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國軍學本與早期和刻本
《春秋經傳集解》[1]
張麗娟
張麗娟，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版本學、經學文獻學。著有《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等。
【提要】南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春秋經傳集解》傳入日本後，經過南北朝時期覆刊、慶長時期活字印行、寬永八年崛杏菴訓點，在日本《左傳》學領域影響深遠。本文考察今存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兩部傳本，及由興國軍學本發展而來的早期和刻《左傳》諸本，從版式面貌、文字校勘兩方面觀其異同，從中可窺《左傳》文本在日本的傳播與演變進程。
【關鍵字】春秋經傳集解 興國軍學本 和刻本
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刊於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當時即被称为善本。日本南北朝時期據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覆刊，成為《左傳》在日本的最早刊本，也是日本外典刊刻的較早版本之一。此本經後代傳抄、翻印、訓點、校正，成為日本《左傳》學領域影響深遠的文本。本文考察今存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傳本，及由興國軍學本發展而來的早期和刻本《左傳》諸本，從版式面貌、文字校勘兩方面觀其異同，辨其源流，以見《左傳》文本在日本的傳播與演變進程。
一、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
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是南宋時期興國軍學所刻《六經》中的一種。南宋毛居正於嘉定十六年（1223）受命勘正國子監經籍，留下《六經正誤》一書，其《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傳》皆錄“興國軍本”異文，可證興國軍本《六經》之目。宋黃震於咸淳九年（1273）撰《修撫州六經跋》中也曾提到興國軍本《六經》：“《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己未虜騎偷渡，興國板已毀於火，獨撫州板尚存。”可見南宋時期興國軍學本《六經》與撫州本《六經》並稱，都是官刻經籍中為人稱道的善本。
興國軍，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改永興軍置，宋隸江南西路，治所在今湖北陽新縣。興國軍學刊刻《六經》並非同時完成。據今存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卷末聞人模跋可知，早在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當時的興國軍學教授鄭仲熊即主持刊刻《五經》。至寧宗嘉定間，鄭刻《五經》書板猶存，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聞人模時任興國軍學教授，鑒於《五經》書板漫滅損壞，“且缺《春秋》一經”，遂在當地官員支持下，發起刊刻《春秋經傳集解》，並修復《五經》舊板，事成於嘉定九年（1216）正月。[2]根據黃震的記載，興國軍學本《六經》書板毀於“己未”，當即蒙古大軍大規模入侵南宋之理宗開慶元年（1259）。今興國軍學本《六經》僅《春秋經傳集解》一經孤存，其他五經早已不存於世。
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以下簡稱“興國本”）今存兩部傳本，皆與日本有關。一部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為金澤文庫舊藏本，除卷3，4，20，21，26-28抄配外，各卷保存完整。八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名。卷前有“春秋左氏傳序”,卷三十末有“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序後刻經注總字數“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並《經傳識異》四葉、興國軍官員銜名、聞人模刊書識語。鈐有“金澤文庫”墨印及 “枝山”、“允明”、“文炳珍藏子孫永保”、“井口氏圖書”、“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秘閣圖書之章”、“御府圖書”等印。[3]又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宋刻《春秋左氏音義》五卷，與宮內廳藏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版式、字體、刻工等皆同，且同樣鈐有“金澤文庫”墨印，兩者為一本散出。
