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胤宗
韋胤宗，陝西臨潼人，亞洲學博士。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書籍史、明清思想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摘要：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後漢書》上有三千七百餘條佚名過錄的何焯批校，這些批校，主要由兩方面內容組成：一是何焯對於東漢一朝史事、人物的評論和對於《後漢書》文本的評點，二是何焯對於《後漢書》史文和注文的校勘。其中，前者反映了何焯對於宋明史學評點之學的繼承和發展，後者反映了何焯對清代考據學特別是版本校勘學的開創之功。從何焯身上可以看出明清學術轉型時期學風轉變的軌跡。
關鍵詞：何焯；批校本；《後漢書》；校勘；評點
一、引言
何焯（1661-1722），初字潤千，號元友，後字屺瞻，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今蘇州）人。何焯祖輩在元元統年間以「義行」旌門，他便取「義門」二字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
何焯一生，與康熙朝相始終，他博聞強識，少負盛名，卻因生性耿直，得罪權貴，而際遇坎坷。康熙二十五年（1689）他以拔貢生進京，先後被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收為門生，但因為生性耿直，遇事直言強辯，不久就與徐、翁兩人交惡，因此潦倒場屋，直到不惑之年，也沒能博得半點功名。康熙四十一年（1702），經李光地推薦，才得以在南書房供職。第二年御賜舉人，參加禮部考試，未取，又賜為進士，改庶吉士，仍在南書房供職。不久，奉旨在皇八子貝勒府當侍讀，兼任武英殿纂修。三年後，因父親去世，離官回鄉。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經李光地推薦，二次入武英殿校書。第二年，授編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秋，受人誣陷入獄，後查無罪，釋放，僅免官，仍在武英殿供職。出獄後，何焯修纂更加勤奮，即使嚴寒酷暑，也不懈怠。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世，康熙讚美他「修書勤，學問好」，追復原官，并賜侍講學士。[1]
何焯著述宏富，然散佚尤多，他的《詩文古籍》、《語古齋識小錄》、《道古錄》等書都已不傳，現在傳世的有其後人編纂的《義門讀書記》（以下簡稱《讀書記》）五十八卷、《義門先生集》十二卷、《義門家書》四卷、《義門小集》一卷，以及何焯、陳鵬年等奉敕撰修的《分類字錦》六十四卷等。何焯批校的《文選》、《困學紀聞》等書也有多個刻本。除此之外，還有數量巨大的批、校、題跋等資料，保存在相關古籍中。
何焯是清初著名的文獻學家，平生尤喜藏書、校書，他與藏書名家徐乾學、毛扆等人交往密切，因此能夠見到許多孤本秘笈。他在吳中的時候，又經常與書賈來往，訪購不少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因此對於古籍版本很熟悉，用以作為校勘的材料也很豐富。且何焯通經史百家之學，其批校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全祖望稱：「其讀書繭絲牛毛，其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核，凡所持論，考之無一語無根據。」[2]因此，清人很早就開始吸收何焯的研究成果。清代最早大量採用何焯成果的是殿本兩《漢書》和《三國志》，殿本《考證》中引用何焯之語不在少數。方苞於〈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中曰：「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訪宋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譌，臣曾見其書，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3]
何焯長於史部，其校勘、訓釋、史評、史論多為清代史家所注意。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引用何焯批校19條，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引用何焯批校467條，清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引用何焯《讀書記》批校12條，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引用何焯批校17條。清惠棟《後漢書補注》引用何焯批校約183條，清沈欽韓《後漢書疏證》引用何焯批校12條，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用何焯批校254條，清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引用何焯批校11條。清趙一清《三國志補注》引用何焯批校654條，盧弼《三國志集解》有何焯評點近千條。錢大昕、梁履繩、陳立、李慈銘等學者也都對何焯的批校進行過引用和評論。[4]我們將上列書籍中的何焯批校與《讀書記》進行比對，就可以發現大部份的批校都是《讀書記》中所沒有的，這些清代學者所使用的資料，應該都來源於何焯批校本，或者何焯批校的過錄本。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義門讀書記》可否作為全面了解何焯學術特點、評價何焯學術貢獻的依據呢？
《讀書記》乃是何焯去世之後，其子侄、學生彚集何焯批校本所編。乾隆十六年（1751），即何焯去世約三十年之後，其弟子沈彤、侄子何堂等人首次彚集何焯批校本並整理刊刻成書。由於批校數量龐大，批校本又不易搜求，因此，數年只整理了《春秋三傳》、兩《漢書》、《三國志》等書的批校，編為六卷，書名「義門讀書記」。之後，蔣杲的侄子蔣維鈞根據家藏的何焯批校本和其父輩的過錄本，將《讀書記》增益至五十六卷，包括十八種古籍的批校，並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刻成書，是為現在的通行版本。[5]而依《中國古籍總目》及現今各公私圖書館藏書目錄，何焯手批或者過錄何批的古籍不下百種，因此《讀書記》所收這十八種，實際上只占何焯批校本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即使是《讀書記》中所收的批校，也經過比較嚴重的刪削，特別是校勘內容，往往幾乎刪削殆盡。例如，《讀書記》中收《後漢書》批校七百餘條，其中關於校勘者有九十餘條；而北京大學圖書所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後漢書》之上，有佚名過錄何焯批校三千七百餘條，其中有關校勘者多於一千六百條，兩者差距懸殊。所以，在現今批校本可見的情況下，《讀書記》只能算是二手資料，不能作為全面了解何焯學術特點、評價何焯學術貢獻的依據。要對何焯的學術有一個公允的認識，應該使用依然傳世而且數量巨大的批校本。
本文擬拋磚引玉，根據北大本《後漢書》上的批校，討論何焯校勘學與史學的特點和價值，以期通過這個個案研究，打開重新認識和評價何焯與其他清代學者的大門，並為重新梳理清代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後漢書》中的何焯批校
目前較易見的《後漢書》何焯批校本一共有五部，分別是：
（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毛氏汲古閣刻本（索書號：LSB/7288）：這是本文要重點評述的本子。本書上的批校都是用朱筆過錄來的，分析筆跡，過錄者有三人：卷首至卷八十三、志第十五至三十爲一人所錄，其書法較劣；卷八十四至九十爲第二人所錄，字跡端妍；志第一至十四爲第三人過錄，字跡瘦硬精工。另外，本書卷五十八，卷七十一至七十五等處還有一些墨筆過錄的惠棟《後漢書補注》的文字。這幾卷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朱批，顏色鮮紅，不同於原過錄筆跡的黑紅，應該是後來加上的，期間偶爾有「蠡舟按」云云，據此推測這些朱批可能是清代道咸年間的書畫家汪范（字蠡舟）所為。墨筆所引惠棟的評論與汪范的批注皆與何焯批校無關，而且很容易辨別，這些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2）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啟七年(1627) 雲林積秀堂刻(明)陳仁錫評本（索書號：線善797327）：此書上的朱筆何批是清謝浦泰（1676-？）所過錄，謝氏小楷精工，極為悅目。書後有謝氏藍筆題跋，曰：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有吳郡善本，係義門何先生批閱。金星輅借得義門藏本，宋尉如復借得星輅藏本，轉相臨摹，余復借宋子藏本，親自點勘，始於甲寅之春，至乙卯之秋□竟，圈點引據，□我滋多。其中七十三卷至七十九卷係門人黃肇錫所閱。一卷至十卷，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九卷係男安瀾所閱。重陽前一日聞鲅魚下旬 大行騎龍，皇帝登寶，而恤民勤政之詔絡繹而下，草野老人，不覺感恩泣下。此書適成，并誌時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太倉謝浦泰惺廛氏書。時年六十歲。
跋後有謝氏「得閒居士」朱方印。謝氏詳述輾轉臨摹何批的經過，可知此本上的何批其來有自。這個本子上的何焯批校與北大本的基本相同，兩者應該都比較接近何批的本來面目。
