏據此及《漢書·地理志》蜀郡下師古注正。”《集韻校本》引方校為：“案：《說文》‘渽’作‘涐’。段氏據此及《漢書·地理志》蜀郡下師古注正。《廣韻》‘渽’作‘溨’，亦誤。”遺漏了方校所引的《廣韻》一書。（2）第7條，《集韻校本》所引方校的文獻《廣雅·釋室》，與《四庫考證》相較，多出了篇名，還轉引《類篇》《文選·西京》《景福殿》等。至於《補正》的其他问题，如概念問題“影抄宋本”“影宋抄本”“影宋本”；邏輯問題“幾乎完全重合”；用字問題“云”和“雲”等，這裏暫不涉及。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善本有不同的含義，既有藏書家之善本，又有校勘家之善本，還有訓詁家之善本；宋本可寶，但應該主要是藏書意義的善本，而非校勘學之善本；宋本也不盡可信，宋本中既存在原生性錯誤，也存在刊刻流傳中產生的錯誤，不校難以為好的底本；校勘底本應選擇精校本為宜；《四庫全書考證》校語數量不多，品質也不高，從校勘學上來看，其價值有限，又有魏校與之大體類似，故《集韻校本》列魏校而不列四庫館臣校，相對於《集韻校本》所列的幾萬條校語來說，無非小眚罷了。至於《〈集韻校本〉疏失補正》，無論是材料還是立論，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附注：
①郭瑩、胡安順（2015）、黃錦君（2001）、雷勵（2012）、辛璐（2012）、楊雪麗（1996）等學者做了詳實的考論。
②王培峰《〈集韻校本〉疏失補正》（2014）對《集韻校本》的底本選擇等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
[1]本文是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國考據學研究”（批准號SC09X008）、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方言研究”（批准號14BYY112）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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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4辑（2018年
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4辑（2018年6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汪启明、田膂老师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