傳世另一部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流傳軌跡亦頗坎坷。此本為毛氏汲古閣舊藏，後散佚。原本所附《春秋左氏音義》及《經傳識異》進入清宮天祿琳瑯，見《天祿琳瑯書目》卷一著錄，嘉慶中與其他天祿琳瑯珍本一同毀於大火。而此部《春秋經傳集解》的三十卷正文亦有殘損，僅餘十八卷殘本為黃丕烈所得。[4]此十八卷殘本後歸汪士鐘藝芸書舍，見於《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至清末續有散佚，其中卷10，15-20，23-30共十五卷，歸入陸心源皕宋樓，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將此本著錄作“宋刊建大字本”，今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另有卷22，民國間輾轉為周叔弢所得，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靜嘉堂文庫藏各卷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殘卷，皆鈐有汲古閣毛氏及汪士鐘諸印，可證其原為一本。[5]
前人已注意到存世兩部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有印刷時間的不同。汲古閣舊藏、現靜嘉堂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分藏的一部，為較早印本，未經補版；宮內廳及尊經閣所藏一部，為較晚印本，有部分補版葉。增田晴美先生曾作《關於<春秋經傳集解>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本與南北朝覆宋刊本》一文，[6]主要比較靜嘉堂藏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與日本南北朝覆刊本的異同，同時也詳列宮內廳藏興國本與靜嘉堂藏興國本各葉刻工姓名對照表。我們由此對照表可大體判斷靜嘉堂本與宮內廳本的版葉異同：兩本刻工相同之葉，即宮內廳本保存的原刻版葉；兩本刻工不同之葉，即宮內廳本新的補版版葉。從對照表可知宮內廳本與靜嘉堂本有相當量的異版，如卷十五共37葉，其中9葉兩本異版；卷十六共33葉，其中17葉兩本異版。這些異版就是宮內廳本的補版版葉。（參見圖一）
右为宮內廳本（補版，刻工“彦璋”）
由於兩部傳本分藏三處，利用不易，前人無法對兩部傳本的版刻細節與文字異同詳加比較。今宮內廳本已有方便的影印本及網路資源可以利用，我們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二十二與宮內廳本相比勘，可以發現兩部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傳本在版刻及文字上都有一定的差異。本卷共30葉，其中第1-5葉國圖本與宮內廳本為異版，宮內廳本為補刻版葉。國圖本前5葉刻工依次為胡桂、胡桂、胡、余、胡桂；宮內廳本依次為祚、中、發、中、中。宮內廳本的補刻版葉據原版覆刻，單字的字體結構非常相似，但筆畫更寬展、刀法較銳利，整體看風格有所不同。第6葉以下兩本同版，皆原刻版葉。國圖本雖亦有不少斷版，難稱初印，但其版面字跡清晰，未見修補痕跡；宮內廳本於國圖本斷版處斷裂更為嚴重，有的斷裂處進行了修整，版面字跡漫漶嚴重，有的文字經局部改刻。如第15葉上半面，國圖本“哉”、“為”、“歸”處有斷版，字形中間形成大的斷裂空隙。宮內廳本對此處斷裂加以修整，字形較為完整。第17葉上半面，國圖本字跡清晰完整，宮內廳本漫漶嚴重，第6行“受其咎”等字經改刻，筆畫較原刻的粗肥明顯不同。
宮內廳本與國圖本的文字差異，即主要體現在宮內廳本的補版版葉及局部改刻文字中。卷二十二第3葉下半面第7行國圖本“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宮內廳本“子良”誤作“子艮”。第5葉下半面第8行國圖本“封諸陳，紹舜後”，宮內廳本“舜後”誤作“為候”。這兩處異文皆在宮內廳本補版版葉，當為補版時偶誤。第10葉上半面第2行國圖本“二御失官”，宮內廳本“二”誤作“工”；第27葉上半面第7行國圖本“言不能為季氏逐小”，宮內廳本“氏”誤作“民”。此二葉國圖本、宮內廳本同為原刻版葉，但宮內廳本漫漶嚴重經局部改刻，二字疑為局部改刻時致誤。