（3）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啟七年(1627) 雲林積秀堂刻(明)陳仁錫評本（索書號：線善816534-73）：本書上有朱墨藍三色批校，根據書中題跋，墨筆、藍筆都是過錄者通過與其它刻本對校得來的佚文；朱筆一部分是過錄的何焯批校，一部分是過錄者自己的批校，《續漢志》部分還引用了大量盧文弨批校，有很高的文獻價值。過錄者署名「吾盡因」，且有「景仲」朱文長方印。上海圖書館又藏有明萬曆刻本《漢書》（索書號：線善816474-513），其中有數以千計朱筆過錄的何焯批校，過錄者署名「吾點景仲」，當與《後漢書》過錄者為同一人，此人生平不詳，或名點，字景仲，號盡因。此本所錄何焯批校的內容，也與北大本基本相同。
（4）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1522-1566)汪文盛刻本（索書號：線善T10343-62）：存《後漢書》五十八卷（〈帝紀〉卷1-12，〈列傳〉卷1-5、27-29、33-48、51-52、55-59、64-88），存《續漢志》二十四卷（卷1-11、18-30）。題「清何焯校」，但僅有數條批語，字跡頗不類何焯書法，應非何焯手批。
（5）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毛氏汲古閣刻本（索書號：S0726）：題「清王秉恩過錄錢泰吉臨何焯校」，然而批校並不多。
以上五種版本都是過錄本，而非何焯手批。後兩本批校較少，暫時不予考慮。前三本的何焯批校基本一致，根據其題跋，應該可以確定其批校確實過錄自何焯批校。前文已經提及，《讀書記》錄有何焯批校七百餘條，這七百餘條都可以從這三本的批校中找到，更加可以斷定這三本中的批校為何焯批校的過錄。
何焯手批本恐早已散佚，但何焯批校的底本可以確定是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北大藏汲古閣本末尾有何焯跋文曰：
康熙辛巳（康熙四十年，1701）首夏，于召伯舟中閱完《續漢志》三十卷，毛氏《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舟行，又無從假他本互校，姑俟南歸再閱云。 焯識。
此跋即說明何焯所閱者為汲古閣本。南宋刻麻沙本乃汲古閣本的底本，因此兩本相合者多，這恐是何焯對校中僅有5條麻沙本異文的原因。考察現存的眾多何焯批校本，可以發現，何焯批校時習慣於「勾稽行款」，即在明清版本上勾稽或者描述出早期版本的樣貌，或者抄錄早期版本的牌記和刊刻信息。北大本目錄後有何焯朱批：
本宅依監本寫作小
板大字鼎新開雕的
無隻字舛訛幸天下
學士精鑒隆興二祀
冬至麻沙劉仲立咨
第一卷末有何焯朱批：
武夷 吳 驥 仲逸 校正
這兩處題記都是麻沙本所有，何焯定然得見麻沙本，且認為翻刻麻沙本的汲古閣本應該保留這兩處記載。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考》中說：「何義門所校隆興二祀麻沙劉仲立本，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款。」[6]則王氏亦曾得見何焯這條批校，並據此推斷何焯曾參校麻沙本（或稱“劉仲立本”）。
據此牌記可知麻沙本的底本是監本，許利平先生定其為熙寧監本（或稱「嘉祐本」），[7]則此本和百衲本所用南宋紹興本（或稱「兩淮江東轉運司本」）為同一底本。一般認為，坊刻本乃商人趨利所為，其質量難以保證。然為吸引買者，坊本往往有其他參校本，則其異文是刊刻疏忽所致還是別有所據，很難定奪，坊本的質量，也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後漢書》汲古閣本源於紹興本，但從張元濟《後漢書校勘記》來看，此兩本文字互有異同且各有短長，其實很難遽斷孰優孰劣。汲古閣本可能已是何焯所能見到的最佳版本了。清末王先謙作《後漢書集解》亦用汲古閣本作底本，且多引何焯批校，可見何焯校讀《後漢書》的底本選取是受到學者認可的。本文選擇北大所藏何焯批校本《後漢書》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這個本子與何焯批閱者同版，其上過錄的何焯批校更加接近何批原貌。
三、何焯校勘學的特點與歷史意義
北大本《後漢書》卷九十的卷末有一條何焯題跋，曰：
初讀此書，嫌其訛謬為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
指出，相對於《漢書》來說，《後漢書》較為不受後人重視，因此善本罕見，文字謬誤頗多。因此，何焯為校勘《後漢書》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北大本《後漢書》上的三千七百余條何焯批校中，有一千六百餘條是關於校勘的，這些校文是研究何焯校勘學的絕佳材料。根據這些材料，可以得出何焯的校勘學有如下特點。
（一）廣求眾本，尤重宋槧
何焯與藏書家毛扆、徐乾學等人交往密切，又在武英殿校書二十多年，因此能夠見到許多孤本秘笈，他在吳中的時候，又經常與書賈來往，訪購不少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因此對古籍版本很熟悉，用來校勘的材料也很豐富。
在《後漢書》的批校中，何焯使用的底本是汲古閣本，最主要的參校本是幾個殘宋本，何焯以這幾個殘宋本與汲古閣本對校，校出異文218條。這幾個殘宋本今天皆已亡佚，我們僅能根據何焯過錄的異文了解其概貌。除幾個北宋本外，何焯還以南宋蔡琪一經堂刻本校出異文52條，以南宋麻沙本校出異文5條，以一種元刻本校出異文2條，以明代嘉靖南監本校出異文23條，以明代汪文盛刻本校出異文24條。另有一些參校本未寫明版本，只說「一刻作某」、「他本作某」或「近刻作某」，何焯以這些本子校出異文50條。以上這些異文大都不載於《讀書記》。《讀書記》中的七百餘條《後漢書》批校中，關於校勘的僅有九十餘條，《讀書記》〈凡例〉曰：
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畫都不放過。然坊本承訛襲謬，苦難逐一舉正。惟《河東》、《南豐》二集善本難得，不厭從詳。[8]
說的很明白，編者嫌其煩多，並未將這些校勘材料收入書中，因此，我們也不能單據《讀書記》對何焯的校勘學進行評價。
這些批校中，最有價值的就是何焯記錄的幾個殘宋本異文。何焯每次用宋本校畢，皆有題跋記其事。卷九末批語曰：
康熙甲午，心友弟得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第三卷至此卷之半，以所校字寫寄，因改正數十處。[9]
卷五十七末批語曰：
自四十五卷至此，以北宋殘本燈下手校。時康熙癸巳陽日義門潛夫記。[10]
志第六卷末批語曰：
自〈律曆志〉至此卷，康熙癸巳偶得北宋小字殘本，冬日燈下手校一過，版至精好，尤明小學，有「孝友之家」、「鳳來齋」藏書印，不知出於誰氏也。 義門何焯記。[11]
志第三十卷末批語曰：
自二十三卷至此，癸巳冬日得北宋殘本校。
根據這些題跋和批校原文可知，何焯據殘宋本校勘者凡二十五卷：
卷2-9八卷，康熙甲午（康熙五十三年，1714）據包山葉氏所藏殘宋本校；
卷55-57三卷，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據北宋殘本校；
志1-6六卷，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據北宋小字殘本校；
志23-30八卷，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據北宋殘本校。
其中，卷2-9何焯使用的是其弟何煌參校一個「殘宋本」所得的校字，[12]亦即今日所謂「校勘記」，並非直接對校。後十六卷皆是何焯在康熙五十二年據「北宋殘本」對校，何焯評價此宋本「版至精好，尤明小學」，對待其異文也非常審慎。
（二）備列異文，謹慎改字
由於何焯校讀的是明末刻印的書，對他來講算是近刻，並不珍貴，因此，校讀之時，他會在原文用朱筆徑直改字，比如《後漢書》卷七〈桓帝紀〉曰：「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云云，何焯改「亥」為「丑」，並在書眉批曰：
若以甲子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宋本「己丑」。
以何焯語氣，似乎是先發現史文之誤，而後見宋本而改字。張元濟《後漢書校勘記》載，汲本、殿本、汪本、北監本、大德本、正統本皆作「己亥」，唯紹興本作「己丑」，備註：「上言甲子，不應有己亥，宋本是。○《考證》疑日訛。」[13]黃山《後漢書集解校補》曰：「袁《紀》作『己丑』，《通鑑》作『乙丑』，當以《通鑑》為正。」[14]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簡稱「中華本」）即從《校補》說，改紹興本「己亥」作「乙丑」。[15]然宋本及袁宏《後漢紀》皆作「己丑」，恐自有來歷，何焯改從宋本，有理有據，是也。《通鑑》「乙丑」不知所據何書。然匡正《後漢書》文字，當以本書異文為本，以他書異文為輔，《校補》及中華本據《通鑑》改《後漢書》，未必可從。此處宋本異文，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然而，多數情況下，何焯並未改字，而是備列異文。如《後漢書》卷四〈殤帝紀〉曰：「光祿勳河南呂葢為司徒。」注曰：「葢字君上，宛陵人也。」何焯在「宛」字右上角標「∟」，並批曰：
宋本「宛」作「苑」。
中華本第201頁的〈校勘記〉曰：「『宛』，原訛『苑』，逕改正。」中華本的底本是紹興本，則紹興本亦作「苑」。〈郡國志〉河南尹有菀陵，丹陽郡有宛陵。[16]呂葢為河南人，當作「菀陵」。古「菀」與「苑」通。作「宛陵」則為丹陽郡人，非。兩宋本是。何焯雖未改字，然保留宋本異文，對於後人校勘，彌足珍貴。
又如卷二〈明帝紀〉曰：「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注曰：「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財足祠祀。」何焯眉批曰：
「外」上宋本有「出」字。
