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舊稱“南宋撫州公使庫本”群經版本考
——以《禮記》與《禮記釋文》為中心
沈 暢
沈暢，文學博士。現爲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
摘 要：今傳所謂“南宋淳熙年間撫州公使庫刊本”經籍大多沒有明確的紀年標記。本文運用同書副本的刻工、版刻形態的比較，以及不同文獻之間的補版刻工繫年對比等多種方法，對於現存7部一直被認為是撫州公使庫刊本的十行十六字本宋刻經籍的真正刊刻時地進行重新考定。
關鍵詞：公使庫；撫州；經籍；刻工；補版
趙宋以文立國，朝中重臣均委以文官，而取士以經義，故群經之校勘槧版曆久而不衰。雖處紹興國家艱難之日，亦“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1]以歷代著錄及現存情況來看，僅就漢人單注群經而言，臨安監本以外，各道州府縣官刻經注不下數十種。在這些地方刊刻的漢人單注群經中，尤以淳熙年間撫州（今江西）公使庫刻本為學人所稱道。
據查，現今存世、被著錄為南宋淳熙年間撫州公使庫刊本的經部典籍一共有7部，它們是：《周易》十卷附《略例》，存卷首至卷六，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2]《禮記》二十卷，存有兩部，一部二十卷全，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3]一部存卷三、四、五及卷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共八卷,今藏國家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著錄；[4]《禮記釋文》四卷，存有兩部，一部四卷全，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5]一部存卷二至卷四，今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日]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著錄；[6]《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卷一至十六、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其中卷一至二、十九共三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7]其餘各卷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經部》著錄；[8]《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9]但是，根據各家著錄及查看原書的結果，除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四卷卷末確有“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的字樣外，其餘各書均無直接的刊刻時地信息，它們之所以被歸屬於撫州公使庫刊本，完全是依靠學者們基於各書之間對比的考證與推論。但是，前輩學者的相關論述與推測是否顛撲不破？這7部宋刻經籍是否都確爲“南宋撫州公使庫刊本”？要落實這一問題，只有搜集各方面證據進行翔實精密地考證。首先我們先對於有副本的幾種經籍進行考證。
一、兩部《禮記釋文》的比較考察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一部四冊，係1955年該館由香港購回的陳澄中藏書中之一部，此書歷經清顧廣圻、汪士鐘“藝芸精舍”、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民國陳澄中“郇齋”遞藏，各有藏印。正文末有同式名銜一版，稱“撫州公使庫/新刊注禮記二十卷並釋文四卷/（銜名七行略）/淳熙四年二月 一日”（附錄1：圖版一）。銜名葉之後暨全書之末，有嘉慶庚辰（1820年）顧廣圻手書跋文一則。根據跋文內容，此書時為顧廣圻從兄顧之逵（抱沖）“小讀書堆”之物，顧之逵將之配入前於此書購入並鑒定與此《釋文》係同版的“明嘉靖時上海顧從德汝修所藏，後百餘年，入昆山徐健菴司寇傳是樓”之“南宋槧本《禮記鄭氏注》六冊”而成《禮記附釋文》一部十冊。而且顧跋明言這部《禮記釋文》正文後的銜名葉為此書入藏“小讀書堆”之時所原有。故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這部“小讀書堆”舊物《禮記釋文》正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新刊《禮記附釋文》”的《釋文》部分。
而另一部被前人著錄為“南宋撫州公使庫刊本”的《禮記釋文》原系民國著名藏書家傅增湘於民國庚申（1920）年購得。自傅增湘雙鑒樓散出後，輾轉而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購得。1936年《東方學報》第六期中收入的阿部吉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禮類善本》已著錄此書，今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網站有全文影像圖板。既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已經可以確定為“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那麼我們的考證就必須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作為突破口，因而筆者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網站公佈的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圖片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中所收錄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仿真影印本進行仔細的對比研究，以探究這兩部《禮記釋文》的異同與關係。