總體來看，國圖本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初印本，但未經修補，當可反映嘉定九年聞人模刊本的原貌；宮內廳本經過補版與局部修版，版刻面貌較原本有一定差別，文字上也有所變異。辨明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兩部傳本之間版刻與文字上的差異，有助於我們對日本南北朝時期覆刊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底本的考察。日本覆刊本《春秋經傳集解》據興國本翻刻，已為學界共識。但正如上文所述，興國軍學本有早印本與晚印本的區別，其版刻、文字有所不同。日本南北朝時期覆刊《春秋經傳集解》，其所據底本究竟是哪一種印本，覆刊時是否曾進行有意識的校改，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今存兩部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中，汲古閣舊藏本傳入日本甚晚，不可能成為日本覆刊本的底本；金澤文庫舊藏本傳入日本時間較早，但從種種跡象看，我們認為它也不是日本覆刊本的底本（詳見下文）。則歷史上還有第三部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傳入日本，它才是日本覆刊本所依據的那一部興國本。
二、日本南北朝時期覆刊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
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覆刊本《春秋經傳集解》（以下簡稱“覆刊本”），各家書目或著录作“室町刊本”、“五山版”，是日本最早刊印的《左傳》版本，也是日本外典刊刻的較早版本之一。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市立米澤圖書館及國內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均有收藏。[7]此本舊或以為宋刊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指為覆宋蜀大字本。楊守敬通過將此本與宮內廳藏興國本比較，指明二者之覆刊關係，今已成學界共識。[8]增田晴美先生詳細比較了覆刊本與興國本（靜嘉堂藏本）的版式、字體、刻工等，指出覆刊本對興國本有明顯的仿效繼承，尤其是覆刊本模仿興國本特異字形之例，令人印象深刻。[9]傅剛先生則通過覆刊本與興國本（宮內廳藏本）的文本校勘，進一步確認兩者的覆刊關係，並認為覆刊本對底本有校改。[10]
正如前人指出的，覆刊本在形式上忠實再現了興國本《春秋經傳集解》的版刻特徵。兩本皆八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雙順魚尾，雙魚尾間刻“左幾”，下刻葉數，各葉、各行文字起訖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覆刊本沒有照刻興國本版心的字數與刻工姓名（僅卷二有數葉照刻）。從卷二十二的比較來看，覆刊本字體風格完全承襲了興國本，某些字的獨特寫法都如法炮製。興國本因斷版形成的特異字形，如第10葉下半面末二行“星”、“冬”，第14葉下半面末三行“諸”、“至”、“欲”，第15葉上半面前三行“哉”、“為”、“歸”，第16葉末行“疾”等處，因斷版造成字形拉長變形，覆刊本亦按照拉長變形的字形仿刻，顯得極為怪異。第20葉下8行小字“戚，孫林父邑”，興國本“戚”字無誤，但左側撇劃有漫漶斷續，看起來似“氵”，覆刊本遂將“戚”字左側撇劃刻作“氵”，字形奇特。
在文本方面，覆刊本也完全承襲了興國本的異文體系。筆者舊曾取《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十一年至十五年為例，比勘宮內廳藏興國本與其他《左傳》重要版本。[11]從所得異文看，撫州本、越刻八行本等官刻系統本與余仁仲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等坊刻系統本，形成兩個比較明顯的陣營。興國軍學本與官刻系統的撫州本、越刻八行本較為接近，同時亦受到坊刻諸本的影響，其異文或與撫州本、越刻八行本相合，或與余仁仲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相合，也有與各本皆不同、興國本獨有之異文。今以日本覆刊本《春秋經傳集解》核校卷九異文，則興國本同於撫州本、越刻八行本者，日本覆刊本亦同；興國本不同於撫州本、越刻八行本者，日本覆刊本亦不同。與余仁仲本、元刻明修本的關係亦如此。特別是幾處興國本獨有異文，如文十二年經“秦伯使術來聘”注“術不稱氏史略文”，諸本皆如是，惟興國本“文”作“之”；文十三年傳“執其帑于晉”注“帑壽餘子”，諸本皆如是，惟興國本作“子”上多一“妻”字，日本覆刊本皆同興國本。
卷九亦可見覆刊本與興國本文字有異之處，如文十二年傳“胥甲佐之”，興國本“甲”誤為“申”；文十四年傳“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注“商人桓公子”，興國本“桓”誤為“相”。此皆興國本明顯誤字，覆刊本不誤。這是否意味著覆刊本在刊刻過程中對興國本誤字進行了校訂呢？筆者以為未必如是。因為正如我們上節所說，宮內廳藏興國本經過了補版和修版，補版、修版過程中有可能出現與原版不同之處。此二條異文所在的卷九第5葉及第7葉，宮內廳本雖為原刻版葉，但仔細觀察兩處異文，“申”字正當斷版處，有修補痕跡；“相”字及前後數字筆畫頗細，與卷二十二第27葉局部改刻“氏”誤為“民”處相似，疑亦出自局部改刻。因靜嘉堂本、國圖本缺卷九，我们無法確證宮內廳本此二處誤字是否因修版導致，但參考卷二十二兩個不同印本的比勘情況，我們認為這兩處宮內廳本誤字更可能出自修版時致誤，而非原版之誤。