張元濟《校勘記》21頁載：「紹興本有『出』字，殿本無。」中華本128頁的〈校勘記〉曰：「各本無『出』字。」中華本底本為紹興本，則今所見各宋本唯紹興本有「出」字，何焯此處所謂「宋本」，或即紹興本。此處各家無說，中華本唯列異文，是因為其文字難以取捨。有「出」無「出」，似乎於文意並無太大影響。然何焯列出異文，亦有助於後人得見宋本面貌。
又如，卷四〈殤帝紀〉：「秋七月庚寅，勅司隸校尉、部刺史。」注曰：「十二人各主一州。」何焯眉批曰：
「十二」，宋本作「十一」。
張元濟《校勘記》第29頁載：「紹興本、汪本、正統本作『十一』，北監本、汲本、大德本作『十二』。」備註曰：「宋本（紹興本）似亦作『二』，但板損減一，〈百官志〉作『十二人』。」據〈郡國志〉東漢有十二州刺史部，分別是：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此處原文曰：「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又據〈百官志〉，則此處當作「十二」，原文不誤，不應改字。何焯未改字，是也。
這裡即可以看出，何焯對於宋本，既重視，又不像後來一些版本學家那樣佞宋。《續漢志》第二十二卷末，何焯關於宋蔡琪一經堂本（以下簡稱「蔡本」）的題跋，可以很清楚地說明他不迷信宋本的態度。其跋曰：
自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康熙丁酉祗役武英書局，偶見不全宋嘉定戊辰建安蔡琪純父一經堂開雕大字本，有菆書堂印，心以為必佳，因從典掌者乞以校對，則舛誤可為憤歎。又〈律曆志〉之前直刪去劉宣卿注補本序，每卷平列大字二行云「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竟不知諸志從孫宣公之請，始取司馬紹統《續漢志》補蔚宗之闕，章懷但注紀傳，淳化所刊止於九十卷爾，其憒憒貽誤後人，真市賈之下劣者。識之以見宋本亦有不足據信如此，非敢為訐激也。七月既望，義門老民書。[17]
蔡本（八行行十六字）是南宋慶元黃善夫、劉元起本（八行行十八字，簡稱「慶元本」）的翻刻本，之後的元代白鷺洲書院本是蔡本的覆刻本，在這一版本系統中，蔡本承上啟下，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但是單從異文的角度來說，因慶元本還多有留存，因此此本價值自然削弱許多。而且以《續漢志》卷19-22何焯記載的蔡本異文來看，蔡本質量確實不高。何焯對蔡本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至乃稱其為「市賈之下劣者」，實乃事實求是之言。北大本同葉又有無名氏眉批曰：
近日知此者不足為博，以諸先生記之者多耳。在彼時能作此語，足見其考證之精。
何焯生於清前期，能夠不佞宋，對版本做出科學可靠的評價，足見其在版本、校勘學上都有頗深的造詣。
以上討論的是宋本的情況。何焯用於參校的除宋本外，還有幾個明本，主要是嘉靖南監本（以下簡稱「嘉靖本」，何焯批校中或稱「嘉靖南監本」、「嘉靖南雍本」、「雍本」）和汪文盛刻本（以下簡稱「汪本」）。
嘉靖新刊《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底本都是慶元本，且對慶元本的注文有刪削。北大本《後漢書》卷九十末何焯題跋曰：
嘉靖中南京國子監刊者，注經刪削，此（指汲古閣本）猶完書，故是一長。其舊本不差，此復滋謬之字，略為隨文改定云。康熙辛巳中秋後題於保定行臺西序。 焯。
其間已經指出了嘉靖本之短。何焯校出的異文，嘉靖本有23條，汪本有24條，而今日以此兩本與汲古閣本對校，其異文的數量遠遠大於這兩個數字。這都說明何焯不甚重視此兩本，因此未做仔細的校勘。
（三）四種校勘方法的熟練使用
除了何焯最擅長的對校以外，何焯還能夠熟練使用本校、他校和理校法。[18]特別是，何焯長於史學，尤其熟於兩《漢書》和《三國志》，因此，在本校的時候，能夠得心應手。比如，《後漢書》卷四十一〈宋均傳〉：「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何焯以朱筆改「宋」為「宗」，並有眉批曰：
按：〈黨錮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家世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譌也。〈南蛮傳〉中敘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定之。
此是據《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傳〉之本證，及卷六十七〈黨錮傳〉注引《謝承書》改《後漢書》原文，後者亦可看做本證。王先謙《集解》曰：「《通鑑》胡注：『宗均，《後漢書》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黨錮傳〉注引《謝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家世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受降事，正作『謁者宗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者。《廣韻》宗姓，周卿宗伯之後，出南陽。《論衡》〈程才篇〉東海宗叔犀，即此宗叔庠也。張說〈宋璟遺愛頌〉：『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葢指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傳『宗均』訛為『宋均』，自唐已然。」[19]王氏之言自「宗均，《後漢書》作宋均」至「益知前言之不繆」乃引自《通鑑》卷四四之胡注。「〈黨錮傳〉注」至「可參校者」，顯系引自殿本《考證》何焯說，而王氏未注明出處。「《廣韻》宗姓」之後，乃王氏之語。王氏據張說〈宋璟遺愛頌〉證明「宗」訛為「宋」自唐已然。中華本的〈校勘記〉曰：「《通鑑》胡注引張說《宋璟遺愛頌》，證明『宗均』之譌為『宋均』，自唐已然。」[20]這是未檢《通鑑》原文，而誤以王說為胡注。《後漢書》「宗」之訛為「宋」，可成定論。[21]何焯的校勘意見，顯然對是正《後漢書》的史文有很大的貢獻。
又如，卷六〈沖帝紀〉：「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何焯曰：
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為「永喜」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憙」之誤也。
本條是據宋史中所載石刻史料及《後漢書》〈左雄傳〉的本書材料以斷史文之訛。此出土石刻不見於《宋史》，王先謙《集解》引何校，又引錢大昕曰：「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湻熙二年卭州蒲江縣上乘院僧闢地，得古竁封石，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卭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繩祖大夫勒齋先生子堅跋之，略云：『永憙之號，不見于《史》、《漢》。沖帝即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憙、嘉文字易亂，一年而改，見於它傳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沖帝永嘉之為永憙也？』」又引惠棟曰：「袁宏《紀》作『元嘉』。」[22]則何焯所見，或與錢大昕同。沖帝一年改元，《後漢書》記為「永嘉」，袁宏《後漢紀》訛為桓帝之年號「元嘉」。出土石刻乃漢人故物，可以信從；又〈左雄傳〉作「永憙」，據此可斷定史文之訛。然何焯未改字，可能是因為沒有直接的版本依據。
何焯素來以博學著稱，他用來校勘《後漢書》的他書材料主要有《漢書》、《三國志》、《魏書》、《後漢紀》、《魏氏春秋》、《通鑑》、《漢官儀》、舊抄《廣川書跋》、《水經注》、《說文解字》、《廣韻》、《文選》等書，偶爾還有吉金、石刻等出土材料。何焯據他書改字者很少，且其改字多有版本依據，或為訛誤明顯的情況。如卷九《獻帝紀》曰：「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何焯改「汜」為「氾」，並有眉批曰：
潘岳〈西征賦〉作「亻霍、汎」，則「氾」字從「卩」，從「巳」者非。
張元濟《校勘記》第50頁曰：「紹興本、汲本、汪本、北監本、正統本、大德本作『汜』，殿本作『氾』。」備註：「殿本後亦作『汜』。」今日所見各汲本皆作「汜」。而王先謙《集解》作「氾」，[23]且未出任何校記。中華本〈校勘記〉曰：「汲本『汜』作『氾』，殿本前作『氾』，後又作『汜』，不一律。按：《通鑑》作『汜』，胡注汜音祀，又孚梵反。然則作『汜』或『氾』，初無一定，亦猶汜水之又作氾水矣。」[24]則中華本與《集解》本所見之「汲本」不知藏於何處？或者《集解》誤，中華本因之？何焯此處引西晉文學家潘岳的〈西征賦〉來證明汲古閣本史文之非。〈西征賦〉各本皆作「汎」，「汎」、「氾」皆「泛」的異體，可通。古「已」、「巳」、「己」等字往往因形近而誤，何焯此處有他校為據，又說明致誤之由，因而改字。中華本曰「初無一定」，乃是古人用字不規範所致。此種易致誤之字，錯訛明顯，又有版本依據者，可以徑改；錯訛隱晦者，則需考證，證據確鑿，然後改字。何焯的處理，比較合理。
又卷三十六〈賈逵傳〉曰：「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憚。」注曰：「憚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何焯改「憚」為「惲」，並曰：
《前書》作「塗惲」，「憚」字誤。汪本「惲」。
據其語氣，何焯當是先以《漢書》他校，再以汪本對校，有據而改字也。今所見宋紹興本作「惲」，汲本「憚」顯為訛字。《漢書》卷八十八〈儒林〉曰：「（胡）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25]正作「惲」字。何焯改字，是。