（一）比較兩部《禮記釋文》的保存情況與版面形式特點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共四冊，半葉10行，行16字，小字雙行，行24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黑下魚尾，上魚尾下鐫“記音”，下魚尾下鐫葉數，四冊葉數流水碼一貫而下，共計一百二十二葉，銜名葉無葉數。四冊122葉流水碼分佈為：第一冊1至37葉、第二冊38至68葉、第三冊69 至96葉，第四冊97至122葉。版心底鐫刻工名，僅流水碼第5葉與流水碼第89葉未鐫刻工名。上魚尾上鐫字數，僅刻工苗幾所刻流水碼56、57、111三葉的刻工在版心底右，字數在版心底左。字體為初唐歐陽詢體風格。為典型南宋時期浙本系統官刻本風格。而且全書無一配抄，保存完整。
相比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清一色版面，今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傅增湘舊藏本的情況稍微複雜點。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本亦分四冊，四冊葉數流水碼同樣一貫而下，共一百二十三葉。但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保存完整不同，在這部《禮記釋文》中，首葉至第37葉、第61葉陰（即後半面）第二行至第68葉、第117葉陰、第119葉至卷末計四十九葉又兩個半葉均係後人配抄而刻本原葉已失去。故此本具有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進行對比考察價值的只有第38葉至第61葉陰第一行、第69葉至第117葉陽、第118葉共計七十一葉又兩個半葉。據這七十一葉又兩個半葉來看，這部《禮記釋文》四冊流水碼分佈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一致，因為此本第二冊首葉第68葉、第三冊首葉第69葉、第三冊末葉第96葉、第四冊首葉第97葉俱存。而此本大部分版面的半葉行數字數以及書口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相同，即半葉10行，行16字，小字雙行，行24字，白口。[10]但是，也有部分書葉在版面形式上也存在著不少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相異的地方。相比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清一色版面四周雙邊的風格，這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本中流水碼43、47、51、53、54、60、71、73、75、76、82、85、86、88、90、98、103、105、106、111、112、117、118共23葉為左右雙邊，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迥異。而且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清一色版心雙下黑魚尾、上魚尾下鐫“記音”的情況相比，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本流水碼51、60二葉版心為對黑魚尾，而流水碼47、54、73、75、82、86、90、98、103、105、111、117共12葉上魚尾下所鐫為“禮記音”而非“記音”。這二十三葉是否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一樣是用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所刊版片刷印而成的，就頗可質疑了，因為四周雙邊的版框怎麼也不可能改造成如此自然的左右雙邊。
（二）比較兩部《禮記釋文》的補版遞修情況
在比較過兩部《禮記釋文》的保存情況與版面形式特點，並初步產生質疑之後，我們再對於兩部《禮記釋文》的補版遞修情況進行考察。
眾所周知，中國古籍雕刻版本由於其製作方法的特性和書籍內容的特點，導致不少的雕刻書本的版片會連續幾十年甚至數百年不停地刷印，這裏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宋浙江翻刻四川漕運司在眉山刊刻的“南北朝七史”，[11]這套書的版片從南宋到明末清初一直在不停地刷印，直到清嘉慶時期貯放這套書版的江寧縣學尊經閣一把大火把這七史的版片燒了個乾淨，才結束這套版片長達六百餘年的生命。不停地刷印就會造成版片不停地耗損，版片耗損就得修補，如果全版模糊漫漶或斷裂嚴重就必須得重新補刻新版以抽換原版。這樣就造成了遞修補版的情況。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保存良好，全書沒有一葉版面上有補版的記錄。而且，由足以傳達原書真貌的仿真影印本來看，[12]這部《禮記釋文》每一張書葉都是墨色純正濃郁。而每個字一筆一劃之間均剛健有力，筆鋒字腳更是鋒芒畢露、猶如筆寫。而且這122張書葉，每一葉均清晰相仿，絕不似遞修版片印製出的書籍那樣會出現版片之間清晰程度不一的情況，並且全書歐體字也是一樣的風格。以上種種足以證明這部《禮記釋文》是毫無修版補版的早印之本。
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則是另一番景象。這部書許多書葉的書口上刻有不同的刊刻時間，這是只有補版才會有的，因為原版根本無須在書葉上另標年份。而且書口標的這些年份相差不是一年兩年，關於這一點，收錄在《藏園群書經眼錄》裏的傅增湘先生的著錄也有明確的記載。但是，由於這個本子保存不佳，導致書口殘破嚴重，那些我們沒有發現補版時間而書口又有殘破的書葉是否其補版信息正好隨書口破損而失去也未可知。
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中可以清晰辨識的補版一共有以下十種：
“開禧乙丑換”：39、44、78、83、84、107、
“淳佑”：42
“壬宍（寅）刊”：43
“壬申”：45、74、77、89、93、109、114
“壬戌刊”：46、55、80、102、
“戊申刊”：51、
“乙丑換”：61
“甲申”：91、95、113、115
“戊申”: 94、106、
“*申刊”:101
（排列順序為紀年在流水碼中出現次序，冒號後為紀年所在流水碼數）
另有第48葉版心有一“刊”字，第53葉版心有陰字字跡殘損不清，第110葉版心有字懷疑是“壬申”，此三葉未知所指，為謹慎起見，棄而暫不以補版論。