筆者將日本覆刊本卷二十二與國圖藏興國本及宮內廳藏興國本相比勘，認為日本覆刊本所依據的興國本，與經過修補後印的宮內廳本有一定差異，而更接近於早印未經修補的國圖本。本卷宮內廳本與國圖本異文有四例，國圖本“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宮內廳本“良”誤作“艮”；國圖本“封諸陳，紹舜後”，宮內廳本“舜後”誤作“為候”；國圖本“二御失官”，宮內廳本“二”誤作“工”；國圖本“言不能為季氏逐小”，宮內廳本“氏”誤作“民”。前二例為宮內廳本補版致誤，後二例為宮內廳本局部改刻致誤。此四例國圖本不誤、宮內廳本訛誤之例，覆刊本皆不誤。這與其說是覆刊本校改了興國本的誤字，還不如說是覆刊本所依據的興國本本來就無誤。從覆刊本的某些版刻細節，也可透露其底本更近於國圖本、而不同於宮內廳本的特徵。如卷二十二第15葉上半面“哉”、“為”、“歸”等處，國圖本可見大的斷版，字形中間形成空隙而拉長變形。宮內廳本此處斷版經過修整，“哉”、“為”、“歸”恢復正常字形。觀覆刊本此數字，字形怪異拉長，正與國圖本斷版後形成的字形吻合，而與宮內廳本不類。因此我們認為日本覆刊本所依據的興國本，應當是印刷時間與靜嘉堂本、國圖本相近的未經修補的早印本，而不會是宮內廳藏本這種經過修補、文字有所變異的後印本。卷九“胥甲佐之”、“商人桓公子”兩處宮內廳本誤字、覆刊本不誤的情況，雖不能完全排除覆刊本校改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是，覆刊本所依據的底本，原本就不誤。
卷九第2葉文十一年傳“獲其弟榮如”注“欲其兄弟伯季相次”，覆刊本“伯”作“仲”，是前人早已注意到的覆刊本不同於興國本之異文。[12]宮內廳本本葉為原刻版葉，“伯”字未見剜改或修補痕跡。則覆刊本“伯”作“仲”，當非補版或局部修版所致。檢今存各系統《左傳》版本，除日本覆刊本及覆刊本影響之下的和刻本作“仲季”外，包括興國本在內的各系統《左傳》版本，如撫州本、越刻八行本、《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余仁仲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相臺岳氏本、明覆宋種德堂本，以及宮內廳藏金澤文庫舊藏卷子本《春秋經傳集解》，此處皆作“伯季”，無作“仲季”者。[13]日本覆刊本作“仲”字無早期版本依據，疑為覆刊時偶誤。興國本“伯”字正當一行之末，或因底本有殘缺損壞，或有其他原因，覆刊時遂誤刻為“仲”字。
由“仲”字例可知，雖然覆刊本對底本字形極度忠實甚至到盲從的地步，仍然難免因各種原因而出現與底本的少量差異。此種情況在卷二十二中亦可見。卷二十二第7葉下首行 “言梼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下”字宮內廳本、國圖本皆如是，覆刊本誤作“一”。第18葉上5行“字，養也，似雙生”，“似”字宮內廳本、國圖本皆如是，覆刊本誤作“以”。第20葉上7行“至于今賴之”，“今”字宮內廳本、國圖本無誤，覆刊本誤作“令”。第23葉上首行“欲與晉君代興”，“代”字宮內廳本、國圖本無誤，覆刊本誤作“伐”。此數處興國本早印本、晚印本皆不誤，當為覆刊本刊刻過程中的偶誤。
總體上看，日本南北朝覆刊本《春秋經傳集解》相當忠實地繼承了興國軍本的版刻特徵與異文體系，成為《左傳》在日本刊印的最早源頭，經後代學者研讀、傳抄、翻印，深刻影響了日本《左傳》學的發展進程。（圖二）
三、日本慶長時期活字本《春秋經傳集解》
日本慶長時期有活字版《春秋經傳集解》，是為南北朝時期覆刊興國本之後，《左傳》在日本的又一次印行。慶長活字本《春秋經傳集解》存世數量不少，且存在多個異版。據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今存《春秋經傳集解》活字版大體分為兩種，第一種稱為“慶長十七年以前活字本”，因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所藏此種活字本上有墨筆識語：“奧之會津人宗祥藏主入杏壇稱津梁不幸逝矣遺此本作當庠什物，慶長十七年壬子閏十月廿七日庠主寒松叟誌焉。”[14]第二種稱為“慶長中活字本”，川瀨先生推定為叡山月藏坊活字版，共有三種異版：イ本東洋文庫等藏，ロ本成簣堂文庫等藏，ハ本高木文庫藏。[15]今諸家館藏目錄所著錄之慶長活字本，往往不加區別，統稱“慶長活字本”或“古活字本”。