在其一千六百餘條校勘中，何焯沒有說明版本、本書或他書依據的校勘約占三分之一。此即一般所謂之「理校」。他的一般做法是：若原字訛誤，則劃掉原文，在其旁或本葉的天頭、地腳書寫正字；若有脫文，則在所脫之處補上脫文；衍文與倒乙與之相同。多數情況下何焯並未說明改字之緣由和依據，這就是所謂「徑改」。有時何焯會在天頭或地腳簡單記下校改之緣由，大多三言兩語，此即所謂「約言以記之」，這種情況下，何焯往往在原文誤字旁標「∟」，然後在天頭、地腳寫明正字及緣由。無論是徑改還是約言，都是說何焯沒有交代校改的版本或他書依據，或其依據不必說明，所校內容即通常所說的「顯系訛誤」。[26]如卷一〈光武紀上〉：「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注曰：「淯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何焯在「南郡」之「南」下增一「陽」字。——中華本與何焯的處理相同，其〈校勘記〉曰：「張熷謂『南』下當有『陽』字。今據補。」[27]亦未言根據。張熷(1705-1750)晚於何焯，中華本此條校記似當引何焯之言。——《續漢志》第二十二〈郡國志四〉荊州南陽郡有比陽，有育陽邑，據其注，為甄阜、梁丘賜與漢軍作戰處。此「育陽」、「比陽」，當即〈光武紀上〉之「淯陽」與「泌陽」。〈光武紀〉正文本句前曰「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後曰「進圍宛城」，據《漢書》〈地理志〉與《續漢書》〈郡國志〉，宛城、淯水、泌水俱在南陽郡，淯水、泌水與南陽郡相合注於漢水，不入南郡界，淯陽、泌陽二城在二水之北，俱與〈光武紀〉之文相合，則作「南陽郡」是。何焯讀書、校勘之細，可見一斑。
又如，卷二十七〈趙溫傳〉曰：「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何焯曰：「『忠』字衍。」王先謙《集解》引何焯曰：「『忠』字衍。」又引惠棟曰：「何說非也。『忠臣』猶『中臣』，古字通用。謂中朝臣也。〈李固傳〉云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故操以是奏免溫也。」[28]《後漢書》此處前文曰「建安十三年，以辟曹操子丕為掾，操怒」云云，同年六月，曹操即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可見曹操奏趙溫選舉不實，只是找個藉口將其罷免而已。此處「辟臣子弟，選舉不實」應該是曹操奏書之文，「臣」代指曹操自己，「臣子弟」代指曹丕。建安元年，曹操遷獻帝於許昌時，已錄尚書事，雖可稱為中臣，然其奏疏自稱如此，似乎不甚合適，惠棟之說似是而實非。《三國志》卷二《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三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29]亦無「忠」字，何焯之說可從，中華本即據何說刪掉了「忠」字。[30]
（四）廣泛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
何焯校勘之時，特別注意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引用較多的有劉攽的《東漢刊誤》和吳仁傑的《補遺》，還有顧炎武、李光地、閻若璩等人的觀點。在北大藏汲古閣本《後漢書》的批校中，何焯引用劉攽《刊誤》及吳仁傑《補遺》凡236條，數量較大。劉攽生於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卒於哲宗元祐三年（1088）。其時《後漢書》刻本當僅有官刻景德本、景祐本，劉攽作《刊誤》的底本不知是否此兩本，或者別有寫本。以《刊誤》而論，劉攽並無對校意識，其校勘多以事理正文字之失，偶爾用到一些本書、他書的材料。《四庫提要》曰：「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因此，《刊誤》的條目多數情況下，可以看做一種論證並不充分的理校。南宋吳仁傑有《兩漢刊誤補遺》，《四庫提要》稱其「引據賅洽，元元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31]兩者都是宋人《後漢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劉攽之說大多無版本依據，因此在史文有疑誤之處，何焯往往僅列劉說，而未改字。如卷二十〈銚期傳〉：「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幩復戰。」何焯眉批曰：
劉攽云：幩為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
幩,《說文》〈金部〉：「馬纏鑣扇汗也。从巾賁聲。《詩》曰：『朱幩鑣鑣。』符分切。」段注曰：「鑣者，馬銜也。以朱縷纏馬銜之上而垂之，可以因風扇汗，故謂之扇汗，亦名排沬。」幘，意為頭巾。劉攽所云是。然何焯所見各本或皆作「幩」，因此何焯未改字。王先謙《集解》引劉攽說，又曰：「《東觀記》正作『幘』。」[32]則有他校依據，然《集解》亦未改字。據張元濟《校勘記》95頁，大德本、汪本皆作「幘」，似乎有本可據，應改字並出校記。然不能排除此兩本據劉說校改之可能。
嚴格來講，劉攽等人不算校勘家，他們的考證雖精審，然若無版本依據，其考證只能是「猜想」，不能據以改字，甚至不能落實，隨時有被推翻的可能。在《後漢書》批校中，何焯就多次對前人的意見進行反駁。如卷十九〈耿夔傳〉：「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何焯眉批曰：
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車」字，非也。
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然而各本皆有「車」字。王先謙《集解》引萬承蒼曰：「是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又引惠棟曰：「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33]則惠棟、王先謙皆以萬承蒼為是，以劉攽為非。萬氏此論與何焯同。據《清史列傳》，萬承蒼為康熙五十二年（1713）進士，乾隆時猶在世，且為官後曾與全祖望相聚講學。何焯此校語作於康熙五十二年，時萬氏才中進士。則何焯此校語當早於萬氏。
（五）多聞闕疑
不同於某些校勘家的大膽改字，何焯具有闕疑的精神，即對於不能肯定的文字，則曰「某疑作某」而並未改字，這樣的校勘在《後漢書》批校中有約150條之多。
如《續漢志》第二：「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何焯批曰：
「日食」疑「月食」，或「食」上脫一「月」字。
古人以日食定朔、月食定望。前文言：「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於曆，朔或在晦，月或朔見。」既言「曆稍後天」，則不可能在十六日日食。下文曰：「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縣曆，即縮用筭上為日，因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則此處作「月食」無疑。然各本皆無「月」字，因此何焯僅寫出自己的推斷。王先謙《集解》引盧文弨曰：「『日』下脫『月』字，《御覽》補。」[34]中華本的〈校勘記〉曰：「影印宋本《御覽》『月』訛『日』。」[35]則《御覽》有異文，此處可能司馬彪有誤，宋本《御覽》改而未正，盧文弨所見之《御覽》作了校正。然而在他書有異文的情況之下，他校不可從，何焯「疑」誤而未改字，處理得當。
又如《續漢志》第六〈儀禮志下〉：「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何焯批曰：
「容根車」，「容」字疑衍文，然下復作「容根車」。
下文云「容根車游載容衣」，兩處各本皆作此。何焯因「容根車」難解，故有疑問。《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澤出神馬，山出根車，泉出黑丹。」則山出根車為祥瑞，言帝王有盛德。《論衡》〈是應篇〉所言同。[36]後「根車」則指帝王所乘之車。又有以帝王之車為「金根車」，《後漢志》二十九〈輿服上〉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輅者也。」[37]《藝文類聚》引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禦天下也。」[38]之所以稱「金根車」，《通典》卷六十四〈禮二十四·五輅〉曰：「因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車。」[39]則其語詞亦源於「根車」。又有「容車」，指送葬時載運死者衣冠、畫像之車。《後漢書》卷二十〈祭遵傳〉李賢注曰：「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40]〈儀禮志下〉前文曰：「金根容車，蘭台法駕。」則以「金根」與「容車」合稱帝王送葬之車也。依其理，亦可同於「金根車」之例，以「容」與「根車」合稱代指「金根容車」，是為「容根車」。因此，「容根車」自可通，不煩改字。何焯之疑恰可提醒我們解明這個詞語的準確含義。
簡單來講，何焯能夠廣泛借鑒前人的成果，具有多聞闕疑的精神，校勘之時會比較審慎地選擇底本，廣泛而認真地選擇參校本，不佞宋，不妄改。更為重要的是，他最早進行以版本對校為基礎的校勘實踐，且對異文能夠進行合理地去取，相對於之前學者往往以理代校而缺乏版本依據的缺陷，其校勘水平已經有了極大地飛躍，對清代中期的校勘學家盧文弨、顧廣圻等人都有極大影響。鄧之誠曾說：「何焯校勘之學，實為精絕，非後來對本宣科者所能夢見。」[41]這樣的評價或許過高，然而並非毫無根據。通過上文對何焯校勘的考察，我們的確可以發見何焯校勘之精。而且，張之洞《書目答問》「校勘之學家」以何焯為首，[42]汪紹楹稱：「清儒……校勘，實衍義門昆仲之緒餘。」[43]都肯定了何焯在校勘學上的開創之功。清代中葉開始，考據學大盛，考據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就是校勘學，其時校勘學的代表人物盧文弨、顧廣圻等人，無不是以扎實的版本對校為基礎，對異文審慎取捨，反對武斷改字，顧廣圻進而提出「不校校之」與「有所不改」的理論主張，影響至今不歇。[44]可以說，清代的校勘學，實際上是以何焯發端，沿著何焯開創的道路進步與發展。何焯對清代考據學的興起有一定的貢獻。