南宋淳熙四年為丁酉年，以上十種紀年，無一與之重合者。故這28張刻有紀年的版片都不是淳熙四年所雕的，即便這部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所刊，這十種紀年所涵蓋的也絕不是原版而係後來補版。由於補版與原版總會有著或大或小的差異，這28葉就根本沒有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進行進一步對比考察的價值。
(三)比較兩部《禮記釋文》的文字細部特徵
以上我們通過考察，又剔出了28葉補版。至此，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全書123張書葉已經有78版被證明不可能是用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所雕板片即刷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的板片刷印的。現在還剩下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沒有被落實。為了明晰地考辨這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是否是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禮記釋文》，我們只好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拿來從內容上進行一一對比。
現將兩部《禮記釋文》內容上的相異之處舉例列表（對照表格見附錄2）。
表格中所列，只是在眾多差異中挑選出來的比較特殊、具有代表性、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讀者如果細心就會注意到，筆者所選的例子均與文意無關。這些例子有的是字形差異，有是筆意不同，有的是文字與邊欄距離不同，還有一些是行款迥異。前三種差異由於根本無礙閱讀，因而絕不會因之而楔木剜版，而最後一種差異更是不同版片的鐵證。因而上面三類差異都可以成為證明這兩部書相對應的待測書葉不同版的證據。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足以證明兩部書相對應的待測書葉為不同版片所刷印的證據竟然涵蓋了待測的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書版的全部。也就是說，待測的所有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的書葉全部與對應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不是由同一套版片刷印而成的。由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是已經被證實的“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新刊《禮記附釋文》”的《釋文》部分，所以待測的所有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的書葉也就全部都不是由南宋撫州公使庫在淳熙四年所雕刻的那一套版片刷印而成。
在前面我們已經通過考察，發現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的123葉書葉中，有四十九葉又兩個半葉係後人配抄，另有二十八葉是有明確紀年且不是雕版於南宋淳熙四年及其前後兩三年間的，現在，剩下的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也被硬實的證據證明並非是用南宋撫州公使庫在淳熙四年所雕刻的那一套版片刷印而成的。因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這部《禮記釋文》不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
(四)比較兩部《禮記釋文》的原版刻工
雖然我們剛才通過文字細緻對比證明既非配抄又沒有準確刊版記年的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全部都不是由南宋撫州公使庫在淳熙四年所雕刻的那一套版片刷印而成，進而考定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不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但是這四十五葉又一個半葉書葉的版心大多都有或多或少的殘損，如果某一葉是用補版刷印而刻有刊刻時間的部位恰好缺失，我們也無從知道。因而，以上的考察也只是證明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沒有一葉會是用刷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的版片即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禮記釋文》的原刊版片刷印的。而如果這部《禮記釋文》全部是用後來補刊的版片刷印，自然就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本不同了。
幸運的是，根據親眼查驗過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這部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原件的學者的記錄，這部《禮記釋文》確實是有原版葉面存在的。日本學者阿部隆一在《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一文中，依據其對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原件的目驗，對此書有包括刻工、刊刻年份在內的詳細著錄，在著錄中，阿部隆一詳細地將刻工按照時間進行記錄。根據阿部隆一的著錄，這部《禮記釋文》中屬於原版的刻工有“周忠、定、孔”三人。[13]用刻工信息保存完好、已經被證實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新刊《禮記附釋文》”的《釋文》部分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與之查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禮記釋文》全書122葉，除了流水碼第5葉、第89葉原本就沒有刻工（並非葉面缺損所致，而且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第5葉為配抄，第89葉為壬申補葉而並非原版）外，全書120處刻工記錄，沒有一個是“周忠”、“定”、“孔”中的一種。也就是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這部全部原版的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新刊《禮記釋文》沒有一版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的原版相同。
