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车拉走犯人那一刻，也拉走了我懵懂的关于死亡的最后一点质疑——它们与现实如此之近，让生死短兵相接。
《艳阳高照》
撰文、摄影：周裕隆
小时候读《红岩》，读到江雪琴英勇就义，我除了眼前冒出青松、远山、和即将初升的太阳，还悄悄幻想着女英雄的脸，幻想她的身材，以及悲风吹过脖颈撩起的发丝。那一刻，女主人公的样貌格外曼妙迷人，令我恨意盎然。还比如刘胡兰，她牺牲时才十五岁，简直是个青春期不久的萝莉。
但我对死刑更深刻的体会并非来自书本里的革命先烈，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成长经历。 1983 年 8 月，国家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俗称“严打”，历时近三年半。它不仅缩短了法律程序的时间，并规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处以刑法规定的最高刑，直至死刑。
那段时间，我所在的县城小学常常召集全校师生集体参加死刑犯的公审大会。我们乘坐大巴到一个叫“东大坡”的体育场。从看台到操场中央的草地，陆续坐满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孩子。大会开始。十几名犯人由警察押上主席台，站成一列。他们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低着头。脖子后面插着一块长条木板，上面是诸如强奸、杀人，抢劫等耳熟能详的罪名。一块写着姓名和年龄的牌子在犯人胸前沉甸甸地垂下。那些字被一个巨大的鲜红色的“ X ”覆盖，格外醒目。犯人的容貌我无从记得。事实上，我距他们大约有一二百米，完全看不清脸。但在当年我幼小的心里，那必定是一张张可憎的面孔吧——与我所见过的文艺作品中的坏人一样，穷凶极恶，或贼眉鼠眼。主持人宣读完犯人们的罪行，有各校的优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她们大多是女生，长得正义凛然般端庄。她们站在距犯人几步之遥的话筒前，许下好好学习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四化建设贡献终身等诺言。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犯人们被押上绿色的军用卡车，拉往刑场执行枪决。那些卡车开得很慢，车载的大喇叭挂在后斗，宛如两只铁青色的牵牛花。里面反复播放着犯人的罪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宣传口号。
这许多年过去，回想起当年那些死刑犯里有很多也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孩子。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模糊，变成很久很久没有提及的辞藻。我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心里，去往刑场的路是怎样的长度。我隐约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天空晴朗得只剩下太阳，空气里带着粘稠的味道。刑车拉走犯人那一刻，也拉走了我懵懂的关于死亡的最后一点质疑——它们与现实如此之近，让生死短兵相接。我甚至为自己目睹了他们跌跌撞撞被推上刑车而感到愧疚。但他们毕竟是“坏人”，是除了“好人”的另一种人。当游街的队伍从我和同学的视野里消失，我知道即将有人从此彻底消失了。在经历短暂的“感伤”之余，那件事很快变得无足轻重，那一天我们最开心的其实是不用上学。
很久很久之后，我看到一则消息：“严打”期间，北京有个王姓的女大学生因在玉渊潭裸泳被抓获。经查，王某又与十多名男性有“不正当关系”。她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死前，姑娘留下一句话：
“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二十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
我再次想起小时候那个艳阳高照的下午，想起刑车远去时马路上汹涌而至的围观的群众，想起日落前活生生的十几个生死两隔。
拍这组照片前我并非有意和那些往事联系在一起，我去掉了帽徽，服装也略早于那个时代。我自以为曾触动我的事件必将成为我心里崇高的佐证，撒下自强不息的种子，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我依旧遵循世界的皮儿而生活。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此刻，我正以高尚作为通行证，堂而皇之地回首阅读那些卑鄙者的墓志铭。
视频对我来说永远是“处女作”。背景音乐选自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一段。唱词道：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
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
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白)看，云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清秋光景。”
两千年前的那天晚上天气真好，虞姬一定不情愿相信死之降至吧。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死呢。
201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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