四、何焯史評、史論的特點與價值
北大本《後漢書》上的三千七百餘條何焯批校中，除一千六百餘條校勘材料之外，其餘兩千多條則主要是史評和史論。如果說何焯的校勘學具有開創性的話，其史評和史論則更多顯示了對於前代史學評點的繼承。
一般認為，古文評點是在宋代出現的一種文本批評方式，其基本特點有二：一是從細處著眼，品評文本的字句、章法，其品評往往非常精細，甚至到了瑣碎的程度；二是這種分析有很強的實用目的，即揣測古人的作文之法以應付科舉。從南宋時候開始，評點也逐漸被用於批評詩歌、筆記、小說，乃至於一些歷史典籍。[45]由於評點本為舉業而設，因此歷來對此評價不高。比如，明代古文大家歸有光有一部五色圈點的《史記》行世，章學誠譏之曰：「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自前明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46]
何焯的批校受到了宋明評點對影響，是評點傳統的一種延續和發展。何焯早年曾醉心制義，與閻若璩都是海內選文名家，《清稗類鈔》〈考試類〉載：「閻潛丘，名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47]因此其批校中偶爾有八股評文的習氣，招致了後人很多批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義門先生集》卷三有眉批曰：「（何焯）一生喜讀八股制義，于古今人學術不能窺其高遠，好為譏評，多不中肯，故為謝山、竹汀兩先生所薄耳。」卷十二末批語曰：「先生學術每為通人所誚，觀全謝山、俞理初集所載，正不堪也。」[48]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曰：「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捩，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為主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果如伊所言否也。』閱至此令人失笑。……何又嘗批有《困學紀聞》，於『天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句批云：『句讀未詳。』桉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生平多欺心之學矣。」[49]
事實上，這樣的評價並不符合實際情況。何焯博涉經史，學識廣博，以《後漢書》批校來看，何焯批語內容包羅萬象：有對於史實、歷史人物的考論，對於史籍體例的評價，對於史文字句的訓釋箋疏，對於文旨的闡發，對於史注的補正，還有對於詞章的評點等等；其批語往往廣引各家之說，在其基礎上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述。可以說，何焯的《後漢書》批語，是一種重要的歷史評論，而非簡單的八股陳言。現對其基本特點進行扼要地介紹。
（一）「知世論人」
《後漢書》是紀傳體史書，人物是寫作的重心。在何焯的批語中，有很多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何焯評論歷史人物，往往會將其置入歷史事件中去；同時，何焯論史事，也往往不忘通過對人物性格和處境的討論來揭示歷史的真相。此兩者實則相輔相成。沈彤《義門何先生行狀》中評何焯史論曰：「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為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50]其論何焯史論特點極為肯綮，其評價何焯史論成就，也無虛美之嫌。
以論人而言，所謂「跡其世，徹其表裏」，其實就是「知世論人」，即全面考察歷史人物所活動的歷史背景，以此獲得對於歷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云：「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對於蔡邕的不得已應徵，何焯眉批曰：
陳留去洛陽近，伯喈所以不免於汙染也。慈明之不得為康成也同。
蔡邕、荀爽、鄭玄俱為東漢末名士，董卓徵召，蔡、荀不得已應之，而鄭玄終未受招而保持了名士的清節。何焯以地理因素對此事進行了解釋。據《後漢書》本傳，蔡邕（伯喈）、荀爽（慈明）皆有拒徵的清名。荀爽甚至在黨錮禍時「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黨禍解，「五府並招」而不應，[51]排斥徵召如此。然蔡邕乃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人，荀爽為潁陰（今河南省許昌市）人，距洛陽近，因此較易在董卓的威脅下不得已而應招。而鄭玄（康城）為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市）人，距洛陽、長安較遠。《後漢書》曰：「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52]亦以地理因素作為鄭玄未得應招的原因。或許何焯對此語記憶尤深，則見其讀書之細、記憶之強。何焯以地理因素作為漢末名士應招與否的重要原因，不簡單以應招受污罪其人，可謂「跡其世，徹其表裏」。
（二）善於進行歷史歸納
以史為鑒，最難者不在於如何熟悉歷史，而在於如何從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抽繹出歷史的規律，即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唯有如此，才能在世事變遷之後，還可以通過對「故事」的分析解決「新事」。歷史歸納，是何焯史論中比較精彩之處，然不同於趙翼《廿二史劄記》的專門通過歸納法解明歷史變遷，何焯的歸納往往隨手為之，深度不夠，也沒有專門歸納形成專題，因此《讀書記》所收不多，學者也都不甚重視。其實，若沒有廣博的學識，沒有對歷史的熟悉，沒有一定的專注，那些文字背後的規律，一般閱讀者是很難發現的。因此，何焯這些簡單的歸納，往往對閱讀者，甚至一些大學者都很有啓發。沈彤謂何焯論史實「必通其首尾，盡其變」，不是虛言。如《續漢志》第二十六〈百官志三〉「少府」條載：「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對於御史中丞職屬之變，何焯在眉批中論曰：
《魏志》〈鮑勛傳〉：「黄初四年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是亦沿《周官》〈小宰〉之意，特大夫不領，名實乖耳。西京屬副相，猶得《周官》遺法，至東京轉屬少府，則三公不得問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褻矣。
《後漢書》此處劉昭注曰：「《周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53]又據本注曰「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則西漢以前，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之副，實有督查百僚之權。西漢時，御史大夫變為司空，為外朝百官之統率；御史中丞留在內朝為御史臺率。《後漢書》注引《漢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都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寮。」[54]《續漢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台，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55]按，「獨坐」乃朝廷尊崇之意，〈宣秉傳〉曰：「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56]則漢御史中丞執行舊御史大夫之職權，權重位尊，何焯稱為「副相」，是也。東漢之後，御史中丞實為御史臺長官，權位益重。然而改隸少府，成為皇帝之私，遂將三公架空。何焯謂「三公不得問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褻矣」，是也。御史中丞之主要權責是督查百官，而其一經改屬少府，皇帝將此權收至己身，即有集權之趨勢，反而為御史中丞權位之削弱埋下種子。周一良稱：「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職迄不受重視。」[57]其不受重視，實則始於東漢其權勢最盛之時。卷六十一〈黃瓊傳〉曰：梁冀被誅，「（黃）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58]前有外戚驕橫，後有宦官專權，黃瓊以「首居公位」而不能匡正，可見大勢已去，難以挽回。
何焯明於制度，對東漢時百官職權之演變往往特別注意。如《續漢志》第二十五〈百官志二〉「光祿勳」條：「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何批曰：
左右曹省，而尚書之權歸宦寺矣。
此條可與卷二十六〈百官志三〉進行對比，〈百官志三〉曰：「侍中，比二千石。」何批曰：
侍中得人，則宦者之權自然抑損。