（五）小結
由是我們也就知道了，刷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這部傅增湘舊藏《禮記釋文》的版片根本與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雕刻的那部“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新刊《禮記附釋文》”版片毫無原版與補版那樣的血緣關係。由此，我們可以確信前輩學者對於這部《禮記釋文》版本歸屬的判斷確實是錯誤的，傅增湘於1920年購進的這部《禮記釋文》根本就不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而是由另一套行款與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相同的版片刷印的。
二、非“撫州公使庫本”單注本群經的分辨與其刊刻時地的探討
現在，我們已經確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禮記釋文》確爲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禮記釋文》殘本則決非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那另外5部經籍與這兩部書的關係如何呢？
（一）現存舊稱“撫州公使庫本”單注本群經版本歸屬分析
由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禮記釋文》殘本補版頗多，這些補版均在版心位置標有補版的干支紀年，而另外5部“南宋淳熙年間撫州公使庫刊本”除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外，其餘4部書均有標有干支紀年的補版。因此，我們可以以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禮記釋文》作為參照系，從分析補版著手進行嘗試。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這5部經過補版遞修的經籍的書葉上所標的補版干支及補版刻工在四個干支區間上發生了重疊，具體的情況如下表：
《周易》壬申 | 《左傳》癸酉 | 《禮記》壬申 | 《禮記釋文》壬申 |
黎明 | 黎明 | ||
高榮 | 高榮 | 高榮 | |
嚴思明 | |||
思明 | |||
嚴思敬 | |||
敬 | 敬 | ||
伯言 | 伯言 | 伯言 | |
嚴卓 | |||
卓 | 卓 | 卓 | |
詹奐 | 詹奐 | ||
黃 | 黃 | ||
志海 | 志海 | ||
黎友直 | 黎友直 | ||
友直 | 友直 | ||
明 | 明 | ||
安全 | 安全 |
《周易》壬戌 | 《左傳》壬戌 | 《禮記》壬戌 | 《禮記釋文》壬戌 |
思敬 | 思敬 | ||
友直 | 友直 | ||
高安国 | 高安国 | ||
施贊 | |||
劉明 | 劉明 | ||
劉元 | 劉元 | 劉元 | |
元 | 元 | ||
虞大全 | 虞大全 | ||
大全 | 大全 | ||
高安道 | 高安道 | ||
祝士正 | 祝士正 | ||
士正 | 士正 | ||
吴仲 | 吴仲 | ||
明 | 明 | ||
高寧 | |||
寧 | 寧 | 寧 | |
国 | 国 | ||
安 | 安 | ||
余章 | 余章 | 余章 | |
忠 | 忠 |
《周易》癸丑 | 《左傳》癸丑 | 《禮記》癸丑 | 《公羊》癸丑 |
弓顯 | 弓顯 | ||
范從 | 范從 | ||
陳浩 | 陳浩 | ||
刘彦明 | 刘彦明 | 刘彥明 | |
高安國 | 高安國 | 高安囯 | |
高安富 | 高安富 | 高安富 | |
黎友植 | |||
黎友直 | 黎友直 | ||
张友 | 张友 | 张友 | |
吳申 | 吳申 | 吳申 | |
虞大全 | 虞大全 | 虞大全 | |
陳浩 | 陳浩 | ||
蔡伯升 | 蔡伯升 | ||
余元 | 余元 | 余元 | |
曾栢 | 曾栢 | ||
高寧 | 高寧 | 高寧 | |
江坦 | 江坦 | ||
高定 | 高定 | ||
吳茂 | 吳茂 | ||
李大亨 | 李大亨 | ||
刘杲 | 刘杲 | ||
吳仲 | 吳仲 |
《周易》開禧乙丑 | 《禮記》開禧乙丑 | 《禮記釋文》開禧乙丑 |
高安国 | 高安国 | |
施赞 | 施赞 |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第一表裏《春秋經傳集解》的“癸酉年”與“壬申年”相連，且《春秋經傳集解》癸酉年補版刻工與其他三部書壬申年的補版刻工多有相同者，而《禮記》中也有刻工“安全”在癸酉年刻的版片，這與《左傳》的補版相合，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春秋經傳集解》的癸酉年應該是其他三部書的壬申年的後一年，也就是說，這是一次開始於壬申年而結束於癸酉年的補版活動，而不會是相隔近一甲子的癸酉至壬申甚至間隔更長的時間，因為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刻工一起工作超過半個世紀。說明了這一問題，我們再結合開禧乙丑、壬戌、癸丑三個干支來看，就會發現《周易》、《禮記》、《禮記釋文》、《春秋經傳集解》這4部書分別在四個時間段由四組相近的刻工進行了補版，這樣的相合，基本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禮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這4部書應該是常年保存在一起的，[14]再加上四部書的原版刻工中也有高安国、蕭韶、吳生、李高等相同者，因而可以推斷刷印這四部書的版片乃是同一發起者大致同時刊刻並常年保存在一起的。