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不会给陌生人一个团圆的祝福

日前，腾讯与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一个社会实验：请一位真实的流浪汉与一位假扮的“流浪汉”，在北京和广州的街头，向路人借手机一用——要过中秋节了，给家人报个平安，结果当然并没有出乎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刻下的社会印象之外：总共向300多个人去借，愿意借的人寥寥无几，甚至还遭到了恶语相向。

这是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社会实验，结果虽然不在意外，但视频中的一些镜头和言词，仍然触人心弦，耐人回味，令人沮丧，也许这就是影像的力量吧。我在想，跳出这种情绪，去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假如我正好是被问到的路人之一，我会怎么选择呢？我会爽快地借给他吗？坦率地讲，答案是，我真的不确定。理由并不是我冷漠，而是我“脆弱”——一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脆弱感。

第一，正像视频中所表现的那样，流浪汉是可以假扮的，除了作为一项社会实验的善意的假扮，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是恶意的假扮，即如人们常说的“骗子”。那么，对我而言，“流浪汉”首先并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要加引号的需辨认的情况。这个社会实验提出的，首先不是一个“借还是不借”的问题，而是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认同问题，测度的是当下的社会信任指数和社会认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向了一个更为幽深的层面。

第二，选择去相信一个人、一件事，从根本上来说，总是意味着一种冒险，一种勇气。因为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当然了，风险（risk）不等于危险（danger），也隐藏了收益（profit）。例如人们愿意为了爱情去冒险（去相信一个人），为了成功去冒险（去相信一件事），但相应地也会对风险概率进行估计。如“看上去不像好人”这种话即是一种风险估计，这种“估计”有时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但社会习俗、日常经验和刻板印象会作用于这种个体无意识，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复数）往往又起着关键的塑造作用，一个社会的意识状态假如被媒体舆论所主导，人们可能就会丧失对真实的社会状态（例如对诸多事实的比例感）的恰当觉知。

具体到这个社会实验而言，路人甲乙丙丁的风险估计，并非骗子的社会真实概率（“骗子没那么多”），而可能是一种经过媒体化的刻板印象（例如一位路人说“现在很难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与从自身利害出发而综合后的“心理概率”——“好人”还是“坏人”？“流浪汉”还是“骗子”？

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对半开”的风险估计模式，可能已经是一个无意识层面的状态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采取“安全最大化”的选择策略，即把事情以最坏的状况来估计（也即“底线思维”）然后做出抉择。当然这种“抉择”未必会在头脑中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但身体“用脚投票”已经是“最坦率”的“判断”了，这亦可视作是一种对“判断的负担”（burden of judgment）的逃避，一种不进行判断的判断。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手机，尤其在智能化以后，已经不单单是一部上千元或几千元的物品，而越来越相当于人体的一个器官、个人社会关系的枢纽和“自传式的个人档案馆”，甚至（对于有的人而言）还藏有“手雷”一样的秘密。如果万一丢了那实在没什么脾气，只能自认倒霉，但如果主动用自己的手机去冒险，那就另当别论了，的确不是“帮人一个忙”那么简单的逻辑。视频中一个女孩所说的“你不会拿着我的手机跑了吧”并非不可能成为事实，那接下来可是一连串的麻烦啊，在这个社会成本如此高昂的时代，那干嘛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我们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对流浪汉的拒绝可能就是一种下意识或者说无意识的反应，事后反思时才会进入一种意识状态，甚或是理性状态，为自己寻找合理化的理由。那么，我个人之所以回答“不确定”，原因之一就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在那一刻的真实反应，会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如果是前者，我更不确定其所受到的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程度。但在看了这个社会实验尤其是有了这番思考之后，我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会做出“有意识的选择”的。

第三，完成了“信还是不信”的抉择之后，才是“借还是不借”的问题。当然，不相信的，自然就不会借了，但相信的，也未必会借。例如视频中那位说“活该”的女子，即便她相信这个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真的流浪汉，她也不会借，因为像流浪汉以及类似的弱势者，在她的价值观体系之中得不到认同，她觉得这些人都是“不靠自个能力”。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她还年轻，还不懂得人的命运不仅仅是一个能力问题（况且，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来说，人应该享有“拥有某些能力的权利”，rights to certain capabilities），还有天赋、出身、机会和不测之祸等等太多偶然性因素左右着人的一生际遇。就像一个跟帖所说的，“谁敢保证他的今天不是你的明天”。

正是这种偶然性成为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理论根源，一个正义的制度安排正是对人类命运之中不可消除的偶然性（也即我们说的“无常”）的一种“抵偿”——对积极的偶然性（例如天赋、出身和运气等碰巧处于优势的一种状况）进行一定的抵消，对消极的偶然性（例如天赋、出身和运气等碰巧处于弱势的一种状况）进行一定的补偿。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之中，也即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处于优势者还是弱势者的地位时，理性的人自然会接受这种旨在平衡优势与弱势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制度安排。

如果一个社会奔驰在与此相反的方向上，必然会导致千姿百态的阶层失衡、社会失衡与心理失衡现象，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性会更倾向于投机而不是创造，相应地也就会“好人越来越少”“骗子越来越多”。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弱势者”在艰难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与此相反，一些人却以牺牲尊严为代价成为了所谓的“优势者”），视频中的“小广西”正是这样的人，尽管他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没有本事那是我个人的命运”，但他20年来辗转于广东各个城市，“曾丢失手机又挨饿7天，都未曾开口向路人借过手机”，“甚至从未靠乞讨维生”。

“信还是不信”这一环节就会刷掉大多数人，“借还是不借”这一环节还会淘汰一批人，最后选择了“信且借”的人便“寥寥无几”了——此刻我们也可以再次体会一下那句话：“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这种并不令人意外的结果当然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直接相关。在我看来，那些“信且借”的少数派，真的很了不起，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做了我们这个犬儒主义（其特质就是不相信一切）时代的“英雄之举”，他们是我们微观的日常生活中敢于超越自身“脆弱感”的当之无愧的英雄。

对于我而言，正如前面所说，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第一环节过关，但第二环节我敢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一点人生经历和一番理论思索后，我觉得，我越来越懂得“命运”两个字中的忧郁内涵，很愿意去换位思考、并对他人“同情之理解”。不过，经过了这一番有意识的思考之后，如果在现实中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不想成为在第一环节就被“刷掉”的人，因为这也触及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问题。

总的来说，这个社会实验测度出的这种并不令人意外的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挑战，即如何重新建立我们的社会信任与认同的问题。既然我们业已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利于每一个人身心健康的社会状态——最终会躯体化到人们的形貌、体态与气质之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做点什么，去改变它。

改变首先需要的便是“冒险一试的勇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呼吁一种社会信任，那就相当于要消除漩涡而又不改变造成漩涡的河流结构，显然是荒唐悖谬的。如果说社会信任问题是漩涡，那么，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问题便是河流结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探究我们究竟应该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进一步来说也就是，“我们是谁（identify），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并不是什么不接地气、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取其日常语境中的含义），而是会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念与一行一动的具体而微妙的抉择取舍之中的东西。它从根基上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是高还是低，决定着我们是坚持“选择善良”，还是成为一个“最终令自己讨厌的人”。

如法国组织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所说，“事实上，我们人生的最大失算即在于对蕴藏于自身的巨大潜能竟然浑然不知”。我们对自身“巨大潜能”的发现以及不遭异化地实现，正是蕴含在这样的究底追问与对一个罗尔斯意义上的正义社会的不懈追求的过程之中。中秋佳节，向家人报平安、向友人送祝福亦或阖家团圆之际，或许也是我们该想一想这类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