兩條都是從制度上對東漢宦官專權的原因進行探索。按《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曰：「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59]據此，則左右曹以諸吏和給事中充任。給事中多為大夫、議郎、博士，且職供皇帝顧問應對，理應以士人為之。省左右曹，自然「平尚書奏事」的職責會旁落。何焯所謂「尚書之權歸宦寺」，有一定的道理，卻不盡然。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中者，皆自托為腹心之臣矣。」大將軍權盛之時，可以庶僚加侍中、給事中，與聞政事，則制度上所謂「多為大夫、議郎、博士」，實際操作起來還是有所變通。制度之變遷，多是木已成舟，有其不得已處，而非制度先變，才對歷史造成影響。這裡有一個邏輯倒置的問題。集權制下，權力向心之勢不可逆轉。左右曹省并，實際由於尚書之責已經落於更親近於皇帝之郎官，左右曹已經形同虛設，而非如何焯所言。
又如卷四十六〈郭躬傳〉：「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何批曰：
律亦講授，故漢之吏治精。自明法之科罷，此風衰矣。
東漢雖稱獨尊儒術，然法制仍為吏治之根基，且與儒術獨立，少受其影響。學者稱漢時有「儒法合流」之傾向，法家勢力自然可與儒者抗禮。疑漢朝法律自有其授受系統，何焯謂「律亦講授」，是也。同卷前文曰：「父弘習小杜律。」何焯眉批僅「小杜律」三字，說明此處應該注意。與前條相對，說明律法或亦如儒術，有家法、師承。後文曰：「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何批曰：
伏生藏經，陳咸藏律。
益見儒、法之關係。東漢號稱以儒術治國，然吏治苛刻一直是其痼疾。有學者稱此或因為東漢遍地豪強，光武為抑制豪強，不得已而重用酷吏，重用法家。[61]這種說法很有道理。然而，或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得「以法治國」成為可能，那就是秦以來綿延不絕之法家傳統，《後漢書》卷六十二〈鍾皓傳〉曰其「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當時傳刑律之家應不在少數。即法家還有非常強大的社會根基，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全然「獨尊儒術」。
此時儒術是逐漸由上至下向社會滲透的，這個趨勢也為何焯所察覺。卷七十七，何焯在〈董宣傳〉之末尾批曰：
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千乘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此條主體乃是評論范曄〈酷吏傳〉的體例，屬於「評史籍」的內容，但史書體例的變化多是由於歷史本身發生了變化。何焯以為「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並稱董宣、何並、李章等皆非「非任喜怒、多誅滅」的真正的酷吏，這顯然是將東漢與西漢進行了對比，發現東漢時酷吏不僅數量開始減少，而且有習儒之趨勢。閻歩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曰：「可做一個有趣的比較。《史記》、《漢書》所載西漢之酷吏約十五人，其中郅都等十一人在景、武時，此後僅田廣明等四人，他們全為文吏。而《後漢書》〈酷吏傳〉記酷吏七人，為西漢之一半不足。而且其中董宣以剛直著稱，號『強項令』，下獄後『晨夜諷誦』，當系儒生；李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黃昌曾『就經學』，王吉『好誦讀書傳』。只有樊曄、周緝、陽球，好申韓。而且周牙、陽球搏擊宦官，與儒生實近一黨。何焯論此〈傳〉，『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甚至『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酷吏之儒生化，也不妨說成是儒生的酷吏化。儒生不但掌握了文吏之技能，甚至有時還表現出了類似的執法不苟、嚴苛酷烈之風。較之西漢，他們已『糾之以猛』了。」[62]是在何焯的基礎上進行的進一步研究，所言校何焯為深刻，然亦不能說沒有受到何焯的啓發。
（三）評騭史文
何焯的批語中，還有很多批評《後漢書》的歷史書寫的。歷來評論史籍，不外乎評其佔有、甄別、剪裁史料的能力和書寫記事的技巧，以及分析史家對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所持的觀點、態度等。劉知幾將這些評論史學著述的標準總結成「才、學、識」三端，[63]後學雖有補益者，然亦不出此範疇。以《後漢書》批語來看，何焯對於《後漢書》的評價，大致也是以此展開的。
如卷七十八〈宦者列傳〉：「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何批曰：
鄭衆已養子襲封，至是又十九人皆然。此衰亡之本，曹氏基以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外戚、宦官專權是東漢中後期中央政治的最大問題，其後果就是使得三公被架空，逐漸淪為外朝官，不得與聞朝野大政；中朝、內朝尚書，權勢漸隆。此實乃中國官制變遷之一重要關口。東漢宦官權勢之盛，權輿於鄭眾之「養子襲封」，[64]何焯稱此乃「衰亡之本」，且「宜書于紀」，很有見地。這是對於史籍體例的評論，即如何編排史料。同樣的批語還有同卷卷末，何焯對范曄〈宦者列傳〉有個整體的評價：
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佞倖，闗係存亡。東都則黄巾蟻聚，羣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馬班佞倖前例，獨著宦官，庶乎識變。
稱范曄廢〈佞幸傳〉而著〈宦者傳〉，乃是「庶乎識變」，是也。至於何焯所言「東都則黄巾蟻聚，羣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五「宦官之害民」條曰：「由是流毒徧天下，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65]所言也與何焯之論相當。
所謂「史識」，多指史家對於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所持的觀點和態度，一般在史書論贊中有集中的體現。何焯對於范曄論贊的批評不少。如卷四十七〈班梁傳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無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奮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66]不論班超治夷之法，專言「享受爵位」、「勒勳」「薦功」之事，立論亦不甚高，因此何焯曰：
梁慬有戰功無將畧，非仲升之倫。其在西域尙不及宜僚也。
何焯所言很有道理。范曄將班、梁並列，不知其高下，亦見其無識。大概范曄以成功立名作論，初無意於班超之治策與將畧。相似者，又如卷十三〈隗囂傳論〉何焯批曰：
范氏所見如此，故終以判誅。
范〈論〉的核心是表彰隗囂能以區區隴西、天水兩郡，抵禦光武之鋒芒，身歿眾解，至死不屈，並稱隗囂若生能逢時，「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67]對隗囂評價頗高。其實，根據范曄〈隗囂傳〉，根本得不出此種結論。一，隗囂初起兵於天水之時，因好經書，素有名而被推為將軍。囂又能謙恭下士，因此，能得鄭興、王遵、王元等人，隗囂一生善政，可謂止於此。二，隗囂生性疑忌，怯懦寡恩，非霸王之器。更始帝君臣殘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跡顯著，隗囂投奔之，方望固止，而隗囂不聽。其季父隗崔、兄隗義謀欲判更始歸，「囂懼並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68]更始敗，隗囂反復於光武、公孫述之間，不知道去就，亦不圖遠略。其子在漢為質，而侵三輔，敗退，而與漢書曰：「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自以為虞舜，以光武為瞽叟，輕慢狡詐，竟使漢誅殺其子。全然小人行徑，鄭興、王遵，前後去焉，宜乎其不得令終也。三、隗囂並無將略，數次成功，皆賴王遵、王元之力。光武討之，不能遽竟其業，乃因隴地「表裏河山」，[69]得其地利也。四，隗囂不明去就。囂初起兵時，在方望建議下才「神道設教」，以「興輔劉宗」為名。後投更始而更始敗，光武再三招納，而徘徊於蜀、漢之間。蘇轍曰：「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于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70]同卷中，何焯引李光地論隗囂曰：「歸更始逐時太急，背光武觀幾太遲，兩失之。」亦是說隗囂不明去就。如此隗囂，何以「作論西伯」？何焯評范曄「所見如此，故終以判誅」，對范曄行了非常嚴厲的批評，可以說有一定的識見。
（四）補正史注
《後漢書》李賢注與《續漢志》劉昭注補素來號稱史注之善者，然亦白璧微瑕，偶有漏誤。何焯批語中多有補正。如《續漢志》第二十六，少府之官有「蘭台令史，六百石」，何焯眉批曰：
《前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遺之，劉氏注補于太常博士之下，則非也。
〈百官志〉無「秘書監」。〈桓帝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李賢注引《漢官儀》曰：「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皆不言秘書監之所屬。〈百官二〉太常博士官，劉昭注曰：「《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意在說明秘書監當屬太常。何焯引〈百官公卿表〉說明秘書監官當屬少府，劉昭補注於太常博士下，非。《後漢書》卷六十二〈荀悅傳〉曰：「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不言太常，亦未聞以博士領秘書監，則秘書監似應屬少府。又魏時置秘書監，專掌藝文圖集之事，初屬少府，應是沿襲東漢之舊。《通典》曰秘書監屬太常，不知所據，或以劉昭注系之於太常博士而言也。[71]何焯此條，雖不能遽論其是非，然提示學者當重新思考此問題。此類批注，在何焯批語中還有不少，此處不再贅言。