因為即使有以一些相同的刻工為雕造主體的多套同式經籍存在，如果要這些經籍多次聚在一起一同修補版片，其可能性也是極其微小的。而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更是共有“甲申”“戊申”“辛卯”“壬寅”四種干支年份的補版，因而這兩部“經文”與“釋文”才應該是真正用同一套《禮記附釋文》的版片的不同部分刷印的書，但是它們是否為同時刷印的同一部書就不得而知了。既然上文我們已經考證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的《禮記釋文》卷二至卷四殘本根本不是所謂“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那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這3部書，就絕不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
（二）綜合考辨刊刻時地
既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這4部書不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它們又是刊刻于何時何地呢？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日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這4部書的原版刻工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的原版刻工相同的有高安国、吳生、黃珍、潘憲、余仁、余中、陳祥、陳忻、李杲、周俊、蕭韶、鄧成等20餘人。當然，也有相異的原版刻工，如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中的駱伸、伯言，《春秋經傳集解》中的翁定、聶居、嚴方、余美，日藏《禮記釋文》中的周忠、《周易》中的黎友直、周達，這些刻工均不見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這樣同而有異的情況，似乎在說明以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為代表的這一批十行單注本經書的刊刻時間與地點大致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相當。再結合這幾部經籍原版書葉避宋孝宗趙眘的名諱而對於宋光宗趙惇的名諱卻直書不諱這一情況，[15][16][17][18]我們將其刊刻時地定在南宋孝宗淳熙前後的江南西路撫州地區附近是基本可信的。
此外，通過檢驗影印件的圖板不難看出，以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為代表的這一批十行單注本經書的字體是一種大致為歐體、但又參雜顏體的狀況，這種參雜不但有一個單字既有歐風又有顏味的情況，也有整個書葉的字體純乎顏體頗似宋建本的情況，如《周易》卷五葉七、《春秋經傳集解》卷五葉一等。這種介於南宋浙刻系統的歐體字與南宋建本的顏體字之間的版刻字體風格，正是南宋時期地理位置夾在浙刻系統地區與福建路之間的江南西路的版刻風格。[19]這又進一步為判斷這一批十行單注本經書的刊刻地點提供了有力證據。
三、探究兩部《禮記》的版本關係
以上已經考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的版本歸屬，但我們對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尚未進行探究，那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與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暨以上5部書之間有何版本聯繫？這兩部《禮記》是否如日本學者阿部隆一在其《“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一文所言[20]，是同一套版片所刷印的呢？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原為徐乾學“傳是樓”、顧之逵“小讀書堆”、汪士鍾“藝芸精舍”、楊以增“海源閣”等名家遞藏，於1927年由海源閣運至天津，抵押於天津鹽業銀行，後於1947年與其他91種善籍同時轉售於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至今，今日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印《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收有此書仿真影印本。此本二十卷全，線裝，分裝成六冊。半葉10行，行16字，小字雙行，行24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黑下魚尾，上魚尾下鐫“禮記幾”，下魚尾下鐫葉數，每卷葉碼自為起訖，版心下鐫刻工，僅卷3葉19因書口殘破而刻工名不存，其餘各葉刻工俱存。全書白紙釅墨，撫印精良，無一補版配抄。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那一部殘本，原系民國時期蔣汝藻“密韻樓”所藏，在後來與其他蔣氏藏書一起，被轉售於“適園”第二代主人張乃熊；至1941年，又隨張乃熊所藏所有宋元珍本一起售歸當時的中央圖書館，並於1949年運臺貯藏，今藏於臺北的國家圖書館。[21]筆者有幸自國家圖書館(臺北)獲得此書的全部圖板複印件。通過複印件，我們知道，這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僅殘存卷三、四、五及卷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共八卷，其中卷三缺首葉、卷四缺末葉、卷五缺葉二十六以下諸葉、卷十六缺前十葉、卷二十缺葉十及葉十八以下諸葉，[22]蝴蝶裝，分裝成二冊。半葉10行，行16字，小字雙行，行24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黑下魚尾，上魚尾下鐫“禮記幾”，下魚尾下鐫葉數，每卷葉碼自為起訖，版心下鐫刻工，總體看來，密韻樓舊藏本的這些版式行款大致與海源閣舊藏本同。但是，此本補版頗多，全書136葉，據王國維審定，無補版紀年的原版書葉僅8葉，[23]而日本學者阿部隆一所記錄的原本刻工略多於此數，[24]或王氏疏忽亦未可知，因限於影印條件，筆者所見的影印件有些書葉書口有黑影頗難辨認，但原版的數量不超過今存整部書的十分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
