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是很多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唐朝除了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外,也曾有过虚弱,有过屈辱。这个强大的王朝也曾对外称臣。
突厥是中国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内因讧,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末天下大乱,东西两大突厥部落看准时机,迅速统一,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早在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北边的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可恶的是,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金银珠宝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而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从隋炀帝大业七年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大小不下100支反隋起义军,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在这个各方虚弱的时候,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正式起兵。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父子两选的时候确实好。
就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这个“捡漏王”又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赠与马千匹表示友好。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凭空增加了声势。这对于刚刚发家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陆。突厥颉利可汗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
从617年到629年的这十二年里,雄材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终于在贞观三年(629年),的历史,李世民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十二年的阴影,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太宗当面数明颉利的罪状,但仍授他官爵,赐田宅,把俘获的部众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担任都督加以管辖。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这种宽容政策也使得各族首领纷纷上表“相率内属”,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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