除《後漢書》以外，何焯還曾批過《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史》《北史》《五代史》等正史，《史通》等史學理論著作，《華陽國志》《中吳紀聞》等其他史書和《水經注》等地理著作，其中的史評、史論往往不乏真知灼見。何焯和很多其他清代學者的史評、史論，不僅對我們閱讀和理解史書有所幫助，更是研究明清一般學者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清代學術的代表一般認為是考據學，即依託于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上的高超成就，以版本、目錄、校勘為基本的學術手段，通過考訂文本來辨證是非。史學考據的代表作有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誌》中的《國策》《史記》《漢書》部分等。而像王夫之《讀通鑒論》《宋論》、趙翼《廿二史劄記》等書，則是縱論史事、人物、制度、史學等內容，可以看做宋明史學評論的延續和發展。宋明的史學評論，不僅存在於宋明人的專門的史學著作中，還有很大一部分存在於宋明的史學評點中。從這個角度來講，何焯也是宋明史學傳統的繼承者，其批校中的史評、史論，值得我們作更完備的整理和發掘。
五、結論
北大藏本《後漢書》上，有何焯批校三千七百餘條，其中關於校勘者一千六百餘條，其餘兩千餘條中主要是何焯的歷史評點。這些材料，對於研究《後漢書》的文本與校勘，考察何焯史學和校勘學的特點與價值，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從北大本《後漢書》中何焯的校勘來看，何焯校勘之時能夠廣泛借鑒前人的成果，具有多聞闕疑的精神，會比較審慎地選擇底本，廣泛而認真地選擇參校本。而且，他最早進行以版本對校為基礎的校勘實踐，且對異文能夠進行合理地去取，相對於之前學者往往以理代校而缺乏版本依據的缺陷，其校勘水平已經有了極大地飛躍。何焯在校勘學上實際具有開創之功，他對清代考據學的興起有一定的貢獻。
何焯的史學評點則是宋明史評史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其《後漢書》批語中，有對於史實和歷史人物的考論，對於史文和史籍體例的評騭，對於歷史規律的總結與歸納，對於史注的補正等等。其史評史論往往還廣引各家之說，並在其基礎上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述，雖比不上錢大昕、趙翼等人的的精審、綿密，然在清初來講，已有其過人之處。是我們研究明清史學評點的演變的重要材料。
何焯對舊的學術習慣有所繼承，又對新的學術範式有所開創，他身上這種明顯的兼具「守舊」和「開新」的特性顯示了他在學術史上的過渡性意義。清代考據學的興起，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話題。從文本闡釋的角度來看，明代評點之學非常盛行，從評點學到考據學，有一個比較長的過渡期，何焯就是處於這個過渡期之中的人物。何焯自身的學術興趣，即經歷了一個由科舉制義轉向校勘考據的過程。何焯早年醉心制義，並未措意於經術。然而，大致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後，其治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以《義門先生集》卷九〈義門題跋〉來看，各跋文款識之時間與跋文中所反映何焯校書之時間，皆在康熙三十一年之後，集中于康熙四十、五十年間。[72]也就是說，康熙三十一年之前何焯並未留意於校書。何焯〈行遠集序〉曰：「始吾隨俗為經義……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冬學習復〈樂記〉，至於姦聲正聲，感應之際，廢卷而歎。悔向之弦鄭衞於孔牆也，日奔馳而道則忘。乃盡屏叢說，更取聖人賢人之經讀之，反覆乎訓故，會通乎條理，得其大體，道本浸出。」[73]可證，何焯學風之大轉，實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取聖人賢人之經讀之，反覆乎訓故，會通乎條理」，就是求實、考據之學風。欲明經義，必達乎訓詁，則一字一句之得失，往往關乎大局，版本目錄校勘之學於是乎起。何焯由制義之需，而經義，而校勘，實乃清人學問轉變之一典型。汪紹楹曰：「清儒說經之書，標明古學，以自尊異於講章帖括之義。吳門三惠，皖南江、戴，實為魁桀。然於校勘，實衍義門昆仲之緒餘……何氏之說，前人譏為紙尾之學，而惠、戴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惟其取徑不同耳。其始皆不過於時文中，用一古義古訓，以求警策於主司。繼乃以訓詁校勘之學曳裾於貴。」[74]這樣的說法，也許對古人詆斥太過，但卻更接近事實。
清代有學者對何焯的學問提出訾議，言其有括帖氣而無真才實學。事實上，在何焯的批語中，有括帖習氣的只佔非常小的一部分。何焯對歷史文本的評點中有大量的史評、史論，或考證史實、或評騭史書，有很多真知灼見；何焯對於《後漢書》的校勘，保存了很多已經亡佚的宋本異文，並間有考證，對於校勘和閱讀《後漢書》具有極高的價值。總之，何焯的批校雖然深受宋明評點的影響，但是早已超越宋明評點的窠臼，在史學理論、文獻學等多個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建樹，絕非「紙尾之學」四字所能概括。
本文對於《後漢書》何焯批校的研究，只是何焯批校本研究的一個起點，更是重新認識何焯學術特點和重新評估何焯學術地位的起點。今日各公私圖書館所藏何批古籍不下百種，這百餘種其他的批校本各有什麼特點和價值？它們可以一起構建一個怎樣的何焯？它們在歷史上到底有過什麼影響？同時，《義門讀書記》僅收何焯批校本十八種，並對批校進行了大規模地刪削，那麼編者在對批校進行刪削——或者說擇錄——的時候，遵循了何種原則？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1]何焯生平见清·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見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78-1280）；清·沈彤，〈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見《義門讀書記》，頁1275-1277）；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484 〈文苑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3368-13369）；《清史列傳》卷71 〈文苑傳二〉，（見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藝文，1986，第104冊，頁837-840）。
[2]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見《義門讀書記》，頁1278。
[3]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集外文卷2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頁565。
[4]以上數據，均為筆者統計的結果。其中關於何焯《三國志》批校的數據，參見李銘，「《三國志》何焯批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5月），頁2。
[5]何堂諸人序，見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1285-1290。
[6]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葉14a。
[7]許利平，「後漢書版本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39。
[8]《義門讀書記》，〈凡例〉 頁1。
[9]本跋又見於《義門先生集》卷9，文字稍異。此處所謂「第三卷」，實乃《後漢書》卷2，因卷一分上下，故何焯以卷2為第三卷。且第三卷有據宋本參校多處可證。
[10]何焯所稱為《列傳》之四十五，其實即《後漢書》卷55、56、57。
[11]本跋又見於清·何焯，《義門先生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姑蘇刻本）卷9，文字稍異。
[12]何煌（1668-1745）字心友，一字仲友，號小山，一號何仲子，清代藏書家，校勘學家。
[13]張元濟，《後漢書校勘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41。張氏所謂《考證》，為殿本二十一史之《考證》，又稱《殿本考證》。
[14]見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7 〈桓帝紀〉之〈校補〉，葉1b，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王氏虛受堂民國四年（1915）刻本。
[15]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7 〈桓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295，頁322。
[16]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續漢志》第19 〈郡國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3389；《續漢志》第22 〈郡國四〉，頁3486。