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補版頗多，這些補版均沒有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印本進行比較以探求兩部書之間關係的價值，因此，我們就先來比較兩部《禮記》的原版。阿部隆一在《“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一文中共記錄原版刻工13位，[25]另有單字5個。筆者結合阿部隆一的著錄，仔細考察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影印件，從中分辨出來確實為原版的書葉12葉，以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進行比較。
對比之下，發現這兩部書的12張書葉中有5張書葉的刻工是不同的，這5張書葉兩個版本的刻工名如下表：
卷 | 葉 | 北京 | 臺北 |
17 | 5 | 余文 | 弓 |
17 | 15 | 吳生 | 駱伸 |
18 | 14 | 余文 | 翁定 |
20 | 1 | 周俊 | 駱伸 |
20 | 7 | 吳山 | 高安道 |
由於宋元時期刻工在版心署名僅僅是為了計算工酬和標示責任，[26]因此，由刻工的相異自然可以推斷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刷印同為原版的這幾葉書葉所使用的版片不是同一副。但是，還有7張書葉的刻工名是一樣的，它們是：卷三葉三：蕭韶；卷三葉九：張太；卷三葉十三：李高；卷三葉二十二：周俊；卷四葉十六：高安国；卷四葉十九：余文；卷十九葉三：王全。粗看來，兩部《禮記》的這7葉似乎是用相同的版片刷印的，但仔細對照比較，二者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現將兩部《禮記》同刻工書葉的相異之處舉例列表如下（附錄3：附表）：
此表格中所列的相異之處，除了第一條是異文外，其他的所有例子都是無關文意之字形、筆意、字距差異，從在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整個版面上，殘缺模糊而未加修補字形與較為完好挺拔的字形並存的事實，並結合雕版印刷的一般常識可以推出，凡無關文意之字形、筆意、字距差異，由於根本無礙閱讀，因而絕不會因之而單為之楔木剜版。而對於第一條例子所舉的異文，由作為後印本的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相異部位與旁邊文字相交錯連接，而作為早印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此處左右兩字卻相隔頗遠這一情況，我們可以判斷出，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私”字絕不是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利”字挖改而成。因為按照雕版印刷的程序，挖改文字是先鏟去原先的文字，再將一小塊木楔楔入版片，鏟平再雕字。像刷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那樣的版片如果要把“利”字挖改成“私”字，必會把木楔削得右邊緣略占原先“刂”“亻”之間空白處的一半而決不會冒著傷及旁邊文字的危險削出個伸入“丿”劃下部的如此不規則的木楔楔進版片的，因此，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此處也絕不會是用刷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版片挖改刷印的。由以上的兩方面推證自可以判斷出，刷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和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這7張書葉的版片乃是由相同的刻工所刻出的兩幅版片而非同一幅版片。
既然兩部《禮記》的原版書葉既存在相對應的書葉刻工不同的現象，又存在即使是同一刻工所雕刻的相應的書葉也有明顯差異的事實，那麼這兩部十行單注本《禮記》就基本可以被認定是由兩套完全不同的版片刷印而成的。而通過將日本學者阿部隆一經由親自目驗而記錄下的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原版書葉的刻工名與確為初印本且刻工名大致保存完好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上的刻工名進行對比，我們又發現，在阿部隆一所記錄的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原版書葉上的18種刻工名中，有8種根本沒有出現在與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現存書葉相對應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葉的刻工中，他們是：翁定、江□、駱伸、伯言、劉仁、德、寧、圭、富。這又進一步證明了雕刻這兩套版片原版的刻工有著很大的差異，也就是說這兩部《禮記》绝非同版。