《古活字版之研究》收錄了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第一種活字版及成簣堂文庫藏第二種活字版イ本、ロ本書影。以《古活字版之研究》書影與諸館藏本比對，可確認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貴重-25）、國立公文書館藏本（274-0128）、京都大學藏清家文庫本（1-65/シ/6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故觀013681-013695）、北京大學藏本（LSB/4489），即川瀨先生所稱第一種“慶長十七年以前活字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另一本（故觀013025-013039），即川瀨先生所指第二種“慶長中活字本”ロ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WA7-49）、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106.12 00593）與イ本、ロ本書影皆不同，其中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有“高木家藏”印，疑即川瀨先生所指高木文库藏“慶長中活字本”ハ本。下文我們以國立公文書館藏第一種活字本（索書號274-0128，簡稱“活字A本”）、國會圖書館藏第二種活字本（索書號WA7-49，簡稱“活字B本”）為考察對象，比較兩種活字本及其與興國本、日本覆刊本之異同。
從版面形式看，無論是“活字A本”，或是“活字B本”，都明顯沿襲了興國本与日本覆刊本的形制。其行款同樣為八行十七字，版面安排亦繼承興國本、覆刊本。如卷一首葉的卷端題名、作者題署、每行起訖等，兩種活字本與興國本、覆刊本面貌完全相同。不過活字本沒有完全照搬興國本、覆刊本的版面，在某些地方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因興國本每行字数不甚固定，一般为行十七字，亦間有行字十八、十九字者。日本覆刊本完全照刻興國本版面，未做調整。而活字本為追求版面整飭，每行固定為十七字，小字双行同。這樣遇到興國本、覆刊本行字十八、十九字時，就需调整行字起訖，導致與興國本、覆刊本版面上的差異。以卷一為例，本卷第1、2葉活字本每行起訖與興國本、覆刊本完全一致，自第3葉第3行起行字起訖有所變化，直到第7葉下半面轉行進入下一段時，才恢復興國本、覆刊本原有版面。兩種活字本的行字調整基本一致，活字B本在活字A本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微調，稍有差異。如上述第3葉第3行起的行字調整，兩活字本相同；至第6葉下半面第7行，活字B本又有一字調整，直至第7葉下半面轉行時恢復一致。又卷前杜預序，活字A本題“春秋序”，活字B本題“春秋左氏傳序”。各年起始“經”、“傳”二字，活字A本以白文陰刻標識，頗為醒目；活字B本則不加標識。
從文字上看，兩種活字本同樣繼承了興國本的異文體系。興國本與其他早期《左傳》版本各有參差的異文中，兩種活字本與興國本、日本覆刊本高度一致。興國本、覆刊本與眾本不同的獨有異文，如文十二年經“秦伯使術來聘”注“術不稱氏史略文”，“文”作“之”；第10條文十三年傳“執其帑于晉”注“帑壽餘子”，“子”上多一“妻”字，兩種活字本皆同於興國本、覆刊本。
從興國軍本、日本覆刊本、活字A本、活字B本之間異文比較，特別是從誤字沿襲來看，活字B本源自活字A本，而活字A本的直接來源為日本覆刊本。卷九文十一年傳“獲其弟榮如”注“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日本覆刊本誤“伯”為“仲”，兩種活字本皆同覆刊本作“仲”。卷二十二昭十一年傳“至于今賴之”，日本覆刊本“今”誤作“令”，活字A本亦誤作“令”。昭十二年傳“齊君弱吾君”注“欲與晉君代興”，日本覆刊本“代”誤作“伐”，活字A本亦誤作“伐”。此數處皆興國本不誤，日本覆刊本始誤，可說明活字A本並非直接據興國本而來，其所據底本為日本南北朝覆刊本。
活字A本在排印過程中較南北朝覆刊本新增了許多訛誤，主要是因字形相近或活字誤植導致。如卷二十二昭八年傳“巧言如流”注“師曠此言緣問流轉”，誤“轉”為“輔”；昭八年傳“聞彊氏授甲將攻子”，誤“彊”為“疆”；昭八年傳“曰城麇之役不諂”，誤“麇”為“麋”，誤“諂”為“謟”；昭十年傳“告邑姜也”注“晉唐叔之母”，誤“叔”為“敘”；昭十一年傳“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誤“廢”為“慶”。以上蓋因字形相近致誤。昭八年傳“子旗欲治其室”注“欲并治子尾之家政”，活字A本作“欲”作“政”，“政”作“致”，此蓋因“欲”與“政”二字雙行並排而誤植。昭十年傳“遭子良醉而騁”注“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活字A本作“欲及子良騁故鮑告鮑文子”，也是植字中的偶誤。
活字B本繼承了活字A本的部分訛誤，如上述“彊”誤作“疆”， “麇”誤作“麋”、 “諂”誤作“謟”，“叔”誤作“敘”，“廢”誤作“慶”等。此數處興國本、日本覆刊本皆不誤，活字A本始誤，活字B本沿襲，說明其文本來源為活字A本，而非興國本或日本覆刊本。但活字B本對活字A本、包括對日本覆刊本中的訛誤，也做了不少有效的校正。如昭十一年傳“至于今賴之”，覆刊本、活字A本“今”誤作“令”， 活字B本已改正。昭十二年傳“齊君弱吾君”注“欲與晉君代興”，覆刊本、活字A本“代”誤作“伐”， 活字B本亦加改正等等。糾正活字A本訛誤處更多。當然活字B本在排印過程中也有新增誤字，此不再贅述。（圖三）
圖三 活字A本（左）、活字B本（中）、寬永本（右）
四、日本寬永八年刊本《春秋經傳集解》