[17]本跋又見於《義門先生集》卷9，然誤字較多。
[18]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四種校勘方法，最初為陳垣在校補沈刻《元典章》時所總結之「校法四例」，見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44-150。
[19]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41 〈宋均傳〉，葉13b—14a.
[20]《後漢書》卷41之〈校勘記〉，頁1422。
[21]又可參考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卷1上平聲二冬「宗」（上海：商務，1948年，頁97）；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1《歷代三寶記》條（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8—10）。
[22]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6 〈沖帝紀〉，葉14b。
[23]見《後漢書集解》卷9 〈獻帝紀〉，葉3b。
[24]見中華本《後漢書》，頁393。
[2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88 〈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607。
[26]徑改中亦有許多何焯正字的情況，如目錄及正文中改「」為「孝」，卷十八第15條改「」為「秭」等等，然此非校勘，本文不論。
[27]《後漢書》卷1上 〈光武紀〉，頁42。
[28]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27，葉15a。
[29]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2 〈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57。
[30]見中華本《後漢書》卷27之〈校勘記〉，頁953。
[31]《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403。
[32]《後漢書集解》卷20 〈銚期傳〉，葉1b。
[33]《後漢書集解》卷19 〈竇夔傳〉，葉12b。
[34]《續漢志集解》第2 〈律曆中〉，葉1b。
[35]《續漢志》第2 〈律曆中〉，頁3044。
[36]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17 〈是應篇第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00），頁752。
[37]《續漢志》卷29 〈輿服志下〉，頁744。
[38]漢·應劭，《漢官儀》，見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84。
[39]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64 〈禮二十四·五輅〉（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789。
[40]《後漢書》卷20 〈祭遵傳〉，頁744。
[41]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3，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020冊，頁353。
[42]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附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67。
[43]汪紹楹，〈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3(1963): 54。
[44]相關論述，參見倪其心，〈「不校校之」與「有所不改」〉，見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307-316。
[45]參見吳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1995): 24-33；林崗，〈評點學的淵源〉，見氏著《明清小說評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44-57。
[46]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3 〈文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86。
[47]清·徐珂，《清稗類鈔》〈考試類·何義門為不殿試之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683。
[48]見何焯，《義門先生集》卷3，葉3b，葉12。按，此處「竹汀」當為「竹垞」之誤。錢大昕（號竹汀）未嘗貶斥義門，反而肯定其功，《清史列傳》卷71 〈文苑傳二〉（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04冊，頁838）載：「錢大昕嘗稱其（何焯）考證《漢書》最有功。」而朱彝尊（號竹垞）與何焯頗有交惡。
[49]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4，《叢書集成初編》據連筠簃叢書本排印，頁430-431。
[50]沈彤，〈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見《義門讀書記》，頁1277。
[51]見《後漢書》卷62 〈荀爽傳〉，頁2057。
[52]《後漢書》卷35 〈鄭玄傳〉，頁1209。
[53]《續漢志》第26 〈百官三〉，頁3599。
[54]《後漢書》卷27 〈宣秉傳〉，頁927。
[55]《續漢志》第26 〈百官三〉，頁3600。
[56]《後漢書》卷27 〈宣秉傳〉，頁927。
[57]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48。
[58]《後漢書》卷61 〈黃瓊傳〉，頁2036-2037。
[59]《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頁739。
[60]《續漢志》卷26 〈百官三〉，頁3593。
[61]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86-513。
[62]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50-451。
[6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20 〈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173。
[64]《廿二史劄記校證》卷5「東漢宦官」條亦曰：「和帝……乃獨與宦者鄭眾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見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08。
[65]《廿二史劄記校證》卷5，頁112。
[66]《後漢書》卷47 〈班超傳〉，頁1594。
[67]《後漢書》卷13 〈隗囂傳〉，頁532。
[68]《後漢書》卷13 〈隗囂傳〉，頁520。
[69]《後漢書》卷13 〈隗囂傳〉，頁525。
[70]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後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230-1231。
[71]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26 〈職官八〉，頁732-733。
[72]何焯，《義門先生集》卷9，葉10b。按，《歐陽行周文集》題為康熙乙丑（康熙二十四年），而此「乙」或為「己」之誤。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九：「《歐陽行周文集》十卷，校本。唐歐陽詹撰，有李貽孫序，吳丈頊儒傳錄，何義門氏校本。何題記云：『康熙己丑。』」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九：「《歐陽行周集》十卷，舊抄本，何義門校本。唐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敎晉江歐陽詹字行周撰，李貽孫序。何氏手跋曰：『康熙已丑。』」據其著錄，知兩書為同一版本，其中的何焯題記更為可信。則何焯校《歐陽行周文集》當在康熙四十八年，而非康熙二十四年。見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常熟瞿氏刻本），卷19，葉33a；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1882]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刻本），卷69，葉14a-15a。
[73]何焯，《義門先生集》卷1，葉6a-6b。
[74]汪紹楹，〈阮氏重刻十三經注疏考〉，《文史》3(1963): 54。
注：本文发表于《汉学研究》第38卷第2期（2020年6月），此据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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