但是，這兩部《禮記》雖非同版，但它們的行款版式卻如此地相似，這不由我們不產生這樣的疑問：這兩部《禮記》會不會有一些血緣聯繫呢？為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將兩部《禮記》原版不同刻工的書葉放在一起略加對比。通過對比，我們發現，即使是不同的刻工所雕，兩部《禮記》原版書葉的版面風格還是十分相像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卷十七葉十五這一葉（附錄4：圖版），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的這張書葉是由駱伸雕版，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這張書葉則出自吳生之手，但這兩葉書版的每個字對應的排布位置頗為相似，以至於每行最後一個字的相對位置與距底欄的相對距離幾乎一致。由於這兩部書的字體乃是“能書之士各隨字體書之”，[27]而未如明萬曆出現的方體字那樣能夠做到標準化，因而，想讓兩部完全分屬兩個不同傳承系統的宋刻本書籍在文字排布位置上如此相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考慮到雕版印刷術的技術步驟是先寫樣、然後再將寫樣紙反貼在待雕木板上並按照寫樣的反影進行雕鑿這一事實，[28]這兩部並不出於一版的書籍既然出現這樣的版面相似狀況，那麼就可以基本認定這絕不是巧合，而是由於這兩部書使用了同出一源的底本進行寫樣上版的緣故。因此，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禮記》雖然絕非同一幅版片所刷，但二者應該是有一個相同的祖本（不一定是刊刻時所使用的底本），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不同版的書籍會在版面上如此相似。
既然前人經常將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一系的南宋撫州地區刊刻經籍誤認為“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可見這兩套經書的相似，那麼這部與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同祖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是否也可以歸為“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很輕率的。既然有一套至少包含《周易》《禮記》《春秋經傳集解》的十行十六字經籍與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極其相似，難保這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不是另一種同祖別本。而且《寶禮堂宋本書錄》經部也曾著錄過一部十行十六字的宋版《禮記》，但其刻工均為浙江杭州地區良工，與江西撫州無涉。由此亦可想見十行十六字的行款在南宋時期的經部文獻刊佈中的盛行。因此，基於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筆者所見資料的限制，對於這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的版本，我們只能做出以上稍顯模糊但謹慎的結論。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這7部被前人歸為“南宋撫州公使庫刊本”的經部文獻，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釋文》可以無疑地定為“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而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本《禮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禮記釋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分藏《春秋經傳集解》這4部書，雖非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所刊，卻是在南宋孝宗淳熙前後由江南西路撫州地區的其他機構或個人所刊刻的。至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與《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二書，後者由於證據有限，難做判斷，故而廢而不論，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禮記》則是與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禮記》有相同的祖本而不同版片的印本，至於它是否就是“南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本”，但依現在的證據，我們亦不能輕易做出非此即彼的認定。
附錄1：圖版
附錄4：圖版
注釋：
[1]李心傳：《建興以來朝野雜記》，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14頁。
[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頁。案：凡一本見於多處著錄者，此處僅列舉按照現藏地信息著錄的一種較常見的著錄，其餘書目書志的著錄不贅錄。
[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頁。
[4]“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國家圖書館” 1996年版，第112頁。
[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頁。
[6] [日]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編》，汲古書院1993年版，第302-303頁。
[7]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頁。
[8]“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年版，第82頁。案：這部《春秋經傳集解》在《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的著錄僅標注“南宋撫州公使庫刊本”而未標具體年號，但由於北京、臺北所藏兩個半部《春秋經傳集解》乃是原藏清宮的一部書分拆的（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跋》），且北京所藏殘卷宋諱至宋孝宗“眘”（“慎”）字止，故還依臺灣藏本的著錄。