日本寬永八年（1631）跋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卷前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卷三十末有“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及經注總字數。書末有“左氏春秋跋”二葉：
“……古者本朝之盛，建大學寮，設得業學生之科，令讀五經三史及天文九章等書，限《左傳》以七百余日，以謂文義古奧，簡帙重大故也。自是至今，迄於千祀，朝野傳習，師弟授受。然而時有隆污，人有智愚，則瑯琊之稻無辨，而空束高閣，奈何！至於艾穎擢異時之甲科，東萊撰一月至博議耶！今遇明時，大闡儒教，人知禮讓，家蓄經史。爰杉田氏玄与欲刊訓點《左傳》以行四方，屬予求善本。予嘉此書之裨益學者，遍考數本，正字畫之紕繆，改和訓之異同，可者存之，闕者補之，以俟後之君子矣。庶幾讀之者辨淄澠、分涇渭者，幸甚。峕寬永八年歲次辛未冬日南至尾陽路醫官法眼杏菴正意跋。”
杏菴正意即崛正意（杏菴，1585-1643），江戶初期著名的儒學學者。崛杏菴訪求善本，以數本考訂字畫，校正音訓，而成此本。較之此前的南北朝覆刊本、慶長活字本，此本最大的特點是刊有崛杏菴的訓點，這是日本刊印《左傳》最早的訓點本。[16]此本流傳頗廣，多家館有收藏。以筆者所見，日本公文書館藏本（274-0135）及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1/65/シ/5）为较早印本，保存了杏菴正意跋文。而多数传本，如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另一部（274-0134），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106.12 00594），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部（03069號、03070號），皆缺寬永八年杏菴正意跋，諸家或著錄作“江戶初期刊本”、“日本舊刊本”、“日本刻本”等。以下本文所據為國立公文書館藏寬永八年跋刊本（274-0135，簡稱“寬永本”）。
從版面安排及異文特點來看，寬永本由慶長活字本而來，確無疑義。[17]寬永本行款同樣沿襲了興國本的八行十七字，活字本對興國本、覆刊本行字起訖的調整之處，寬永本同於活字本。從異文特點看，寬永本亦沿襲了興國本-南北朝覆刊本-慶長活字本的異文體系。不過活字本共四種異版，寬永本直接源自何本，還需深入探討。就筆者所見活字A本與活字B本而言，寬永本更近於活字B本。上文所述活字B本對活字A本行字調整之處，寬永本同於活字B本。活字B本新增之誤字，寬永本多有沿襲。如卷二十二昭九年傳“誰之咎也”注“咎在晉”，他本包括活字A本 “在”字同，自活字B本始誤“在”為“有”，寬永本亦作“有”。昭十二年傳“子產乃使辟之”注“簡公別營葬地”，他本包括活字A本“公”字同，自活字B本始誤“公”為“分”，寬永本亦沿襲作“分”，等等。可見寬永本的底本出自活字B本（或與活字B本同為叡山月藏坊活字版的另兩種異版），而非出自較早的活字A本。
杏菴正意跋云其“遍考數本，正字畫之紕繆”，從卷二十二比勘來看可知所言不虛。寬永本不僅糾正了活字B本的一些文字訛誤，還對南北朝覆刊本甚至興國本的文字進行了校改，校改依據似出自興國本之外其他系統的《左傳》版本。如卷二十二昭九年經“夏四月陳災”注“災言繫於所災所害”，“言”字諸本有歧異。阮元《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監本、毛本‘言’作‘害’，是也。”[18]檢越刻八行本、相臺岳氏本此處作“害”，《四部叢刊》影印宋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等作“言”，興國軍本、日本覆刊本、兩種慶長活字本亦作“言”。此處疏文云“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可知孔穎達《正義》所見注文亦作“害”，故《校勘記》云“害”字是。寬永本未依底本作“言”，而改作“害”，當有別本依據。昭九年傳“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阮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滅’作‘蔑’。”[19]此處越刻八行本作“蔑”，興國本、日本覆刊本、兩種慶長活字本亦皆作“蔑”，而相臺岳氏本、《四部叢刊》影印宋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等作“滅”。寬永本未從興國本一系的“蔑”字，而改作“滅”，亦當據別本校改。
寬永本首次在正文文本中刻入訓點，反映了日本學者研讀《左傳》的成果，成為此後日本《左傳》訓點本之先導；[20]同時還參考諸本，對《左傳》經注文本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校訂。特別是依據其他系統的《左傳》版本對興國本-南北朝覆刊本-慶長活字本一系文字進行校改，是值得注意的情況，反映了此時期學者在《左傳》文本校勘上的努力。（圖三）
