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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温克坚
卡扎菲终于死了！2011年10月20日，躲藏在排水管道中的卡扎菲被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武装人员逮捕，随后在押送过程中受伤身亡。
卡扎菲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利比亚民众涌上街头热烈庆祝！对于利比亚人民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时刻感到屈辱和恐惧的时代的死亡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虽然庆祝一个人的死亡显得有些不厚道，但是一个像卡扎菲这样恶贯满盈的独裁者的死亡，无疑是正义和文明的胜利，无数中国网民也为这个消息拍手称快。
那些沉迷于所谓的“西方阴谋论”和被所谓的“国家主权论”所遮蔽的人士应该去梳理一下卡扎菲政权的邪恶记录。撇开历来的对内高压统治、对外支持恐怖主义等劣迹，仅是今年中东molihua革命传播开来，利比亚民众开始公开表达抗议之后，卡扎菲动用武装力量，包括飞机大炮，展开对民众和反对派的追杀，就已足够骇人听闻！卡扎菲的做法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就连一向对卡扎菲政权庇护有加的俄罗斯和中国都看不下去了，没有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制裁动议。而国际刑事法院也发出逮捕令，声称已经掌握足够证据以”反人类罪”来起诉卡扎菲。
卡扎菲曾经不可一世，他用铁腕统治了利比亚42年，控制着利比亚政权的所有关键部门，攫取了巨额财富，可以花费巨资收买雇佣军为他卖命，因此他从来没把那些挑战者放在眼里。可是暴虐的统治之下，利比亚民众虽然被迫在公开场合表示效忠，内心其实对卡扎菲已经恨之入骨，因此武装反抗卡扎菲的战斗一旦打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卡扎菲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经过八个月的酣战，在北约为主的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卡扎菲的军队节节败退，终于在今年10月20日以卡扎菲的死亡宣告了利比亚的完全解放。一个罪大恶极的独裁者对民众的滥杀，激发民众的武装抗争，在外力和道义力量的支持下，独裁体制溃败，独裁者死亡，这就是卡扎菲模式。
对于卡扎菲个人来说，不但自己暴尸街头，而且众多儿孙也陪着他一起丧命。历史记录表明，独裁者不但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往往也给自身以及其家庭带来灾难，这是令人同情的悲剧。
毫无疑问，卡扎菲模式包含了暴力、武装抗争，是社会转型中代价高昂的方式，比前期发生的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政治转型显得更加惨烈。但是纵览利比亚近期的一连串悲剧，这种代价的责任在于卡扎菲的暴虐统治，而不是民众的反抗。哪怕是那些抽象层面反对暴力、反对革命的论者，只要他/她严肃认同民主体制和人权价值观，那么也没有理由反对这种转型模式。作为对比，如果继续让卡扎菲维系统治，情形会怎样呢？那肯定意味着更多的人权灾难，更多无辜者的死亡，整个社会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卡扎菲模式虽然代价沉重，却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转型预先排除的一种选项。
有意思的是，当卡扎菲被抓他的士兵所羞辱的时候，显得有点茫然，他问抓捕他的士兵，“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士兵们给了他最后一枪回应了他的疑问。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一个被万民所仇恨的独裁者，对于自己和民众之间紧张的关系甚至浑然不觉，总以为自己会受到万民拥戴，总以为自己能操控民众。这其实不难理解，在独裁体制下，任何挑战信息和真实信息都无法被传递，独裁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中，直到有一天被推翻。在这方面，人类历史充满了类似的荒诞剧，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先例，卡扎菲不过是又一个新的记录而已。
卡扎菲的死，对于任何一个迷信武力、迷信威权的统治者都应该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旧的统治模式无法维系，面对要求变革的民意洪流，叶公好龙、闭目塞听是包含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不但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对独裁者及其家人的生命也会构成重大威胁。
所幸，同样是罪恶累累的独裁者，人类历史还提供了另外的应变版本。印尼的苏哈托同样统治印尼超过三十年，铁腕统治造就了无数灾难，但是当1998年变革大潮涌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负隅顽抗，选择了让步。之后的印尼民主政府对苏哈托提起了法律诉讼，但是毕竟苏哈托及其家人避免了暴尸街头的命运。
正处在政治转型进程中的缅甸，同样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镜鉴。统治者主动寻求和政治反对派的对话和和解，政治精英通过谈判共同推动和看护社会的转型。缅甸总统吴登盛就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是下一个卡扎菲。
人类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普世价值和观念力量的驱动下，社会发展层面会形成某种共时性效应，那就是政治制度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对权力形成制约，独裁体制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任何试图对抗这种主流文明，对抗社会演进潮流的做法无疑都是愚蠢的。那些不愿悲剧重演，那些对人类生命尚保持某种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们，那些对独裁者有消息管道的，那些可能影响独裁者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尤其重要的是那些独裁者本人，都应该接受这样一种警告：从卡扎菲的命运中得到警示，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
套用莎士比亚的那个诘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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