[9]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頁。
[10]此處筆者並未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版框尺寸進行對比。前者據原大仿真影印本扉頁記錄及筆者測量，為半葉版框高21.3cm。寬15.7cm。後者據日本學者阿部隆一所著《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一文著錄，為20.3乘14.5（釐米）。二者版框高廣似乎有較大差別。但是由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尺寸數據來自他人記錄而非筆者親驗，而且根據圖片來看，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各葉的版框大小確實略有差異（附錄1：圖版二），筆者無法確定阿部氏測量所使用為哪一葉，更何況二本所記錄的尺寸差異僅一釐米左右，而根據電子書封面所標的尺寸進行對照（附錄1：圖版三），附錄1中所選的樣葉左右兩面的框高差距已達1釐米。如果阿部隆一測量的恰為比較窄的那一面，其測量數據未必有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框高數據相比較的價值。本文為謹慎起見，故不得不放棄這一方面的考察。
[11]這部世稱“眉山七史”的南宋刊本南北朝七史九行大字本，歷來學者都據《郡齋讀書志》定為井憲孟在四川眉山所刊刻。直到民國，張元濟發現其中刻工與宋慶元年間浙江刻《春秋左傳正義》相同者達數十人，由此認定“眉山七史“版片“在南宋時入浙”。而黃永年先生更根據“眉山七史”所有宋代原版的字體全部為宋浙本歐體風格而與宋蜀本近於顏體而略帶柳體味道的特點迥異定這套“眉山七史”為南宋時浙江翻刻眉山原刻本（見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程有慶等先生亦贊成黃先生之說。故本文采之。
[12]近年來所流行的仿真影印本完全以攝影照片彩色製版，不加描潤處理，所以不管從墨色、紙色還是版面、筆鋒都能存原書之真。
[13] [日]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編》，汲古書院1993年版，第303頁。
[14]《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由於只有癸丑一次補版，為慎重起見，不敢妄作與《周易》、《春秋經傳集解》等書一樣的推定，且在之後的論證中將之排除。
[15][日]阿部隆一：《“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22頁。
[16]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頁。
[17]“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年版，第303頁。
[18] [日]阿部隆一：《“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14頁。
[19]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頁。
[20] [日]阿部隆一：《“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21頁。
[21]“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國家圖書館”1996年版，第112頁。
[22]《“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及《“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均著錄卷十六缺前十葉及葉二十，但根據影印件的現存狀況，密韻樓舊藏本卷十六存葉十一至十六，缺葉一至十共十葉，其第十六葉恰為第十六卷末葉。此二處著錄“缺葉二十”乃是涉下文“卷二十”而衍。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無誤。
[23]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大通書局1994年版第2655-2656頁。
[24][日]阿部隆一：《“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22頁。
[25][日]阿部隆一：《“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版，第22頁。
[26]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1頁。李國慶：《兩宋刻工說略》，《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0年第2期，第25頁。
[27]葉德輝：《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35頁。
[28]宋刊古籍中多有寫工、刻工、印工、裝訂工的記錄，如南宋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末有“書表司劉瑜等楷書/刊字匠黃應等刊板”兩行銜名，這與民國時盧前所作《書林別話》一文記述的雕版技藝大致吻合，故可大致推測宋代雕版印刷的步驟。
注：本文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6辑，发表时限于版面，改附录2、附录3为正文内文字叙述。此据刊布后修订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注：本文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6辑，发表时限于版面，改附录2、附录3为正文内文字叙述。此据刊布后修订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沈畅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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