日本存藏《左傳》早期寫本，有藤井齊成會有鄰館藏唐（七世纪）写本、滋賀縣大津市石山寺藏日本平安時代（十世紀）寫本、東洋文庫藏日本平安時代（十二世紀前半葉）寫本等，尤其宮內廳藏金澤文庫舊藏卷子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全帙引人矚目。刻本方面，除靜嘉堂、宮內廳藏興國軍學本外，又有陽明文庫藏宋紹興間江陰郡刻遞修本、靜嘉堂文庫藏南宋刻元明遞修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宋刻巾箱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宋建安劉叔剛刻十行注疏本等。在傳入日本的諸多《左傳》版本中，興國軍學本因得南北朝時期覆刊，再經慶長時期活字印行、寬永間崛杏菴訓點刊刻，成為日本早期《左傳》傳播中的主流文本，影響最為深遠。而興國軍學本在傳入日本後的依次傳刻過程中，如何承襲與演變，也值得深入探討。筆者涉獵粗淺，文中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注釋：
[1]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71）、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版本研究”（项目批准号：14BTQ020）成果。
[2]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以為紹興二十二年鄭仲熊刊《五經》包括《春秋》，至嘉定間《春秋》板木無存，聞人模遂再刊《春秋》一經。見《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3年，第325頁。按聞人模跋云“本學五經舊版，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教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究竟是紹興所刊“五經”中有《春秋》而此時書板亡缺，還是紹興所刊“五經”中本就缺《春秋》，语意较为含混。從毛居正《六經正誤》引興國軍本異文遍及六經，及黃震“《六經》官板”之語，可知興國軍學本經書共有“六經”而非“五經”。宋代“六經”概念與前代頗有不同，《玉海》云：“國朝方以三傳合為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由於王安石貶黜《春秋》之影響，南宋初年《春秋》一經地位較另五經似有所不同。兩浙東路茶鹽司於紹興間刻八行注疏本《易》、《尚書》、《周禮》、紹熙間刻《禮記》、《毛詩》，至慶元中沈作賓始刻《春秋左傳正義》，號稱“合五為六”。鄭仲熊先刻“五經”，聞人模始增刻《左傳》，如此方足“六經”之數，正如沈作賓“合五為六”之舉。詳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宋代刻經的經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20頁。
[3]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著錄此本，以為“先儒以文庫印為贗，是也”。關靖《金澤文庫本圖錄》則認為“金澤文庫”印為真，指“枝山”、“允明”印可疑。此因金澤文庫創建時間早於祝允明所在的明代正、嘉間，若祝允明印為真，則其傳入日本時間較晚，就不可能有金澤文庫鈐印，反之亦然。今按，從藏書印分佈規律看，宮內廳本“金澤文庫”墨印鈐印位置頗固定，一般以兩卷為單位，前一卷首葉及後一卷末葉各鈐一枚，卷19，29,30則於每卷首尾各鈐一枚。推測此本原本分冊，除卷19,29,30三卷各為一冊外，其他皆兩卷為一冊，於冊首尾鈐“金澤文庫”墨印。卷端一枚鈐於框外右下角，卷尾一枚鈐於尾題下，極有規律。相比之下，“枝山”、“允明”的鈐印位置頗为随意，且隨“金澤文庫”印或書中批注文字位置而有所移易。這似可說明“金澤文庫”鈐印在前，“枝山”、“允明”印在後。又祝允明存世書法墨跡不鮮見，其中多有鈐“枝山”、“允明”者，筆者將其與此本二印比對，未見完全相同之鈐印。又尊經閣文庫藏《春秋左氏音義》亦鈐“金澤文庫”墨印，與宮內廳本為一本散出者，其中無“枝山”、“允明”印。由以上種種，我們認為宮內廳藏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所鈐祝允明二印為偽，此本傳入日本的時間當在金澤文庫創建時期，即十三世紀後半期。關於金澤文庫創建時間及宋版書東傳日本的情況，參見陈翀《兩宋時期刻本東傳日本考—兼論金澤文庫之創建經緯》，《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4]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著錄此本，云：“大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者十八卷，……舊為毛氏所藏，楮瑩墨凝，絕無點汙。雖不全，亦至寶也。後序末有‘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分兩行刻。”《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第三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5]此本分散離合詳情，參見筆者《說說南宋興國軍學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一文，載《國學茶座》2014年第2期。
[6]增田晴美《關於<春秋經傳集解>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本與南北朝覆宋刊本》，載《汲古》第23號，汲古書院，1993年。
[7]本文所據為市立米澤圖書館藏本，見該館網頁發佈之全文圖像。此本又有《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影印本，鳳凰出版社，2012年。
[8]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九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71頁。
[9]增田晴美《關於<春秋經傳集解>宋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本與南北朝覆宋刊本》。
[10]傅剛《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春秋經傳集解》解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11]包括臺北故宮藏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余仁仲本《春秋經傳集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越刻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阮元刊《十三經注疏》本等，詳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94頁。
[12]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三著錄舊刊覆江公亮本，指其“卷第九文公十一年傳注，江公亮本云‘其兄弟仲季’，興國軍本則‘仲’作‘伯’”，認為舊刊本非出自興國本。長澤規矩也《書志學論考·舊刊本考》對島田翰所謂“江公亮本”表示懷疑，指出舊刊本乃興國軍本之覆刻，“仲”字可解釋為覆刊本之誤刻。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冊第70頁，汲古書院，1982年。
[13]據傅剛《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春秋經傳集解》解題，陽明文庫藏宋刻《春秋經傳集解》此處亦作“伯季”。又據阿部隆一調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室町末近世初傳寫江公亮本《春秋經傳集解》此處亦作“伯季”，見《中國訪書志》第36頁，汲古書院，1983年。
[14]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安田文庫，1937年，第360頁。
[15]同上第375頁。
[16]參見上野賢知《春秋左氏傳雜考》，東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第24頁。
[17]上野賢知已指出“本書共三十卷十五冊，據古活板本翻刻”，《春秋左氏傳雜考》第24頁。
[18]《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2冊第550頁。
[19]《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82冊第552頁。
[20]在寬永本之後，有寶曆五年（1755）那波魯堂句讀訓點本、文化八年（1811）秦鼎《春秋左氏傳校本》等。後者多經翻刻，影響最廣。上野賢知指出：“《左傳》的訓點，由杏庵建立基礎，那波本树立方向，至秦鼎本得到確定。”《春秋左氏傳雜考》，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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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曾在臺灣大學舉辦的2018“東亞儒學的經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後發表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張麗娟老師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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